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中的梁武帝＞

張火慶：＜明清小說中的梁武帝＞

提要：中國歷史上的梁武帝，是個身份複雜而不易論定的人物，尤其從秀才刺史而皇帝菩薩，推行理想中「佛教國家」的政策，在位四十八年，創造了許多奇蹟，且影響及於異域与後世，歷久不衰；而他個人卻落得「眾叛親離、餓死臺城」的下場，梁朝也隨之瓦解滅亡；這樣的結局，讓人既惋惜、也迷惑。

本論文探討的是明清（話本、章回）小說中所見的梁武帝形象，或許因為時隔數百年，政治環境與價值觀念的改變，地區性文人作家如方汝浩、馮夢龍、朱星祚、天花藏主人所代表的民間看法，對梁武帝大肆鋪張的崇佛行動，有兩極性的評價，或貶為不務正業、或讚其志在修行；因而在情節的安排与結局的呈現上也截然不同；本文即從這兩種角度，分別討論相關的六部作品，可以發現：越到後世以梁武帝為主角的小說，越肯定他的佛教信仰，並同意他最後的修行成就－－開悟見性，得「阿羅漢」果；且收編於民俗崇拜的「十八羅漢」行列中。

關鍵詞：梁武帝、梁武帝累修成佛、梁武帝西來演義

前言

正史上的梁武帝，似乎是一位複雜多端、高潮迭起，很難「一言以蔽之」的人物，佛教學者何雲先生說：「中國歷史上還有比梁武帝蕭衍更精彩、更豐富、更生動、更飽滿、更可敬的在家佛教徒麽?我以爲，蕭衍是獨一無二的。」意思是：在「短促無常、紛亂多故」的魏晉南北朝，歷史獨給了他罕見的長壽、又有空前絕後的「帝王佛教徒」身份，無論在世法(生活)的經歷上，或出世法(佛教)的建構上，幾乎所有內容都領略、觸摸到了。他雖是個俗人，經歷了一切凡間的生活；但他身上，凝結了極其崇高的人格奇迹－－佛教信仰。這種信仰之於他，不僅是自覺自願而堅實可信的，且是寬廣、自由、富於美感，因而是可愛的，幾乎囊括了佛教文學、藝術、建築及儀軌制度等層面；然而，這種人格奇迹及其於信仰的原創性，也使梁武帝成爲歷史上尷尬的帝王：一方面，身爲「君主」，在治國理政的過程中，幾無任何道德瑕疵或才具不濟；另方面，作爲「佛教徒」——幾度「捨身」佛寺，又讓人難以接受。這種矛盾的觀感，在梁武帝身後不久即見諸史評。《南史·梁武帝本紀》先承認「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接著又指斥說：「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馳于刑典……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此中對俎豆、釋教等內在信仰的過份關注，竟至於世俗王權的近乎自動放棄，這正是人們所不解、困惑，乃至鄙視、摒斥的所在。隨著歷史的遞進，其真實、人本、親切、豐富的歷史細節與真實底蘊漸被湮沒，只留下「溺於釋教」的面孔。唐宋以下，儒家地位的恢復與強化，這張面孔在主流文化中越來越模糊，且愈陌生與怪異，成爲大「異數」－－梁武帝既是精熟於儒家經典的學者，更是實踐了儒家理想的國君；他符合且超越了儒家尺度，往前延伸出佛教信仰；這信仰，在他是身體力行、至死不渝的，且因其原創性而影響後世殊深。這樣，儒家的史官就不知所措了，因爲，梁武帝從根本上違背了中國「實用理性」傳統：「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之原則[1]。

何先生這段論析，極為精采，而龔顯宗先生也說：

古來人君或以荒淫殘暴，或以窮兵黷武，或以怠忽政事而亡國喪身，像梁武帝蕭衍勤治理、修文教、行仁義、斷酒肉，招賢納諫，到晚年卻落得被圍餓死，以開國之主成為亡國之君，是絕無僅有的例子。論者或歸於佞佛而勞民傷財，或歸於寵勳太過、禦下太寬，或歸於治民嚴苛，或歸於忽略治術，或歸於委任群倖，或歸於疏簡刑法，或歸於武備不修[2]。

