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2005 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為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畫,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國家興衰的原因,一直是熱門的研究主題。過去已經有許多學者嘗試從地理、文化或是領導者無知的角度切入,試圖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會成功,有些國家卻會失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是兩位作者投入 15 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另一個影響國家成敗的因素 — 制度。
政治和經濟的制度決定了國家社會生產和分配資源的方式,國家如果能透過制度保護人民的財產權,人民就會有誘因尋找創新機會;反過來說,國家也可以透過制度來控制人民,強奪他們的財產,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民往往不會有動力進行創新研究。
對應於上述兩種治理國家的方式,兩位作者將前者定義為廣納式(inclusive)制度,將後者定義為榨取式(extractive)制度,並從歷史中挑選了非常多國家的發展案例,來解釋制度是如何造成近兩百年內國家之間形成的巨大貧富差異。
廣納式經濟制度,容許並鼓勵人民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例如向銀行貸款、合夥成立事業、投資創新研究等等,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制度裡,做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要建立廣納式的經濟制度的核心前提是,人民必須獲得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否則當人民預期自己的努力成果,最後終將被政府沒收,就會喪失打拼的誘因。實行廣納式的經濟制度的政府,必須維持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的基礎建設與服務來促進經濟活動,並確保所有人都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或締結合約。擁有廣納式經濟制度的國家,如美國、南韓。
榨取式經濟制度,高壓脅迫大多數的人民,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力、收入和財富,來圖利少數的菁英和政府官員。採用榨取式的經濟制度的社會,人民無法擁有私人財產,也無法自由地做出經濟決定,政府不在乎環境是否公平、法律是否公正,而是專注在利用教育宣傳政治理念,或是以各種手段來脅迫人民進行國家想要的勞動。擁有榨取式經濟制度的國家,如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北韓、蘇聯、中國。
雖然榨取式制度充滿負面的特徵,但它還是有可能創造出跟廣納式制度相同的經濟成長幅度,原因是國家能有效地動員全國,將資源集中投入到產值高的產業,在短期間創造亮眼的成績;但是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人民逐漸掌握新的資源與技術,榨取式政府會開始擔心政權受到威脅,進而出手沒收人民的財產與事業。這就是為什麼榨取式國家的經濟成長通常很難長時間保持下去,以及無法像廣納式國家一樣,不斷推出破壞式創新。
兩種經濟制度雖然南轅北轍,但是它們卻有一個共同點:政府必須具備中央集權的能力。有了中央集權,政府才能在廣納式社會中扮演公正的第三方,依法執行公權力,維持公平自由的環境;或是在榨取式社會中搜刮國家的資源與武力,奴役人民,確保人民沒有反抗的能力。若政府無法將權力集中,就會像非洲的索馬利亞,多個部落之間為了搶奪權力與資源,時常發生動亂,無法建立任何國家的秩序。
英國在 1688 年爆發的光榮革命,是英國開始朝向廣納式國家的關鍵時刻。促成光榮革命的主要團體輝格黨,代表的是新興起的商人和經濟利益,在 1714 到 1760 年主導著國會,卻開始像過去王室一樣,掠取人民的權益。老百姓不斷受到輝格黨的侵擾,因而扮演「黑面」在各地群起反抗。儘管輝格黨強勢通過黑面法案(Black Act),新增許多理由來將黑面判處絞刑,但是光榮革命後法治觀念已漸漸普及,法官曾經因為蒐證的方式不合法,判決黑面無罪釋放。
