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們已講完了「美麗島事件」和1980年代以前的進程,而1980年代以後的民主進程儼然成了爆發性的狂飆,而開啟黨外運動爆發性成長的關鍵,就在於美麗島大審之後「林宅血案」的發生,開始讓民眾改變了對黨外人士的看法,爾後受難家屬和辯護律師團紛紛投入選舉,都大獲民意的支持高票當選,而黨外運動的活躍也在1980年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但當然運動的本身就是流血流淚的犧牲,80年代我們也走過了鄭南榕的殉道、獨台案、江南案...等等的慘痛經歷,最後民主的最後一哩路,我們是如何走過的!這篇也會一一和大家分享!
隨著台劇《鹽水大飯店中》進入到尾聲,主角文欽飽受獄方的種種嚴刑拷打,而好友阿德雖然一直希望能藉由從文欽身上得到情報資訊,換取可以出獄的機會,但直到阿德聽到「林宅血案」的發生,震驚之餘,開始對於民主運動、國民政府的態度產生180度的大轉變,而這也反應了當時台灣人民的心境,面對這樣的慘案,不經開始思考:「是怎麼樣的深仇大恨,竟能延燒到連老人、小孩都要傷害?」
林宅血案發生於1980年2月28日,受害者是美麗島雜誌核心人物,也是當時在黨外政治活動中非常有影響力的林義雄律師與其家人,事件當天不明人士闖入林宅,殺害了林義雄律師年邁的母親以及年幼的雙胞胎女兒,並且將大女兒刺成重傷,慘不忍睹。林宅血案的發生引發了民眾對當局政府的質疑,種種疑點讓人不禁聯想到政治陰謀,至今也未能破案...
台灣民主先驅—林義雄
林義雄出生於1941年8月24號,法律系畢業後開始接觸到的官司案件都是與當時國民黨政府選舉舞弊相關,進一步開始接觸政治,專業的法律素養以及一顆追求民主自由的心,讓他之後成為了當時「五龍一鳳省議員」郭雨新的法律顧問,爾後郭雨新面臨選舉舞弊被做票做掉的窘境時,林義雄也積極為他辯護。
反對不公選舉,寫書揭發選舉真相
當時國民政府不斷打壓參與地方選舉的黨外人士(候選人),還曾出現八萬張廢票的“盛況“,在種種不滿下,林義雄與郭雨新於1976年共同撰寫《虎落平陽?:選戰、官司、郭雨新》;1978年與姚嘉文合著《古坑夜談:雨傘下的選舉》揭開當局政府如何舞弊選舉,而兩本書都遭照查禁,成為禁書。
林義雄與美麗島雜誌
在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後,林義雄成為了美麗島雜誌的核心人物,其辦公室位於住家上方,為其也是盡心盡力的投入,並於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參與美麗島大遊行,但遭到當時政府禁止,導致當日發生衝突事件,而政府於12月13日展開大逮捕行動,林義雄也因為參與該活動而被拘捕。
林宅血案的發生經過
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正在接受美麗島事件審判,但事件當天林義雄家中卻遭不明歹徒闖入,林義雄的母親和一對6歲雙胞胎女兒遭刺殺身亡,而9歲大女兒則受重傷。這是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台灣再度發生的悲劇,案發當日也正巧發生在極其敏感的「2月28日」,無疑又成為了台灣社會史上最深刻傷痕之一。
林宅血案的疑點
林宅血案發生後,台灣民眾對美麗島事件中的黨外人士有了新的看法,因當時所有政治犯都受到嚴格的監控,住家基本上都有特務人員的看守,而兇手竟能夠順利通關進入林宅,並且重下狠手卻無人知曉,許多民眾開始認為是當局政府所為,但怡然此案件目前依然未破案,但兇殘的手段也引起了國際關注。
待著"罪刑"置辦喪事
事發後,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考量到國內外觀感,即刻讓林義雄出獄置辦喪事,林義雄也在知道此事之後,悲痛萬分。但始終在監視之下無法找到理想的墓地安葬至親家人,而服刑期間母親與女兒的遺體一直擺在臺北市立殯儀館而無法安葬,一度造成妻子生活面臨困境,令人心寒。
頂著傷痛,堅信追求民主的心「無罪」!