這種歷史的功過，如何理解、評斷呢？所依據的事實是整體或部份？又品人論事的觀點是寬容或獨斷？在史學界，對梁武帝有長期而專門研究的顏尚文先生，曾質疑說：

梁武帝是一位極端的現實政權追逐者？亦或是一位「罔恤民命」的昏君？還是一位極端理想的宗教犧牲者？一位神聖的「佛菩薩」？

梁武帝的生命內容多元、多層次，又不斷的轉換：由儒生、文人、隱逸修道者，而軍人、政客、乃至高居九五之尊，成為「開國皇帝」，卻又轉向佛教的信仰、鑽研與實踐，而為虔誠的宗教徒。……各種角色，不但成功認真的扮演，且全心全力的投入。……他一方面要維護、擴展其現實的政治權力，一方面又要追求人生究極的理想，這是難以兼顧、也難統合的大矛盾[3]。

上述從儒或從佛的觀點，對梁武帝不同的評價及其（世俗權力與宗教信仰）可能的矛盾，在史學研究上或許永無定論；卻說明了這個人物的精彩可觀，留下許多討論與想像的空間。

傳統通俗小說的作者与讀者，多屬中下階層的讀書人与老百姓，他們對梁武帝的興趣，不在其可欣賞的學識文采或可理解的創業才智，而是讓一般人欣羨而難及的貴族身分、帝王天命及佛教因緣－－也就是說，此人一生具備了聰明仁德、才學風雅、文治武功、福祿壽考………，佔盡了世間的便宜；更難得是，他行有餘力又能兼顧來生，自覺而堅決的「信奉、護持」佛教，這不只是一種庸俗的政治姿態、或膚淺的神明崇拜，而有其真誠的皈信及生命的智慧；要如何解釋他這些生而有之、得天獨厚的條件呢？當理性權威的哲人与史家陷於思滯詞窮、存而不論之時，或可轉从信仰的立場去假設個人的宿緣及劫運的安排了。

較早的傳說，《太平廣記》轉錄兩條：卷120，報應十九（冤報）：「梁武帝蕭衍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文幽而厭死，誅梁子弟，略無孑遺。時人謂景是東昏侯之後身也。」又卷139，徵應五（邦國咎徵）：「梁武帝大同元年，幸玄武湖。湖中魚皆驤者，見於水上，若顧望焉，帝入宮方沒。此下人將舉兵睥睨乘輿之象。尋有侯景之亂。」都是關於侯景之亂的另類說法，已有怪力亂神的傾向，也顯示了正史的記載有其實用理性的限制，不能全然滿足人們的好奇玄想，或許可有更寬廣交融的時空觀、更複雜相應的關係網，以擴大解釋這種牽連甚廣的人事的變化吧！

現存的明清小說，對梁武帝的佛教信仰之於修身治國的影響，則有兩極性的評議，茲舉例如下：

1、執相佞佛、勞民傷財，餓死台城為天下笑。

明、朱開泰，《達摩出身傳燈傳》，明萬曆年間

明、方汝浩，《掃魅敦倫東渡記》，明崇禎8年

明、方汝浩，《禪真逸史》，明末

2、捨身奉佛、修己化他，成就道業為阿羅漢。

明、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明萬曆32年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第三十七卷，明末

清、天花藏主人編，《梁武帝西來演義》，清康熙12年

以下即依其作品內容与時代先後，逐一析論。

這三部小說都不是以梁武帝為主角，只附帶提及他與達摩的晤談，對他較少同情的了解，如明、朱開泰修撰的《達摩出身傳燈傳》，其中有關「達摩會見梁武帝」的傳說是典型的，簡錄於下：

蕭昻以達摩南來，普濟甚盛；況主上宗信佛教，一聞有僧南來演化，甚折節也。事不容閟，乃具表奏聞武帝，武帝閱表，龍顏大喜，謂左右臣子曰：「此寡人誠心所感，事佛之報也。」遂遣使備法駕，至廣州迎請；帝一面發庫藏，鼎建寶殿，以作如來宅舍；一面詔書生繕寫經卷，以便如來講解。

及師迢遞至金陵，武帝沐浴齋戒，旗幡鼔樂，燈燭香花，自出都城迎接。………武帝接著達摩，執弟子禮，侍立左右；命儀衛如王者，送至新佛殿安頓，武帝亦隨至新佛殿叅謁。此時覌見達摩慈容燁燁、寶像煌煌，恨不得與之俱化，又踵舊日所為，甘願捨身事佛；又出帑內金銀，為建道場功果。