過去的國王若不滿判決,可以直接免除法官的職務,但輝格黨卻沒辦法如此橫斷專行,因為光榮革命是由仕紳名流、商人、實業家、輝格黨和托利黨所組成的大聯盟,推翻專制政權並且分散權力,形成了政治的多元性。統治階級的合法性建立在依法行事的基礎上,一旦試圖破壞這個制度,就會失信於其他團體和所有人民。
廣納式制度建立在兩個事實上,其一是統治階層權力的行使受到制約,其二是社會上政治權力分配是多元的。因此,廣納式制度使所得的分配更為平等,社會中更多的人民獲得權利,因而削弱統治階層復辟專制的可能性,使政治場域更趨於平等,形成一股良性循環的動力。廣納式的政治與經濟互相支持,使英國一步步地轉變為成熟的民主自由國家,成為孕育工業革命的溫床。
雖然良性循環的動力能幫助維持廣納式制度,但是廣納式制度還是有可能遭受到嚴峻的挑戰而崩解,例如 1745 年斯圖亞特王朝的小僭王曾入侵到倫敦周圍,試圖推翻光榮革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或是英國內部菁英階層曾經想要以高壓手段遏止政治系統進一步開放。事實上,這些歷史事件的成功或失敗存在著偶然性,若是任一事件的結果翻轉,今天的英國可能就不是這樣了。
西非國家獅子山在 1896 年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在殖民期間,基於統治的目的,興建了鐵路通達各個地區,以防止叛亂。獅子山在 1961 年獨立,並在 1967 年由北部林巴族人(Limba)史蒂芬斯(Siaka Stevens)取得政權。此時英國建造的鐵路已經轉而支持經濟活動,運輸咖啡、可可及鑽石出口,其中咖啡和可可的種植戶都是位於南方的曼德蘭,而曼德人在選舉時並不支持史蒂芬斯。史蒂芬斯為了掌握權力,停止興建通往曼德蘭的鐵路,甚至把鐵軌和車輛全部拋售,寧可犧牲獅子山的經濟成長,也要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
除此之外,殖民地獅子山與獨立國獅子山之間還有許多制度上的延續,例如英國設置產銷協議會向農民徵稅,獨立政府變本加厲,稅率更高;英國指派大酋長進行間接統治,獨立政府繼續沿用此殖民制度於鄉村治理;英國建立的鑽石獨佔事業排除了非洲人的參與,獨立政府依舊如此。獨立後的新政府雖然替換了殖民地政府,但是權力行使依然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只要繼續沿用榨取式制度,財富就能滾滾而來。
獅子山的發展,可以說是惡性循環的最佳寫照。英國殖民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原本人民期待在獨立後能夠改頭換面,但是獨立後非洲的政客依然樂於沿用這些榨取式制度,甚至變本加厲。榨取式制度犧牲多數人民的權益,來成就統治者與少數菁英的利益,這些人因此擁有了更多的資源,可以建立自己的軍隊、收買司法、操縱選舉,讓他們有更高的機會可以繼續掌權,形成惡性循環。
從歷史來看,惡性循環並非無法打破,但是強大的負向回饋,會為惡性循環培養出強大的韌性。單一團體對獨裁者發起的革命,往往只會製造出下一個獨裁者,唯有透過廣泛結盟所發起的革命,才比較可能產生多元的政治制度,制衡權力的行使。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社會的現行制度之所以各不相同,取決於過去的改變,如同基因在演化過程產生隨機的突變或漂移,制度也是。兩個相同的社會,會因為各種利益與權力的衝突,間接產生制度的微小改變。這些衝突無法預測,也無法預料結果,造成的變化也不一定會隨時間擴大。但是當關鍵時刻來臨時,制度形成的微小差異,可能就會引導國家走上不同的道路。
歷史充滿著偶然性,沒有一套理論能夠預測歷史的發展。但無論如何,兩位作者認為這個理論對於政策分析還是十分有用,可以在擬定政策時認清哪些建議是不好的,有時候不犯錯和解決問題一樣重要。
嚴格來說,這本書的理論只是其中一種理解國家發展的視角,在找資料時也發現博客來的留言區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深入討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看看。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在閱讀這本書時的趣事。這本書是我從圖書館借閱回來的,讀到一段在講述「榨取式制度會產生巨大的所得差距」時,在旁邊看到其他讀者的評註「廣納制度一樣製造了巨大的所得差距!」,令我會心一笑。第一次從借閱書籍裡挖到這種驚喜,原來這就是漂書的魅力,很感謝這位讀者激發了我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