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稍有良知的公眾人物如果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指標作用,許多話在出口之前更該審慎思量。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話出如風,出口容易,要追回可就難上加難。一旦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形成,除非良知泯滅,完全不當一回事,否則日後必然追悔莫及。當年憑著一時意氣大喊「打倒孔家店」的知識分子,後來回頭作了許多補救措施,然而大勢已去,傳統文化這艘船已然坑坑疤疤,真有一回頭已百年身之慨!
台灣從一九四九年勵精圖治,幾十年光陰的積累,成就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社會也相對穩定。一九八○年代,檯面上開始有立委動輒跳上主席台嘶吼,成功搏取媒體注意。此後民代爭相效尤,粗口、打架通過媒體大量傳播。而後是廣告金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風行,滲透民間,歲月靜好逐漸成為令人緬懷的過去。
引領風向的公眾人物對此固然責無旁貸,一般大眾也未必可以完全豁免責任。世風日下的罪魁禍首,政治人物的動見觀瞻是實,然而絕大部分還是透過大眾傳媒。如果傳播媒體有意投合大眾口味,刻意選擇悚動的話題以提高閱聽率,真要追究起來,該負責的究竟是誰呢?當媒體罔顧社會責任,根本無意,或者也無能為普羅大眾提供芬芳的美饌,只能端出腥臭料理的時候,我們這些閱聽大眾是不是也樂於一邊嫌惡,一邊狼吞虎嚥?
自媒體興昌的新時代,各色材料充斥,為求吸睛,自是無所不用其極,手段之惡劣,比起傳統媒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奈地看過媒體,再回頭檢視我們自己的日常。喝咖啡,聊是非,想想還真應了孔老夫子批評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盡是無關宏旨的八卦,不時賣弄點小聰明,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明末大儒顧炎武在明朝覆亡之後,平心檢討亡國原因,提出一個頗為中肯的評論:明代的江山,其實是葬送在知識分子的手裡。北方士人的毛病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呢?「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把顧先生請到今世來,恐怕他連批評的氣力都沒了──明代士人轉世投胎到當代的還真不少。
不說別人,且說我自己,也曾勤於進行毫無意義的閒聊。
生命中曾經有過一段極其低潮的時光,滿腔鬱悶不知向誰傾訴,唯恐變成別人的談資,惹出更多是非。最後總是找上一位守口如瓶的女同事。
這位同事的辦公桌就在旁邊,不但樂意傾聽,還會主動詢問我未及敘述的細節。等到整個事件鉅細靡遺地敘述完畢,善良的同事陪著我一起陷入無助的大網裡,有時義憤填膺,有時哀歎,有時掉淚──然而最後我還是得一個人回去面對自己生命的課題。
所有的談論都只是讓我再一次陷溺在受苦的當下,對問題的解決了無裨益。
這種大徹大悟當然不是在訴苦的當下發生,而是渾渾噩噩許多年之後,才逐漸了悟。那些痛苦的情緒在發洩之後就此蒸發於大空嗎?很可惜,完全沒有。
訴苦只是在複述中不斷複製受苦當下的情緒而已。
我想起那年大刀過後,頭暈的困擾始終如影隨形。有一次去到神經內科門診,說起這毛病。那位李醫師一直都是視病如親的好醫生,對病人說話極其溫和,那回竟然有點嚴厲地回我:「妳不運動,當然頭暈。」
李醫師說的沒錯。我不運動,當然頭暈。
與其抱怨症狀,不如對症下藥。
面對人間的煩惱,我們需要的,恐怕不是一味地傾吐,乃至抱怨,而是平心靜氣,觀照問題所在,而後,接受它,處理它。
這正是聖嚴法師的智慧。他以聽來極其平常的「四它」教導弟子:遇事不是轉身落跑,而是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而後,放下它。面對問題,接受生命必有的考驗,學著以智慧處理。問題能否如願消除?未必。可有無煩惱本是個人主觀的覺受,能處理得掉,當然很好;萬一不是,那就放下。
天道自然,本有定數。處理不了就放下,自去面對其他的功課。
明天,太陽依舊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