而當局政府或許也是因為在國際關注的壓力下,讓美麗島事件採公開審判,但在審判的過程中,林義雄即使頂著巨大的喪親之痛,也呼籲法官:「請庭上擺脫我家的血案造成的情感壓力,做出最公正的判決,但我仍然堅信自己無罪。」此番言論,不禁讓人敬佩,在面臨如此浩大傷痛的同時,他仍然要法官不要戴念情感,並堅信自己追求民主的信念無罪。
林宅血案的影響:大眾對黨外的心疼
在美麗島事件後,黨政軍媒體將黨外人士描述成顛覆政府十惡不赦的暴民,但就在「林宅血案」發生後,社會大眾開始對黨外人士紛為同情,並開始思考以往對民主與黨外人士的認知是否有誤,也促使得許多過去不關心政治海內外人士開始關注民主、人權和社會公義等議題,甚至後來紛紛積極投入黨外民主的運動。
林宅血案的發生在當時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應,當美麗島事件進行審判時,林義雄帶著麻木的表情進入法庭,這才讓大眾得知林家遭遇的慘劇。隨著審判過程的推進,施明德等人的辯護詞讓人們開始意識到這些人並非叛亂份子,而是追求民主的熱誠鬥士。使社會輿論逐漸轉向同情黨外人士,並開始對當局的高壓手段產生懷疑和質疑。正如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這起血案雖然尚未有確切的證據指向當局,但即使是輕微的懷疑也足以對當局的統治造成重大打擊。
這一轉變在當時的選舉中得到了顯著體現。受難家屬和辯護律師團,例如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紛紛投入選舉,並且都高票當選。這一現象被稱為「民意再審判」,反映了社會對當局的反感和對黨外人士的支持。
林義雄血案發生在1980年,成為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序幕。隨後發生了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一系列暴力事件,這些事件不僅震驚了台灣社會,也引起了美國的關注,並對蔣經國政府施加了壓力。1970年代以來,海內外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無論是海外的反政府行動,還是國內對異議分子的壓制,暴力已成為當時台灣社會的常態。然而,隨著1980年代的推進,社會逐漸開始反思這種「暴力對暴力」的抗爭方式,並開始主張「非暴力抗爭的社會運動」。
基督教長老教會在這一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長老教會深受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他們積極支持黨外運動,並且在經歷了多次暴力事件後,開始鼓吹非暴力抗爭的理念。許多人,包括林義雄在內,認為暴力只能帶來更大的痛苦和仇恨,因此選擇了以和平的方式推動社會變革。這種非暴力的理念也逐漸影響了台灣後來的社會運動,如野百合學運和太陽花學運。
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成為了台灣思想文化的百花齊放時期。然而,最讓當局頭痛的莫過於鄭南榕主編的《自由時代》雜誌。鄭南榕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經常在雜誌中觸及當局的禁忌話題,例如228事件和戒嚴時期的結束。他為了躲避當局的打壓,甚至準備了四十多張出版證,每當雜誌被禁就換一張繼續出版。
鄭南榕是當時黨外運動中的鷹派代表,他的剛烈性格讓他成為台灣獨立運動的象徵。他不僅在公開場合支持台灣獨立,甚至以流利的台語發表演說,強調自己的本省人身份。1986年,鄭南榕發起了519綠色行動,要求政府解除戒嚴,他利用《自由時代》雜誌為這一行動進行宣傳。不久之後,他因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而被捕,這也為他後來的自焚事件埋下了伏筆。鄭南榕的激進主張和行動,雖然給他帶來了無數的困難和壓力,但也激發了台灣社會對言論自由和台灣獨立的更深追求。
在519綠色行動之後,黨外勢力意識到,如果要進一步推動台灣的民主進程,單靠選舉和辦雜誌已經不足夠,必須成立一個政黨。雖然早期一直有聲音反對組黨,但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黨外的力量逐漸壯大,組黨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
黨外內部對於組黨時機的選擇存在分歧。部分人主張等到打破黨禁、黨禁解除後再組黨,例如傅正,他一直推動儘早組黨,因為他們之前曾有過失敗的經歷。他認為,組黨必須準備充分,名單需要充足,以應對可能的鎮壓。於是,在1986年,他們選擇在圓山飯店的一次「黨外選舉後援會」上臨時決定組黨。這次會議原本計劃討論選舉事宜,但他們突然改變議程,決定成立政黨。
組黨過程中的一個關鍵討論是政黨的名稱。謝長廷提議「民主進步黨」,因為這樣可以避免涉及中國與台灣的省級問題。此外,也有人建議使用「中國民主黨」向雷震致敬,或「台灣民主黨」彰顯民族認同。經過激烈討論,最後決定以「民主進步黨」為名。然而,在組黨宣告後,許多人擔心當局的反應,於是紛紛躲藏起來,準備應對可能的逮捕行動。
