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寫作│文字工作者的痛，文心雕龍懂

在年末趕工時，對〈養氣篇〉特有所感。

「至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為文用思，總是傷命困神的。特別是為了完成工作而寫，又有時間壓力限制時，總覺得自己寫的不是文章，只是腦漿榨汁的快餐飲料而已。

又想起大一那年上文學概論，每週一千字起跳的課堂心得，我偏偏拖拉累積到截止日期前一口氣完成十八周的作業，一晚寫了至少兩萬字。不誇張地說，在打字時真實感覺到生命的急速流失。所以說「才疏而徒速」並非不存在，只是寫出來的也稱不上文章罷了。

寫得快、慢、長、短，和文章之性質，作者的功力、學養有關。然而東西方大抵都承認神思，或言「靈感」的存在，又聽聞許多文字工作者都染上熬夜的惡習，往往得等夜深人靜，才獨自與發光的螢幕奮，說是那時才「文思泉湧」。

如果說為文是言、意、情的流動，是消耗精神以吐出甘露，那又為什麼這麼多人對死線前的創作沾沾自喜？又慣於越來越晚的創作時間？我想除了拖延症的影響外，就是「陶鈞文思，貴在虛靜」。

憶起高三暑假那年，是我離「靜」最近的一次。
那年在台北耕莘文教院有網球王子Only場，讓網路上的同好們有機會帶自己創作的小說、漫畫、周邊小東西等，到現場擺攤位販售，也有時間彼此交流。
販售會舉辦在九月，自五月便確認學校的我，彷彿時間的富翁，有多到令人心顫的閒暇從事創作。那是我第一次自出版小說，在筆記本上寫著、畫著劇情大綱，又抱著筆電一點一點構築起世界──遠離了學測作文，累積了許久卻不敢動筆的思緒，在極致的靜中，得到抒發的空間。

之後陸陸續續寫了不少小說，也為著學分完成多篇作品，寫得更快、字數更多，但再沒有一次像那個暑假，心平氣和，又彷彿遨遊雲霄間的愉快創作。

光是我書寫至此，便有數十則LINE的訊息，又有信件通知再閃爍。
當然，我並不是要一邊享受科技的便利，一邊像不知福的孩子，躺在舒適的環境，虛指世界以指責這個現代社會才有的文明通病。

快節奏、資訊爆炸，這不是時代的潮流，不過是生活的一部分罷了。

於是依然仰賴靈感以動筆的人們開始熬夜了。等周遭都進入夢鄉──或者是朋友與工作的同夥都假定對方已睡覺，所以不會再失禮的傳訊息打擾時──才開始享有「靜」。熬夜是一種竊取，在過了午夜十二點，仍自我欺騙的認定現在是「今晚」，實則和「今早」的自己透支睡眠與精神。

雖然環境變化巨大，書寫從工具到意旨都不大相同了。 但《文心雕龍》探討的寫作本質，其情況至今也無差別。我們或許沒有一下午悠閒坐在書桌前撰稿的餘裕，但總在向生活卑躬屈膝地乞求「靜」。

只是那終究不是劉勰所說的虛靜，只是一種偷竊。
也無怪乎越來越多創作者走向精神或肉體的早衰。

閱讀楊牧的文章，思索著自己──雖然我沒有立志當個詩人，但勉勉強強也算是從事小說寫作的人──對寫作的理想又是什麼？

寫完了，就希望出書，出了，就希望賣完，賣完了，就希望能繼續寫下去。重覆著這個循環，與夢想無關，更沒有什麼對世界的抱負，似乎就只是「無所事事，便繼續寫吧」的心態。

感覺課堂上的、文章所言的，那些對社會的責任、與情感的連結，都離我頗有距離。可能是鍵盤上的敲打太過簡單，所以還來不及思考這些哲理，字就已經一溜煙地飛得好遠好遠。

讀《文心雕龍》，雖然是在分析、認識文章寫作，卻也給我機會反思自己的創作。雖然那些興致而來的小說，或者是那些繁雜的作業，又或者是方格子專欄上的分享、書單，在這樣的標準下，似乎都算不上「文章」。

