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線無戰事》為德裔美籍作家埃里希・瑪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 1898-1970)於1928年開始連載的半自傳小說,並三度搬上大螢幕。然而現實的埃里希最後倖存下來,並將對戰爭的省思寫成小說,電影則以悲劇收場。
本片背景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在法國境內西部戰線之壕溝戰,1917年春天, 17歲的主角保羅(Felix Kammerer 飾),某日與同學一同應徵入伍支援前線,親眼目睹了戰爭的無情與荒謬,除了同伴被炸死、陪伴著敵人在眼前失血過多死去,又幸運躲過好幾次前線衝突後,好不容易等到了停戰協議,卻因為前線將軍為了在停戰前打一場勝仗,在離停戰前15分鐘(900秒)再度偷襲進攻。
西部戰線1918年11月11日停戰,德意志帝國代表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 1875-1921)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代表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 1851-1929)於是日上午5時簽訂停戰協議,即「康邊停戰協定」又名「第11個月的第11天的第11個小時協定」,預計上午11時生效。
停戰的一瞬間像電影喊卡一樣,敵人瞬間成為路人、敵意頃刻消失,突然從社會所賦予的軍人角色回到人與人最初的關係。臉色蒼白、面無表情的保羅,宛如棋子,任當權者玩弄,戰爭到底為的是什麼?
「1914年10月敵對開始沒多久,西部戰線就變成了戰壕之戰。到了1918年11月戰爭結束時,前線幾乎沒有變動。超過300萬名士兵死在這裡,通常只是往前推進幾百公尺。第一次世界大戰,有將近1700萬人喪失性命。」
俄國軍事歷史學家馮克勞塞維茲在其《戰爭論》表示:「戰爭不過是政治手段的延伸。」身為升斗小民上了戰場後,我們有選擇嗎?唯一的選擇難道只剩你死或我亡嗎?為了維護國家、維持政權,一定需要暴力嗎?難道就沒有非暴力、和平的手段嗎?
首先,權力即是一種暴力,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便存在暴力的可能,如:政府對人民、富者對貧者、主管對下屬、長輩對晚輩。故歷史是當權者(國家)的歷史、文明的歷史,即歷史是國家暴力文明的歷史;其歷史自然忽略無權力者、無名小卒的歷史,如:剝削、貧窮不會成為事件被寫進歷史。
然而,何謂非暴力與暴力的關係?非暴力相對於暴力,即是一種烏托邦對意識形態、應然(價值)對實然、可能性對行動、未來對過去與現在、目的對手段、偶然(不一定成功)對必然、反思的對自然的關係。非暴力是種烏托邦的理想,其手段(方法)與目的(結果)都必須是非暴力的,若目的是非暴力卻必須靠暴力手段達成,便不符合非暴力的條件,如:透過暴力將獨裁者趕下台。
接著,非暴力是否有成為歷史的可能?如:甘地的不合作運動,在反對英屬印度政府的壓制政策下,甘地透過絕食表達抗議,並要求印度人不納稅、不入公立學校、不到法庭、不入公職、不購買英貨,甚至為了展示抵制英貨的決心,號召群眾焚燒英國工廠傾銷給印度人民的衣物,最後促使英國政府頒布新憲法,讓印度逐漸自治。然而,焚燒是否也是一種暴力?暴力與非暴力的關鍵在於,是否有人傷亡,若僅是經濟利益的損失,或影響他人工作權益的損失而無人傷亡,即是一種非暴力的手段,如:交通運輸業罷工。非暴力作為手段,要能成為歷史,還是必須進入「政治」層次,即法制化、成為公權力才有影響力。
國家、政府的暴力除了表現在警力、軍力之外,更表現在無微不至的「公權力」上。法治國家並非無暴力,而是透過「法」來包裝暴力、合理化暴力、執行暴力,如:透過《刑法》執行妨影響人民自由甚至生命的暴力,便是一種建立在「善」之正義上的暴力。為了追求最高善,即共善的社會,公權力(手段)的暴力是必要之惡。
最後,戰爭作為暴力的手段,其矛盾在於,我要不要冒我生命的危險,以便使我的國家存活?殺害敵人的生命(背後是一個個破碎的家庭),為的是自己國家的物質存活及同袍、家人免於受害,若我不動手,我便必須承擔被敵軍殺害、背叛國家(叛逃罪)的責任。然而是否有非暴力的可能?國家的物質並非長久,隨著時間會損壞或佚失;國家的政權亦非常久,會隨著時間政黨輪替。相同的是,永遠存在著暴力(公權力、武力)。故非暴力只是歷史上的偶然,且多半難以成功的偶然。然而,並非表示非暴力、理想就不重要,相反的,正因為非暴力作為歷史的良知,才讓歷史有了希望、從消極的不應該殺人轉向積極的愛人。
回到片中,最後停戰前的犧牲是無謂的、無意義的,因為即便勝利,也不會改變停戰的事實。若當時德軍士兵能以下犯上、能集體勇敢的反對不合理的命令,即便也是一種暴力,對抗公權力的暴力,然而,那樣的暴力卻是可承擔的,有見證非暴力戰爭的可能。國家(暴力)的終結即是歷史的終結,人無法脫離社群、脫離國家,為避免國家的終結,非暴力讓國家有邁向更好國家的可能。故隨著我國近年兩岸敵對升溫,政府研議兵役延長,應先思考的是,兩岸是否有非暴力、避戰和平的可能。
2022/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