武帝自投見達摩，叨陪不離左右，自矜其功德，問曰：「弟子自即位以來，宗信佛教，平日在國中，恐棲佛無所，則為建寺；恐誦佛無本，則為寫經。若此之類，不可勝紀，不知有何功果？」達摩曰：「如來功德，貴務其大者實者。主上造寺寫經，此卑卑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何功德足云？若以此為功德，多見其不知量也！」武帝憮然自失，又側席問曰：「如聖人所云，必何如作為，乃為真實功德？」達摩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一味在性靈上體認所謂大者實者，寺之創建與經之繕寫，初不関於修持急務；縱不暇及，亦不言其修證有虧。」………梁王自談功德之後，始不事外面作為，收入在性中脩証。第著己用功者，由精會粗易；郛廓從事者，由粗入細難。梁武浮名好佛，兢兢在言語文字上探討，及至談禪語偈，漠然無得也。一日帝又請問達摩師曰：「聖諦之文，弟子口嘗誦之；聖諦之義，弟子心嘗思之；其奧妙精微，非淺解胸襟所能測識。第一義之旨，今願竊有請也。」達摩曰：「聖諦之義，文字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廓然無朕（聖）而已。」朕之一言，至矣盡矣！梁武解悟，則文字化為真詮，達摩南來選佛，梁武其首班矣！帝惟不然，又問曰：「對朕者誰？」達摩曰：「不識。」夫不識即無朕，無朕即不識，不識、無朕，二而一者也。帝猶然不悟，佛家點化弟子，只在一字之間，三教不觧，機不合矣！規規為虗文所拘畱，非達摩西來之意也。本月十九日，不告於王，遂潛回江北；十一月廿三日，屆於洛陽。

………梁武帝聞達摩在魏國，教化大行，已自悔悟，欲親灑宸翰，為達摩作去思碑，後因幾務刻決不遑，遂停止其事；及聞達摩圓寂，亦欲與之撰碑，敘其南來始末，有志未果。逮今接得魏主敘「達摩蔥嶺遇宋雲」書，大為驚駭，悔不能慧悟，闡明宗旨，徒為此有漏之因，有孤如來南渡之意，遂親撰碑，勒石以孝其成，又賜徽號曰「敕封圓覺大法禪師」。[4]

以上內容大致是據《景德傳燈錄》第三卷「二十八祖菩提達摩」改寫，少有增減；而燈錄對梁武帝是有微詞的－－因為他是「不契達摩機」的俗信之代表。

其次，明、方汝浩《掃魅敦倫東渡記》[5]第100回云：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與達摩相見，而有「並無功德」「廓然無聖」兩段對話；之後，便供養在朝外寺院中，臣下與寺僧來參謁的：「或問以禪家道理，或講以方外玄談」，祖師只是「隨問諢答，終日打坐」；留了幾日，不復召見，乃於夜半離寺，一葦渡江，到了魏地。這也是抄襲「燈錄」的內容，且《東渡記》的主題是儒家的倫常，如＜世裕堂主人序＞云：「故假聖僧（達摩）東度，而發明人倫。」而第一回引記：「一切旁門外道，離我聖教皆虛；莫言釋道事同迂，功德匡扶最著。」九十七回關於東渡的因緣：「四孽（酒色財氣）無情，欲徒弟助威驅掃，使正大光明綱常，不泯於人心。」而梁武帝卻因佞佛而荒廢朝政，在佛法上又無真實的修證，只做表面功夫以粉飾其政權治績，這是令人失望的。作者的另一部小說《禪真逸史》[6]，對梁武帝更是惡評之極；如第一回云：

梁武帝即位以來，酷信佛教，長齋斷葷，日止一食，輕儒重釋，朝政廢弛。至天監十六年詔：「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後皆以麵易之。」識者知其為廟不血食。遍外建立寺廟，改元大通，捨身同泰寺，群臣以錢億萬贖之。後賢有詩譏之曰：「梁武不知虛寂道，卻於心外覓真禪；弒君篡國皆甘忍，煦煦求仁奚裨焉！」

而故事就從「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內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頒詔天下，薦舉才德兼全高僧二員，為本寺正副住持。」開始，梁武帝與住持鍾守淨之間君臣相得、狼狽為奸的形象，透過逃亡出家的武僧林澹然眼中，有極其汙衊、諷貶之描述。而此寺、此人，於梁史無據，乃作者虛構以醜化梁武帝也。