出人意料的是,蔣經國這次竟然沒有採取行動,組黨之後的局勢異常安靜。這項反應令許多人感到詬異,蔣經國對組黨的默許引發了廣泛的猜測。有些人認為蔣經國是真心推動民主轉型,願意放手讓黨外力量成立政黨;但也有觀點指出,蔣經國當時年事已高,面對黨外力量的壓力以及美國因江南案施加的國際壓力,他可能不再願意繼續高壓統治。此外,蔣經國在黨內會議上表示:「時代在變,潮流在變,我們執政黨要有新的觀念去應對時代潮流。」這顯示了他的態度轉變。
蔣經國隨後在《華盛頓郵報》上透露,他將在不久的將來宣布解除戒嚴。不過,他的這些言論主要是針對美國的國際社會,旨在紓解國際壓力。
然而,解除戒嚴後的台灣仍然沒有完全的自由。小蔣在解嚴前要求立法院通過了三部關鍵法律──《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動員橈亂時期國家遊行法》和《動員戡亂時期國人民團體法》。這些法律實際上是將戒嚴時期的規定以新的法律形式繼續實施。這些法律限制了言論自由,禁止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言論。儘管戒嚴解除,言論自由仍然受到嚴格限制,公眾如果想要舉行遊行,仍需獲得官方的批准。
在解嚴之後,言論自由的受限問題引發了許多爭議,其中最震撼的事件就是鄭南榕自焚事件。 1988年12月10日,即國際人權日當天,鄭南榕在《自由時代雜誌》上發表了許世楷撰寫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這項舉動顯然觸及了當局的底線,因此《自由時代周刊》迅速遭到查禁。鄭南榕身為總編輯,承擔了全部的文責,並在封面上明確表示所有責任由他本人承擔。當局隨即對他發出了涉嫌叛亂的傳票。
鄭南榕拒絕服從,他聲稱國民黨只能抓到他的屍體,無法捉到他本人。於是,他將自己關在雜誌內,最後選擇自焚殉道。鄭南榕的自焚事件震驚了整個台灣社會。他的葬禮被稱為“大眾葬”,類似於庶民體制的“國葬”,由民眾自發性組織,彰顯了他在民眾心中的偉大。
當鄭南榕的大眾安葬隊伍經過總統府時,另一位民進黨基層黨工詹益樺也選擇了自焚。他身穿「生為台灣人、死為台灣魂」的布條,站在總統府前,面對鐵絲網,點燃汽油自焚,現場觀眾看到這一幕,紛紛跪地痛哭,場面極為悲壯。雖然軍警最終對他實施了滅火,但已經為時已晚。
鄭南榕和詹益樺的行動深受韓國民主運動的影響,他們的壯烈行動反映了第三波民主潮的國際背景。後來,台灣為詹益樺立了銅像,為鄭南榕建立了紀念館,以紀念他們的英勇。鄭南榕的遺孀菊蘭在1989年底繼承丈夫的遺志,參選台北市南區立委並成功當選。
儘管1987年台灣宣布解除戒嚴,但言論自由的限制仍然存在。因為解除戒嚴後的台灣,仍然受到《懲治叛亂條例》和《刑法第100條》的約束,這些法律使得政府能夠繼續以叛亂罪起訴言論不符當局期待的公民(包含台獨言論或是刻意打壓異議份子)。
所謂的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是這麼制定的:「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其中,「違反《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在白色恐怖期間,是為絕大多數政治犯被指控的罪名。
在修正案通過以前,《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於是,無論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在《懲治叛亂條例》的施行下,則通通變成了死刑。
1991年,獨台案爆發,情治人員進入清華大學校園,逮捕了包括研究生廖偉程在內的多名學生,原因是因為他們參加史明在日本舉辦的「獨立台灣會」,所以引用《惩治叛亂條例》的叛亂罪來起訴當時參與的學生,當然又是引起社會一度譁然,也導致數萬名學生開始罷課上街頭。
1991年5月17日,李登輝宣布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和《檢肅匪諜條例》,這標誌著對台灣言論自由的進一步放寬。然而,雖然《懲治叛亂條例》被廢除,《刑法第100條》仍然存在,對思想的懲罰依舊嚴厲。因此,學生們發起了「100行動聯盟」,呼籲廢除《刑法第100條》。經過廣泛的運動和內部和外部的合作,1992年《刑法第100條》最終得到修訂。
修訂前的《刑法第100條》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這一條文沒有明確「著手實行」的具體樣態,只要有反叛的意圖,即使是些微的言行,也可能觸犯內亂重罪。
修訂後的《刑法第100條》規定:「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暴力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此外,2011年對《國家安全法》第二條進行了修訂,刪除了「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限制。
真正的言論自由在1990年代後才開始逐步實現。台灣的威權體制逐漸轉向民主,李登輝時期標誌著這項轉變的重要里程碑,包括「萬年國會改選」、總統直選、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第一次修憲。透過這些變革,中央民意機構得以換屆改選。最終,陳水扁當選總統,完成了政黨輪替,並推動了軍隊的國家化,標誌著台灣民主制度進入了成熟階段。
