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稍有良知的公眾人物如果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指標作用，許多話在出口之前更該審慎思量。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話出如風，出口容易，要追回可就難上加難。一旦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形成，除非良知泯滅，完全不當一回事，否則日後必然追悔莫及。當年憑著一時意氣大喊「打倒孔家店」的知識分子，後來回頭作了許多補救措施，然而大勢已去，傳統文化這艘船已然坑坑疤疤，真有一回頭已百年身之慨！
台灣從一九四九年勵精圖治，幾十年光陰的積累，成就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社會也相對穩定。一九八○年代，檯面上開始有立委動輒跳上主席台嘶吼，成功搏取媒體注意。此後民代爭相效尤，粗口、打架通過媒體大量傳播。而後是廣告金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風行，滲透民間，歲月靜好逐漸成為令人緬懷的過去。
引領風向的公眾人物對此固然責無旁貸，一般大眾也未必可以完全豁免責任。世風日下的罪魁禍首，政治人物的動見觀瞻是實，然而絕大部分還是透過大眾傳媒。如果傳播媒體有意投合大眾口味，刻意選擇悚動的話題以提高閱聽率，真要追究起來，該負責的究竟是誰呢？當媒體罔顧社會責任，根本無意，或者也無能為普羅大眾提供芬芳的美饌，只能端出腥臭料理的時候，我們這些閱聽大眾是不是也樂於一邊嫌惡，一邊狼吞虎嚥？
自媒體興昌的新時代，各色材料充斥，為求吸睛，自是無所不用其極，手段之惡劣，比起傳統媒體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奈地看過媒體，再回頭檢視我們自己的日常。喝咖啡，聊是非，想想還真應了孔老夫子批評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盡是無關宏旨的八卦，不時賣弄點小聰明，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明末大儒顧炎武在明朝覆亡之後，平心檢討亡國原因，提出一個頗為中肯的評論：明代的江山，其實是葬送在知識分子的手裡。北方士人的毛病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呢？「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把顧先生請到今世來，恐怕他連批評的氣力都沒了──明代士人轉世投胎到當代的還真不少。
不說別人，且說我自己，也曾勤於進行毫無意義的閒聊。
生命中曾經有過一段極其低潮的時光，滿腔鬱悶不知向誰傾訴，唯恐變成別人的談資，惹出更多是非。最後總是找上一位守口如瓶的女同事。
這位同事的辦公桌就在旁邊，不但樂意傾聽，還會主動詢問我未及敘述的細節。等到整個事件鉅細靡遺地敘述完畢，善良的同事陪著我一起陷入無助的大網裡，有時義憤填膺，有時哀歎，有時掉淚──然而最後我還是得一個人回去面對自己生命的課題。
所有的談論都只是讓我再一次陷溺在受苦的當下，對問題的解決了無裨益。
這種大徹大悟當然不是在訴苦的當下發生，而是渾渾噩噩許多年之後，才逐漸了悟。那些痛苦的情緒在發洩之後就此蒸發於大空嗎？很可惜，完全沒有。
訴苦只是在複述中不斷複製受苦當下的情緒而已。
我想起那年大刀過後，頭暈的困擾始終如影隨形。有一次去到神經內科門診，說起這毛病。那位李醫師一直都是視病如親的好醫生，對病人說話極其溫和，那回竟然有點嚴厲地回我：「妳不運動，當然頭暈。」
李醫師說的沒錯。我不運動，當然頭暈。
與其抱怨症狀，不如對症下藥。
面對人間的煩惱，我們需要的，恐怕不是一味地傾吐，乃至抱怨，而是平心靜氣，觀照問題所在，而後，接受它，處理它。
這正是聖嚴法師的智慧。他以聽來極其平常的「四它」教導弟子：遇事不是轉身落跑，而是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而後，放下它。面對問題，接受生命必有的考驗，學著以智慧處理。問題能否如願消除？未必。可有無煩惱本是個人主觀的覺受，能處理得掉，當然很好；萬一不是，那就放下。
天道自然，本有定數。處理不了就放下，自去面對其他的功課。
明天，太陽依舊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