第九回云：「萬乘巍巍勝法王，翻持異教壞綱常。」林澹然諫曰：「開闢以來，歷代明君聖主，皆以孝悌治天下，名垂不朽，聲施無窮，未聞皈依釋教而成佛者也。………陛下爲萬乘之王，宗廟社稷、子孫黎民萃於一身，當法先王之道，親賢遠奸，行仁政以覆育蒼生，使天下樂堯舜之世，子子孫孫，瓜瓞雲仍，萬代繼統，豈可披緇削髮，效匹夫之所爲乎？」忠言逆耳，乃潛逃而去，詩云：「（梁武帝）身死國亡天下笑！」

十八回，林澹然對侯景說：「當時武帝初登大寶，勵精圖治，恩威兼著。朝中文武，各展其材，甚有可觀。自天監以來，皈依釋教，長齋斷葷，布衣蔬食，刑法太寬。文臣武將，俱從佛教。小人日親，君子日遠，四方變故漸生，據險爲亂者，難以屈指。」侯景起兵為亂，梁武帝的反應是：「朕聞兵戈之聲，心膽皆碎，方寸亂矣，不能主持。擇軍選將，任卿爲之，生死存亡，決於天命。」十九回：「武帝歎道：此乃天敗，非人力所能支也。朕今已年老，死不足惜，只是遺笑於後世，豈能無恨？」又「梁武帝只在後殿彌陀閣上吃齋誦咒，看彌陀經、消災懺，拜斗禳星，以求佛力護祐，觀音菩薩救苦，止望暗退敵兵，保安社稷，再無他計。」可說是優柔寡斷、昏懦無能。

台城陷落，侯景引兵入朝，最後的結局是：

從正月至五月，將武帝幽囚于靜居殿中，撥四名親隨牙將看守。凡宮人侍衛，一概不許近前。飲食衣服之類，亦各裁節，不能應用。武帝每日暗暗垂淚，只是念佛以捱朝暮；………受盡淒涼，苦楚萬狀。

太清三年五月十八丙辰日，武帝受餓數日了，早晚止吃得一碗糜粥，並無他物。………歎道：「朕當初多少英雄，赤手打成天下，身登九五，威傾朝野。也只爲孽海無邊，冤愆有報，故此皈依我佛，要圖圓寂後，徑歸西方淨土極樂世界，蓮花化生。誰想遭遇侯景逆賊，將朕幽閉在此，求衣不得衣，欲食不得食，歷盡艱難。昔日英雄何在？想必天地有所不容，佛教亦無益也。」說罷，淚如雨下，愈覺心頭飽悶，咳嗽喘息不止，倒在御床上。回頭問庖人：「朕口甚渴，有蜜水可將一碗來暫解。」庖人………將半碗濁水，遞與武帝。武帝喝了一口，但覺穢氣觸鼻，仔細看時，卻是半碗渾泥漿，內有兩頭蟲盤跳。一時怒氣攻心，將碗擲於地上，憤怒道：「一代帝王，卻被小人困辱！早知今日佛無靈，悔卻當初皈釋道。」再欲說時，神氣昏聵，口已含糊，舌頭短縮，不能言語，但道「荷……荷……荷……」，遂氣絕而崩。可憐立國英雄，餓死於台城之靜居殿中。有詩為證：「梁君崇釋斥儒風，豈料身空國亦空；作俑已無君與父，又何執法責臣忠？」又有詩歎曰：「干戈四境尚談經，國破家亡佛不靈；覆轍滿前殊未警，浮屠猶自插青冥。」

上述固有多分史實為據，但雜入作者的「對話」捏造與「詩曰」評議，其對梁武帝之不以為然，就很顯著[7]；尤其臨終後悔之言，或許是作者微言以誣賴武帝也。這種看法在以儒家為主的傳統史觀中頗為流行；但對於廣大的佛教徒而言，梁武帝各種護持三寶的理念與創制，及個人實踐佛法的誠意與行為，都讓人感動、追思，宗教情感超越了政治的得失，因此，也有從另類的角度來讚嘆梁武帝，並想像他前世必有佛法根因，今生終得悟道證果的三（多）世業報說；於下一節討論之。

明、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是收集、編寫有關「阿羅漢」傳說的專書[8]，其中第十三尊：「施笠羅漢」，即是梁武帝。這篇小說提及梁武帝一生與佛教的深切因緣，他以帝王的權力所推動的建寺、度僧、說法、捨身，及誓斷酒肉、編製寶懺等，對中國佛教的影響頗大；又據聞他曾與達摩相見問答，因此傳說他最後修行成道，且納入民間流行的十八羅漢群中－－他自稱菩薩，卻被民間視為羅漢，真是始料未及。然而這也只是「名詞」的不同而已，無關乎其實質內容。