而什麼才稱得上文章呢？新詩算嗎？矯飾卻喬裝太好以至於真的感動到人的散文算嗎？真情勸說的一封信算嗎？把自己藏在角色後向世界吶喊的小說算嗎？

或許我把《文心雕龍》的標準套用在現代，算是一種強人所難了。文章、文學、文字創作，從載體到意涵既經歷過革新，又被多元詮釋，早不是能簡單歸類的面貌了。

又或者說，《文心雕龍》存有著部份現代主義式的驕傲，一種英雄式的偉大理念。認為世間確實有真理，一切美好具有永恆性，對社會存有樂觀的想像，稱頌秩序與知識，並樂於將這一切主動傳達給世界。
我願意大力拍手讚揚這種勇於批判浮濫華美之風，並欲建立新秩序的氣魄。這確實令人佩服，心裡卻清楚：那是生在後現代所缺乏，又永遠不會走上的道路。

倒不是否認文章存有匡正社會風氣、承載情思意志的可能性，只是在這個去中心化、拒絕固定單一解釋的時代，實在很難對任何事物產生那麼強烈的積極理解了。總認為作者振筆疾呼的所謂真理，不過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對世界的一種詮釋罷了。

於是乎，在質疑《文心雕龍》對文學意義的詮釋時，我其實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他們認為具有意義的文字才是文學，而我認為：我的文字沒有意義，或者說，不需要具有意義也可以存在。

〈情采〉專講內容與形式關係，談及情與文的平衡。讚頌「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是精神有所感，情治自然流露的。批「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認為那是矯揉做作、堆砌詞藻，純粹沽名釣譽。

這讓我想起過去在其他課堂上──因鍾怡雯撰〈神話不再〉一文批評文學獎得主，居然在文中偽造愛滋病經歷，根本是存心欺騙評審以獲得獎項──老師與我們展開一場討論：「散文必須要書寫真實經歷嗎？」

現代文學在形式上的定義往往曖昧不清，但散文大抵而言可以稱是一種「形散神不散」的創作。比起小說由情節串連，讀者通常更期待在散文的文字間，看見作者最坦露的情感──所以，散文可否虛構？

回過頭來看《文心雕龍》，劉勰對作者的期待又是什麼呢？

〈情采〉說：「文質附乎性情」，所以不論質樸或華美，躍於紙上的文字，都必須是依附於作者真實的情知感受。

但什麼才可被稱為「性情」？
我經歷一事的感受；我經歷了事件但沒有感受到，卻希望自己能擁有的心情；觀察他們經驗所感；聽聞他人分享之情感；又或者是如同那位文學獎得主，完全虛構一個故事，把自己投射進去，再寫下其中的感受──可被書寫的感情還有太多面向了，這些都能算是真實的性情嗎？

〈神思〉寫到文章是意、言、情三者巧妙的合一，又試圖探究靈感的來源，說：「故思理為妙，神與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這樣看來，真實性並非以作者的人生經驗為依據，而是看此情是否出自內心。也就回到〈情采〉最起初的批評：為文造情。

這邊倒有點義務論的色彩了。並不是說他像康德，而是與義務論強調本心出發點的想法有些類似。我助人，但若是出自「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緣由，那就與道德的善惡無關了。伸出手時，必須是以對方為唯一目的，而不是我獲得快樂的手段。

行為與結果、下筆與成文都是中性的，差別只在於動心起性的自己。

所以重點不是作者寫了什麼、做了什麼，親身經歷也好、耳聞他人經驗也好，文章真實與否的關鍵，是在於其中的「情」，到底是為了寫而生，還是生而後寫。

這篇其實是我五年前讀《文心雕龍》的心得改作。

得到了一些提醒（譬如一定要養好身體，別熬夜了），有了一些反思（情意是否相符），但當年讀《文心》之後，更多的是對自己的寫作、文字產生很大的質疑，感覺自己相較於所謂的「文人」，就是一坨大型不可回收垃圾。

但痛苦過後，我大概也有些反骨吧？或者是當年就萌生了「我就爛」的自爛式樂觀精神。接受了自己不是文學巨擘，不是天選之人，而是平凡地書寫著平凡的文字。

這樣一想，赫然發現：垃圾如我，居然跟偉大的文學作家有一樣的煩惱？
所以我在寫作時有這些掙扎、苦痛，應該是可以被允許的吧？不需要討厭總是想太多的自己吧？冥冥之中，也在清奇的角度得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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