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學期的議題電影院「今日香港，作日____」已於週日劃下句點，上週五（12/13）我們有幸邀請到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代理主委楊翠，與同學們一同探討《超級大國民》，並試圖挖掘轉型正義的脈絡，以下是本場次的映後座談紀錄。
對於《超級大國民》這類以歷史傷痛為題材的電影，楊翠老師認為，用藝術的方式去詮釋歷史這件事，毋須太著墨於藝術成就或高度，而是看藝術的觀照放在了哪些面向上，而這非關商業、也非關個人的創作層面。她舉了今年當紅國片《返校》為例，為什麼與《超級大國民》相隔二十五年，卻刻劃著如出一轍的命題？兩者有哪些相似性？相較於《超級大國民》，《返校》這部電影對極權統治、壓迫的處理手法也許終究輕了些，但在藝術上，它確實成功復刻過去的年代感，更進一步來看，它與《超級大國民》的結構其實也很相似，都是從記憶回溯歷史，重回昔時場景的結構，也是主角內心逐步和解的歷程。尤其，轟動全國的「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相當精準地警醒觀眾：對於歷史傷痛，我們當選擇遺忘，抑或記得？
為什麼過了二十五年，一樣的事，如今還要對我們耳提面命？恐怕這正解釋著，遺忘還在持續，臺灣社會迄今仍不願正視歷史。談起轉型正義在臺灣的現況，楊翠老師認為，國人現在的處境是面對記憶的流失與制度性的遺忘，官方訴說以及教育體制的植入，該如何不受其影響，並努力抗爭遺忘，是個艱難的課題；戒嚴持續過三十八年，而近幾年轉型正義備受重視固然是喜訊，我們也不能過分指望其能迅速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畢竟，創傷有多久，我們就越要付出多少耐心。
隨後楊翠老師又提起兩部關於轉型正義及人權議題的韓國電影，分別為《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女兒對不起，爸爸會晚點回家，這裡有事必須完成，有個人我一定要載回來……」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有個人白白枉死，為什麼你會無動於衷？」
——《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有別《返校》扣緊記憶與遺忘的辯證，上述兩部都較著重在「行動」，不僅是思想、感受上的經歷，還有付諸行動。「正義感」透過此，得以在角色身上發酵，一旦角色消失、過去的，就真「讓它過去」了，再無真相；楊翠老師表示，略有研究的人應會發現，《返校》對體制、對行動的描繪顯然過於空洞、浪漫化。
所謂歷史記憶，是國家跟社會所共有的，電影能力有限，並不能將一切交代清楚，事實上，去爬梳、去撥開、去了解真相，那是「我們」的功課，而非電影的。創傷記憶亦然，銀幕外，受難者及其家屬們也迫切需要和解，心的和解、政治的和解，而電影僅僅是做為一個媒介罷了，因為如此一來，才有機會向社會訴求自我創傷和家屬創傷。
楊翠老師還提及家族化的概念，她說，面對歷史議題，當今社會仍停留在以受難者為主體的視角，忽略了家屬，受難者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楊翠老師特別提到女性角色，她解釋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名女性、一名父親的女兒，卻也兼有「匪諜」的女兒、「共產黨」的女兒之名，女性是無聲的、是壓抑非常的，因父親在女性的童年裡，往往是缺席的，生活還可能已經被監控了；她的選擇只有一個，想方設法嫁入好人家，保一生平安，那已是女性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堅強」。
楊翠老師闡述臺灣現今的政治檔案數量已達數萬，其中當然不乏家屬檔案，然而將檔案逐一解密，不單是時間上的浩大考驗，更牽涉到個人，與家族，與公共的連結，極其繁複，需要非常多的嚴密討論。於楊翠老師而言，遺忘與死亡，都不是最好的和解，她相信，只有檔案最有資格發聲。
楊翠老師任職的促轉會成立已屆一年多，雖起步得晚，臺灣的轉型正義工程還停留在最初的階段，與歷史真相密切相關的《政治檔案條例》，更於今年7月才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故「歷史真相需不需要揭露」，社會、上下世代都仍在激烈辯爭。對此，楊翠老師期許，這漫長的路途能夠不斷，就如同「永遠的戰士」的228政治犯黃金島一樣，保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同時，她亦鼓勵在場觀眾參加促轉會舉辦的創作展覽，藉此對歷史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轉型正義就是現在與過去的和解。它絕對不是要社會糾結過去，而是學習如何面對，並且邁向更好的未來。」楊翠老師說道。
原文網址｜原文發布日期2019／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