作為傳世羅漢之一，梁武帝的形象，頗為特殊，小說云：「步虛尊者，蘭陵人，姓蕭氏………初尊者投胎，下符地瑞。」其母於五月間避暑涼亭，吃了荷花而感孕；誕生之後，祥光香氣；且易為撫養；稍長能行，卻「足不履地，浮空一二尺」。種種異象，不同於凡兒。後遇不知名胡僧曰：「此兒前生，曾笠我佛如來也。」[9]

接著，是「昭明太子」開東閣，延攬天下賢士，彼胡僧薦他入幕；尊者在東宮數年，「恃太子寵愛，恐來忌者之口」，遂外補為刺史，該胡僧先在彼州「沖玄寺」住持，並向百姓預告蕭衍的到任，兩人見面後，談起前因後果，蕭衍就更相信「佛果有靈，能修則驗也。」後因治績，轉升荊州刺史：「權威日重，士庶歸心。」而從兄蕭懿「具文武全才，膺將相重任；朝廷恐其位尊有變，欲解去其權職，召之歸朝。」蕭衍勸他抗命，其兄不以為然，且云「願為忠臣，不為叛逆」；歸朝後不久，果因「坐不軌誅之」，臨刑嘆曰：「無辜受戮，心甚不甘；吾弟在荊州，聞吾冤枉，必報此仇也！」朝廷聽到了，乃詔並籍其家。蕭衍於是起兵復仇，旌旗所向，直抵闕下：「廢其昏亂之君、立其闇弱之子；未幾，又假太后命，廢太子而立次子為君，以主國事；又未幾，太后詔尊者進爵九錫；未幾，即天子位。」以上小說的敘述與正史略有出入[10]，但重點不在這些世俗的政權更替，而是解釋梁武帝的佛教因緣、崇佛舉動，及最後的成道內容。小說在他即位後：「前世因笠如來，今世獲為天子，胡僧又為指占其事……遂深信佛法有靈驗、薄施有厚報也。」於是下詔各地，廣建佛殿、設齋供僧，並寫經頒賜臣民：「國帑錢糧，半為佛家靡費；繩民科條，一切清淨從事。」而他個人「專意乞靈於佛，甘為廝役僕隸；………皇太后莫能規帝以正，而議發金，問佛贖還帝身。………一次贖金，費千萬億，三次贖之，費不貲矣。」小說對此事作了批評：「梁武帝徼福心勝、媚佛心誠，捨（身）之時，若有真佛受之；贖之時，若有真佛還之也。甚哉！梁武之愚也。……據佛之設教，重在明心見性，區區皮囊，且欲其脫化；方寸性靈，且欲其歸空；不能了悟真宗，而唯以肉身作佛，亦徒然矣！有詩為證：捨身事佛亦何愚，三受三還只自誤；借使捨身能作佛，世間黎庶盡如如。」這可說是公允之論。

接下去是梁武帝與達摩對話不投機，情節與前引《達摩出身傳燈傳》的內容類似；也是據《傳燈錄》卷三改寫，而增了一些插曲，如蕭昂迎達摩至公館供養：「百姓聞說西來佛，咸願捐資，鼎建殿宇，以求福澤。蕭昂不能禁，乃具表奏聞於上；梁武帝一生好佛，非捨殿宇，即捨自身，左右大臣為梁王奔走佛事，無有寧日。及見達摩渡江（海）南來，龍顏大悅；………一面發庫藏，建壯麗寶殿，以作如來宅舍；一面詔書生，繕寫經卷，以便如來講解。」「帝沐浴齋戒，旗幡鼓樂、燈燭香花，自出都城迎接。」這些內容略有誇張，且稱達摩為「西來佛」「祖佛」「如來」，顯然是民間高推中國禪宗第一祖的用語。

