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臺灣教育困境（二）：提問式教育的實踐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Freire 在第二章中談到了「囤積式 (Banking) 教育」與「提問式教育」的概念與比較。所謂的囤積式教育，是從傳統講述型教學延伸出來的，在這樣的教育模式中，教師和學生的關係是上對下的，並且由教師來決定課堂中的學習內容、目標、進行方式。

相對於囤積式教育，Freire 認為受壓迫者教育學應該實踐的，是所謂提問式的教育。在提問式的教育場域中，師生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被打破，雙方透過平等的對話、溝通，一同建立起學習內容與方向。

在囤積式的教學下，由於內容是教師所決定的，因此，壓迫者將盡可能地將能夠鞏固自身壓迫地位的內容「存放 (Deposit)」至學生身上。在這種情況，學習是反動的，學生被填鴨以既有的知識、價值，而喪失思考的機會，更遑論批判能力，而成為鞏固壓迫架構的工具。

在提問式的教學中，首先要處理的是教師與學生間的矛盾關係，只要在教學過程中仍舊包含以「權威」為基礎的論證行為，例如教師仍舊預設既定的學習目標，便不算真正的提問式教學。

另外，提問只是形式的一種，真正的核心概念在於教師與學生以平等的角色進行對話，而教師在教導的過程中同時也在學習、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也在教導，而「身為學生的教師 (teacher-student)」與「身為教師的學生 (student-teacher)」概念油然而生。反過來說，教師也並非不能提出既有的知識，而只是不能以權威的角色強迫學生接受。

我初次讀到《受壓迫者教育學》，是在杜賓根大學選修批判教育學的時候，這本書作為該堂課主要教材。當時，Wortmann 教授為了實踐其概念，便在整學期的課堂中拋棄囤積式教育的模式。（事實上，教授也開宗明義地說光是他「決定」這麼做，便已不算完全的受壓迫者教育學。）

每次課堂開始前，所有參與者陸續到達教室便圍著桌子坐成一圈，教授可能坐在任何一個位子，而他不會做出任何示意或指令告訴大家要開始討論，而是等待大家自發地針對該週文本拋出想法或問題。

對於這樣的課程進行方式之描述，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教授認說：「我認為這樣的課堂的最理想的情境，是沒有任何人意識到我作為教授的這個身份。」然而，儘管他極度弱化自己的角色，但當討論狀況很不理想的時候，他還是得跳進來引導。

另外，其教授的身份不管如何就是擺在那邊，其他人很難完全忽視，就算看似對等地拋出自己的看法或意見，也還是常常向教授確認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確。不過我認為，由於我們就是習慣既有的教學模式，因此在轉變的過程中有這樣的狀況都是很合理的。

這樣的經驗對我有很大的啟發，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概念也很大程度形塑了我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也盡可能地在各式教育場域中試圖實踐。過去在一些對老師的研習場合中，情況允許時我喜歡大量使用提問、討論的方式進行。

雖然常常會開玩笑說，是因為懶得準備講述的內容和簡報，但實際操作過就會知道，討論課準備起來一點都不會講述課輕鬆。面對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都要能準備好應對方式，因此對內容的掌握度也要更高。

相對起來，講述法不會有太多的突發狀況要反應，一切都在掌握之內，對講師來說輕鬆許多。不過實際操作過後就會發現，以老師們作為對等的主體所一同創造出來的研習氛圍和成果，其效果是更強而且更深刻的。

在臺灣一般學校課堂中，囤積式教育是很常見到的，除了這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教學模式，還要考量到台灣社會文化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本來就已充斥著大量的權力不對等情境，在社會與教育場域的交互影響下，必定體現在教學環境中。

不過反過來說，若我們從教育開始實踐受壓迫者教育學，當孩子從小開始習慣這樣平等的對話、思考模式，在未來離開學校後，便能夠帶著這樣的教育成果，一同重新形塑社會。

不過具體要怎麼實踐，我認為有幾個可以嘗試的方向。首先，在心態上，教師和學生必須盡量拋下原先對各自角色的想像，學生不必是被動接受學習內容、挑戰教師就如同和其他同儕間的討論一般自然，同理，教師也不一定是知識的權威。剛開始一定會不適應，不過長久下來不斷互相提醒自然可以度過。

我們不用試圖一蹴可幾，可以從小範圍的課程開始嘗試起，例如某堂課、某單元、甚至單一知識點。除了師生可以慢慢適應這樣的教學方式以外，也可以從中探討可以改善的地方，後續擴大操作便不至於有難以抹滅的傷害。

要記得，在提問式教學中，教師同時也是學習者，學生同時也是教師，當我們從這樣的角度去思考，就不用去擔心教學的成效不好。因為當課堂是教師和學生一同以對等的身份建立的，每個參與者都能驅動課堂往自己認為理想的方向邁進。

最後，想簡單延伸出另一個議題，我認為社會中有另一個情境，也很貼近上文所述的教育場域，那就是近年越來越常見且多元的議題倡議。在做倡議或推廣的過程中，與教學一般，倡議者或推廣者同樣是在試圖將自己認同的知識或價值傳遞給大眾，並讓其接受。

在進行這樣的工作時，若是倡議者以囤積式教育進行，僅僅將議題以講述的方式傳遞出來，而非與大眾進行溝通，是很難有真正且長久的成效的。作為受倡議者的大部分民眾，各自都有其關心、在乎的點，倡議者透過提問、對話的方式進行倡議工作，可以更真切地與大眾一同建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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