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知名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逝世一百周年，雖然台灣社會學界提及此事者甚少，但在日本政治學界卻有較為明顯的響應，如知名出版社中央公論便出版了兩本韋伯的傳記，一本由東京成蹊大學學者野口雅弘所著，另一本則是愛知縣立大學學者金野原撰述。
然而，韋伯的台灣知識界的影響卻可以說是無遠弗屆的，凡是對廣泛人文社會科學有濃厚興趣的學子，無人不知曉這位《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之作者的存在。韋伯對於資本主義的思考，翻轉了過去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所認為的，資本家僅僅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從事資本主義生產活動。在《新教倫理》一書中，韋伯認為德國北部與西歐北美等新教國家因為宗教信仰中的救贖觀念有助於資本家在精神層次上更積極推動資本主義生產。
除了《新教倫理》給予社會科學學科的啟發之外，更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晚年發表的兩篇演講，分別是〈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Wissenschaft als Beruf)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Politik als Beruf)。前者是勉勵有志於學術一途的學子，該保持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學院裡莊嚴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後者則是勉勵從事政治相關工作者，如何面對德國在戰敗後所面臨的社會亂局，如何保持堅定的信念卻又不致使理想崩潰。韋伯有關政治的演講幾乎可說是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政治哲學的新思路，尤其是他認為一位理想的政治家應該要能在「心志倫理」( Gesinnungsethik)與「責任倫理」( Verantwortungsethik)之間調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快速在歐洲崛起，並且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論蘇聯還是納粹，兩個政權旨在於打倒舊社會，並且創造出符合其意識形態的理想社會，為此不惜以獨裁手段控制轄下領土、侵略並佔領他國以及發明惡名昭彰的集中營和勞改營。韋伯雖然無緣見證到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政治的興起，但他的啟發卻給了後來經歷戰爭並流亡海外的歐洲知識份子相當關鍵的思考方向。
不論是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的「人類條件」( human condition)，還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 Friedrich Heyek)的「自發秩序」( sponteneous order)，又或者是卡爾‧波普( 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 the open society)，都在探討一個社會如何在各階層、團體的相互對話中取得有益的共識，而不至於使某一少數黨派的利益或意識型態凌駕於社會原有的秩序之上。韋伯政治關懷中所念茲在茲的，同樣也是如何保持大德意志帝國的利益，卻又不會為此利益而使國家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同樣，今天在台灣社會，許多台灣有志之士也抱持著和韋伯同樣的關懷，面對中國政權長期以來的威逼利誘，台灣人要如何在民主的社會環境當中尋找一國家利益共識，又不至於使國家的安全受到侵害。韋伯代表的是民主時代的一種新的政治態度，這種態度必然和獨裁政治與極權主義對立，它要求民主社會的政治參與者要有成熟的政治心態，能夠堅定自己的黨派的政治信念，又懂得觀風察勢，選擇對國家整體傷害最小的政治行動：
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 dennoch)，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韋伯如此勉勵政治行動者們，百年以後也同樣勉勵著在地緣政治上受中國「鐵牢」圍困的台灣，保持希望，小心行事，等待帝國崩解，在自由的路上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