與達摩的對話之後，增飾了部份情節：「遂詔臣民妃嬪，戒酒斷葷。……又詔：宗廟祭祀，用麵為牲。議者謂，此乃宗廟不血食之兆[11]。」達摩北去，梁皇唯以潔淨齋素為作用，而皇后郗氏不受約束，矯詔開葷，恣意宰殺，又嫉妒妃嬪，任性荼毒；陰司乃嗇其壽數，染病身亡，投胎為蟒；向梁武帝求援；武帝聽從「寶志禪師」建議：「親疏睿思，撰摭諸經，編成十卷，名曰梁王水懺。」藉此功德，郗后得轉蛇身還人天；而梁武也因「搜經作懺，天牖其衷，耀然證悟如來宗旨。覺昔日造寺寫經，真是人天小果之因，活佛達摩之言不謬也。」而那位胡僧勸說梁武帝：「修證有得，翌日可為西天羅漢，但須經侯景之難，始得升天。遂勸之，勿為富貴所羈靡，當擺脫以待時至。」又為他取名「步虛」；梁武帝遂「不以天下國家為意，以致機務叢挫，威權漸落，跋扈強梁之臣乘間竊發，天下遂多事。」後來，他被侯景大軍困在台城，卻清心讀誦《老子北斗經》，功德圓滿之日：「見空中旗幡紛墜、鼓樂喧闐，又見紫雲一朵接捧梁王，直上玉京金闕。俗人不識，乃謂梁武餓死台城者，非矣。」最後這段故事，全然背離史實而編造，頗為荒謬；包括作懺與悟道的因緣、怠政與叛亂的因果，及誦道經、成神仙的結局，似乎只為了證明：梁武帝過去世曾施笠於如來，今生該得羅漢位；而佛道相淆、福慧不分，讀來牽強也！但這也是唯一宣稱以「帝王在家之身」得阿羅漢果位者！

這篇小說講的是蕭衍前三世的出身來歷及無間斷的修行過程：（千佛寺）白頸曲蟮－－（光化寺）范普能－－（富家子）黃復仁－－（梁武帝）蕭衍；又搭配了三位善知識以助其道業：有了這些善根福德為基礎，史傳中梁武帝的天生異秉、中年創業、晚歲佞佛，諸般事相都有了形而上的根源，不落於世俗史觀的褒貶是非。因為，一切作為只是延續其修道的業力、增上其成佛的因緣，乃至於道業成熟，入不退轉位，以今生為最後世，永出輪迴。金明求先生認為這篇小說的義趣是：

述說梁武帝覺悟前世「輪迴業報」之事而生「佛性」，也放棄痛苦與快樂共存的世俗界，跟支（道林）長老同往西天竺極樂國，則有呈現禪宗「見性成佛」、「頓悟佛性」的觀念和淨土宗「西方淨土」的思想[12]。

從迷到悟、從起信到解脫，形式上經過三次轉生，且是階漸升進的：畜生轉「人道」－－愚賤轉「富貴」－－平民轉「帝王」，既享受善業的福報，也改進修行的環境，入世的習染（程度）越深，修道的資源（影響）也越廣。而關於佛法的實踐，前二世乃聽、誦《法華經》而粗具「學佛知見」；第三世「看經唸佛、參禪打坐」，是標準的「禪淨雙修」；最後身「設齋造懺、建寺度僧、捨身修道」，類似菩薩道之佈施波羅蜜行；這其中具體的修證內容与次第，作者並無說明；而其重點是：受高僧的指點而憶起前世因果，並因此深心信解「業報不失」、感觸「諸法如幻」，而發出離心，願生極樂。也就是說，此處並未直接演述佛法的甚深義（緣起無自性）；而是依文學通例，著墨於有跡可描、有相可寫的「因果報應」，且交待的很詳細，如：當年誤殺曲蟮的小沙彌，轉世為棨頭和尚而被梁武帝誤殺[13]；黃復仁的養娘与侍女轉生為范雲、沈約、任昉，繼續陪侍梁武帝佐其國事。

人有善念，天必從之：只因含靈的「曲蟮」三年聽經，有心向道，於是發起了一段複雜綿久的人世因緣；而隨順眾生、代佛說法，扮演善知識的三位「出家」人，又如何點化牠（他）呢？千佛寺「大通禪師」，坐關三年，「只誦法華經」；雖不曾為曲蟮及范普能直接說法，卻給了他薰習與仿效的機緣。其次，光化寺「空谷長老」，一助普能「回首投胎」、二為復仁「說讖預言」、三向蕭衍「托夢示警」，可說是護持到底。最後是，摩訶迦葉身邊「女侍」，為了道緣而兩世降生：初世為童小姐，嫁給黃復仁後，兩人「結拜作兄姊，在家雙修」，且同時坐化；再世為支道林，以機鋒語點醒梁武帝「前世之事」；後移居同泰寺，與梁主參禪論道。

