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心，息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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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在人世間，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的存在的，這也是一種常態；要是天下間，都是統一口徑、同一說法，這樣的文化單一性，既不可能，也無法獨存。所以，老子早就說「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說，當有人說可、說對，自然就有人說不可、不對，那是世道常態。如果沒有異端，那裡有正端呢？
不過，在孔子的時候，他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對於那些「道不同」者，孔子他老人家，都只是「不相為謀」而已，而不至於去攻擊他所謂異端。
但，身處於戰國中期的孟子，整個時勢都已經急劇惡化了。當其時，不但邪說瀰漫，人心式微，甚至把邪說歪理看成正道，把私利私心視為理所當然。再者，在孟子的時代，已經沒啥人會講孔子的，而當時的顯學，就是墨家者流，再加上那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楊朱，孟子就深惡痛絕。故而說：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下9）
「為我」，就只看顧自己，即使拔一毛、犧牲小我而能利天下，也不為啊！「兼愛」，愛護別人就好像愛護自己的父母一樣；那麼，這樣看待自己的父母，毫無親疏之別，這還算是父母嗎？
所以，孟子對於那些「邪說」、那些「異端」，就必須義正辭嚴地批判。因為孟子擔心：如果那些邪說一路發展下去，人與人之間，就只講功利，將來華夏民族就只有利害關係，而不講人性的自覺心，所以他才要起來批判這些異端。
歷史有時候真是匪夷所思，大陸赤化後，經歷過大飢荒、大批鬥、大造假，當時天安門掛的是馬列像，認賊作父，講文化的要與馬克思掛鉤；市場開放後，造就貪婪，腐蝕人性，道德原則，層層失守。難道這不是邪說？這不是異端？嚴格地來說，這是變種了。關心華夏民族的一分子，能做什麼？能像孟子那樣辟邪說嗎？
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就是為了正人心啊！
（寫於2021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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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第六）。
孔子的『變』，是變回去，變到他推崇的先王之道時代；正好與法家的『變法』相反。
孔子之時，『禮樂崩壞』。但相對而言，魯國沿襲下來的禮制多些。而齊國相對于魯國，有管仲廢舊立新、富國強兵的變法，於是離先王
道可為始，亦可以為止，它是一切的起源，也是萬物的歸屬，天下萬物由道所生，從道而知終始，人亦屬萬物之一，卻多於「意識」，阻隔本性與道之連結，所以須「知性」，「知止」，以了正道。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裡仁第四）。
適：適合，適從；莫，不肯；比，親近，靠近。
孔子說：『君子對於天下，沒有一定要適從的，也沒有一定要拒絕的，朝著義去做就對了』。
孔子所謂天下，就是指天下世道，講君子對於世道應當採取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裡仁第四）。
孔子說：『唯有仁德之人才能發自內心地喜愛與憎惡他人。』按現在的話說，就是『愛恨分明』，『敢愛敢恨』，『敢於對壞人壞事做堅決的鬥爭』。
這裡孔子所言『好人』或『惡人』，一定是出於內心的真實感受而表露出來。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為政第二）
孔子天天給學生講當官施政的學問。就有人感到奇怪，或者暗地擠兌孔子，問孔子，『你怎麼不去從政呢？』言下之意是，你行你上呀！這個得看具體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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