在我閱讀《鹽水大飯店》的原著《鹽水大飯店-戴振耀的革名青春》之前,我對戴振耀並不熟悉。原因是在他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小孩。此外,他也不是那種政治明星型的大人物,因此很容易被忽視。我喜歡這部影集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選擇了聚焦於像戴振耀這樣的「美麗島事件」中的小人物。當我們談到「美麗島事件」時,大家的焦點往往集中在那八個受軍事審判的大人物身上,如施明德、呂秀蓮、陳菊、林義雄和姚嘉文等。然而,這場事件中也有很多像戴振耀這樣默默付出的小人物,他們同樣為革命做出了貢獻,卻鮮為人知。我覺得這非常可惜。
如果影集選擇那些現今仍在官場上的大人物來講述故事,我相信觀眾很可能會產生某種政治聯想,甚至誤以為是在歌頌某些人物。此外,政治人物本身極其複雜,當我們試圖講述這些仍然在世或仍在政壇活動的人物時,作品本身難免會受到局限。畢竟,歷史的最終評價通常是在人物去世後才敢論定的。比如,李登輝和施明德,大家也是在他們去世後才敢更全面地評價他們。
因此,我特別喜歡影集選擇了戴振耀這個角色,因為他雖然曾經當過官,但總體而言,他更像是一位「革命時期」的人物,而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為什麼這樣說呢?首先,戴振耀並不花俏,他的一生都圍繞著一個主題:「農民權益」。他出身農民家庭,這一背景決定了他一生所關心的議題。通常這種因為自身權益受損,而投身社運和政治爭取權益的人,往往立場能夠超越了黨派界限,因為這不僅僅是選票的考量,而是與他自身經歷與權益緊密相關。
其次,我認為戴振耀相對單純的一點還體現在書中的序言裡,這是其他政治人物對他的評價。邱義仁在序中寫道:「阿耀,長久以來被認為是一個純真的人,而純真在政治圈,通常並不是什麼恭維的話,我們隨著年紀增長,逐漸學會複雜,逐漸學會分別“表裡”,也逐漸學會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不是直線,而是曲線,政治迷人之處,正是在此,政治讓人捶胸頓足之處也是在此,而阿耀就算70歲了,對政治的思考與作為,仍是菜鳥,仍保有純真。」這段話讓我印象深刻,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戴振耀曾經當過官,但他的政治手腕卻始終如同菜鳥般單純。他仍然停留在黨外時期的革命純粹之中,這也使得影集以他的視角來講述「美麗島事件」更加引人入勝。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革命和從政是兩回事。革命是純粹的,大家為了共同目標和理想而努力,但一旦進入政壇,權力的誘惑和政治現實的考量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像民進黨這樣的政黨,成立初期的台獨理念非常強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執政後不得不面對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民進黨的支持者往往對黨有著深厚的情感連結,這也導致了兩種極端的現象:要麼對他們過於苛刻,要麼對他們過於寬容。這是因為大家依然「以革命時期的黨外標準」來衡量已經進入政壇的民進黨。
然而,如果我們能夠將黨外革命和已經從政的民進黨區分開來看待,就不會對他們過於嚴格或過於縱容。政治本質上是極其複雜的,我們不能對其抱有過於浪漫的幻想。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更加理性地看待民進黨的現實處境,理解他們在面對政治現實時所做出的妥協。過度苛責可能會讓他們失去推動理念的機會,而過度縱容則可能助長他們的腐化。因此,我們應該以更冷靜和理性的態度來看待這些政治人物,避免過度情感化的評價。
選舉往往會撕裂社會,特別是當選舉操作鼓吹意識形態,製造對立時,更容易激發民眾的情感。然而,民主的真正價值在於主權在民,而非盲目追隨政黨或政治人物。過度神格化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人物,最終只會損害民主本身。
總結來說,面對台灣當前的政治現實,我們應該用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政黨和政治人物,珍惜民主制度,並在做出政治選擇時,超越情感,聚焦於實際行動和政策效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陷入政治的淺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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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39 《鹽水大飯店》下集:轟動全台的林宅血案,竟成就了1980年的民主街頭狂飆!走過無盡傷痛的1980年代,爲後世換來的是民主還是民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