小說把「坐化」視為一種可自由操作的修行技術，每受刺激、或遇瓶頸，而為了求進步，便自斷生命而再次投胎；普能聽說大通禪師圓寂，「去得甚是脫灑」，便動了個念頭，拜辭空谷長老，求個安身去處；第一次誤入赤鏈蛇胎，及時被喚回；長老又警告說：「安淨堅守，不要妄念；去投個好去處，輪迴轉世，位列侯王帝主，修行不怠，方登極樂世界。」 再世為黃復仁，與童小姐夫妻精進學佛，卻因定中為色魔所迷，空谷說：「慾念一興，四大無著；再求轉脫，方始圓明。」於是又坐化去了。最後世為梁武帝，因支道林的點化：「支公說道：陛下請坐，受和尚的拜。武帝說道：那曾見師拜弟？支公答道：亦不曾見妻抗夫！只這一句話頭，武帝聽了，就如一桶冷水，從頂門澆下來，遍身蘇麻。此時武帝心地不知怎地忽然開明，就省悟前世黃復仁、童小姐之事。」又加上他入冥見郗后受報轉蟒身[14]、及昭明太子屍蹶遊天堂；這些都強化證明了「善惡業報、六道輪迴」的事實，令他心生警惕而奉佛愈專；除了詔行「宗廟祭祀，以麵代牲」「設齋造懺，普渡孤魂」「尋訪高僧，闡明釋教」之類的功德之外，又誓願「捨身供佛」，但被支道林勸阻：「陛下還有數年魔債未完，如何便能解脫得去？必須還朝，了這孽緣；時日到來，自無住礙！」直到侯景作亂，攻入臺城：「梁主既爲侯景所制，不得來見支公，所求多不遂意。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荷荷而殂，年八十六歲。………支長老早已知道，況時節已至，不可待也，在寺裏坐化了。」若從「業報輪迴，無始無終」的觀點來看世間、看人生，確有變幻無常、虛偽不實的感慨，並因而看破、放下，如結詩云：「堪笑世人眼界促，只就目前較禍福；臺城去路是西天，累世證明有空谷。」

至於題目所謂「成佛」，乃是禪宗的慣用語，若依原始佛教，是指「開悟」、「見道」，也就是斷三結的初果位。另有一種版本題為「累修歸極樂」，或許較接近小說所述的事實：「朕功行已滿，與長老往西天竺極樂國去。」又詩云：「今我脫敝履，去住兩無礙；極樂為世尊，自在兜利界。」這些名詞的交替互用，或只為了免於修辭上的重複、及題目編排上的整齊，卻易導致「實質內容」的含糊、混淆。

這篇小說除了據傳說以編撰梁武帝的多世輪迴，事屬無稽之外；對照於正史，也多有誤謬，如：蕭懿是蕭衍之兄，而非「叔父」；又齊明帝篡位（494）時，蕭衍已三十歲（464~549），且曾參與廢立之事，豈可說是「年紀幼小」？而支道林（314~366）乃東晉人，不可能與梁武帝會面。又「同泰寺」的建立[15]也與支道林無關；梁武帝四次在此捨身，也不曾由昭明太子伴隨 ；所謂「明州有個釋迦真身舍利塔，是阿育王所造 。………專為鎮西海口子，使彼不得來暴中國[16]。」支道林請梁武帝重建此塔以「鎮壓風水」，並阻擋條支國的入侵；………都是胡說瞎編。但這篇小說的重點是，以「不忘初心、累世修行」的經歷，建立梁武帝「佛教帝王」的典範，在漫長無盡、生滅不停的輪迴之流中，歷史上的「梁武帝」或只是其間一個定點或一段過程而已，雖有相對性的存在、及因緣生的功過，卻無須太認真、太堅持。

