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作者所關注的與其說是因曝光慾望與自殺的需求所導致的作為自殺形式的大屠殺（例如如其中有Eric Harris 與 Dylan Klebold 在哥倫拜恩校園的屠殺或是趙承熙在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的屠殺，他們都在行動後自殺），不如說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詰難與批判。

作者認為在後現代時期中符號解放了，金錢不是價值的指標而成了動員（mobilization）的因素，動員原指國家戰爭時集結社會成員，而資本主義將戰場轉移至市場，換言之，競爭就是戰爭，競爭就成了生存必須的行動；金錢也成了屈服的工具，無所不在的債務綁縛著人們，新自由主義下公共教育衰頹，學貸的使用使得畢業後必須要從事高風險工作還債，過程中又經層層剝削，這就形成了屈服。

「動員帶來狂熱，最後可能導致恐慌，接著就帶來憂鬱。」

這來自左翼的批判所針對的就是80年代柴契爾夫人後的這股新自由主義浪潮，也就是對凱因斯主義的反彈中，融化了文藝復興與啟蒙時代後的人與自然的邊界，使得自然法則中的適者生存觀被聲稱也存在於人的社會，即社會達爾文主義。

同時，這個時代也是一個資訊的時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在於將產生出異化的結果，作者則提出資訊時代將生成分形的結果，也就是人被分成可被購買的片段時間，人被切割成了具有彈性的商品，從而失去了人的身分認同，工作成為了將重組的符號輸送進入網絡中。我想這也可稱為作者所欲添加的一種異化類型，因為人將失去與自己時間的連結，進而失去自己的時間。且，在這過程中，時間被片段化到最小單位，資本家即可不斷的揀選最小形狀的時間，產生了剝削，然而勞工個人早已破碎，喪失社會連帶，再加上競爭的環境，不僅無法形成認同，更無從抵抗。

故而，作者認為大屠殺的行動不過是這個結構下的產物，行動者也不過是遵守信條的人也，只不過其意識到自己並非最強者亦非最適者，所以才選擇了實現自我與報復，殺人後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