四、《梁武帝西來演義》

以上幾種小說都是明代作品，有關梁武帝与佛教信仰的重要情節，大致上都提到了；但是以他為主角，且綜合所有相關的歷史人事、民間傳說、宗教附會而編撰，更完整、更玄奇的中長篇小說，則是署名（清）天花藏主人編的《梁武帝西來演義》，10卷40回。上海古籍社【古本小說集成】1992年版，侯忠義＜前言＞：「小說謂梁武帝蕭衍、皇后郗徽乃是上天菖蒲、水仙兩種皈依佛祖的有德名花，………後因梁主、郗后迷失本性，惡生好殺，如來遣阿修羅、毗伽那下凡點化。郗后作惡多端，被罰作蟒蛇之身；而梁武帝勤於佛事，三次捨身，最終端坐而逝，身亡歸西，了卻生前生後事。」「全書旨在借史實而闡述佛法，不注重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故有人懷疑此書不是天花藏主人的作品。」此書是不是「天花藏主人」的作品，乃考證上的問題；卻不因此有損其通俗小說的價值；其中的「故事与人物」乃據史演義，又穿插傳說，用心描摹，讓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史事与佛法交融、戰爭与禮懺互映、治國与修行並重的情節，在寵辱若驚的「俗情」与是非皆忘的「道心」之間穿梭往來，忽冷忽熱，能收能放，是兼容「講史」或「神怪」兩種小說的特色。

此書有大量的攻城掠地、兩軍交戰的場面，且以天命劫運、兄弟結義、開國建朝為活動主軸，首尾則以「靈山會上，如來說法」的佛經形式，扥出二花歷劫、善惡報應的公案，中間報導了梁武帝的佞佛、學佛、建寺、度僧、造懺、捨身種種事跡，以及誌公扥生開導、達摩西來點化的因緣；其中的人事材料，半實半虛，而轉錄的章奏、詩賦、佛經、禪語，數量頗多且穿插有致，整體而言，史實與信仰、典雅與通俗、敘事與說理，相互交融而活潑生動，頗有可觀之處。在他界（天堂、彼岸）或多重宇宙（六道輪迴）的臨照下，每個人物的今生、此身、眷屬，以及一時的榮辱、窮達、壽夭，皆淡化縮小，如夢境如兒戲了。也就是說，相對於形上界寂靜無生的臨在，人間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的恩怨情仇，以及深謀遠慮、爾虞我詐的豐功偉業，都顯得如此的荒謬、無聊。一切興亡成敗皆有定數；縱有些許個人的悲歡情感、善惡報應，點綴其間，而結局卻總是：夢醒回頭，一場敗秀。小說慣常用這種釜底抽薪、潛氣內銷的手法，開讀者的玩笑－－表面上寫得熱鬧繁華，結構中卻眼冷心灰，心地要先看破，世事不可認真！冥冥中有不可思議之力的安排，人們都身不由己的成了天命的傀儡，或業緣的道具。個人的情意智是微不足道的，只牽動自己的心念，卻改變不了世間的人事。或許可說：「人間」的善惡價值、「陰司」的賞罰報應、「天界」的劫數權威、「佛法」的悲智莊嚴，三界九地的所有現象，重疊並行、滲透相融，令人困惑於出死入生、亦虛亦實之間，很難以超脫。書前＜紹裕堂主人識＞云：

據史立言，我得我失，不出因緣果報；引經作傳，西來西去，無非救度慈悲。

英雄打破機關，便能立地成佛；達士跳過愛河，即可豁然悟道。

＜天花藏主人序＞則云：

天下事本無也，日出雲生，忽而有之；既有矣，水流花謝，忽而無之。此理又何故耶？予深思而得之：蓋釋家所謂因緣也！惟此因緣，故夢幻泡影，虛虛實實、恩恩仇仇，牽纏而成世界。大而帝王，小而名利，彼爭此奪，前去後來，非禮樂即干戈，紛紛不已、攘攘無休，靜觀之，甚無謂也！然當其紛攘之際，竭性命之精，疲筋骨之力，自以為英雄豪傑，具於此功名富貴銘之鐘鼎。無奈才一轉眼，而赤電光銷，黃粱夢熟，從前辛苦，毫無所用，此果誰之多事耶？大都葉葉枝枝、花花果果，自為開落耳！設非因緣，則西方南國，萍聚無由也。雖然，興亡得喪，自關理數，豈盡因緣？試一思之………。

這段話闡釋佛教之「無常因緣」觀，頗為深刻流暢，也就是說：小說對於複雜不明的歷史人事，所給的是天命（劫運、氣數）与因果（報應、業果）的解釋，所提供的是情感的慰藉、信仰的依靠；雖然看似不合乎理性思維、遠離了歷史事實，但一者、維持風教，範圍人心；二者、看破世情，遊戲人生；只須嚴正有道、或巧妙有趣，就可以了。虛實相涵、人神交通、情理兼行、古今同時，一切「矛盾對立」的概念，在作者筆下渾然融通無界線，正是以三教為宗旨的通俗小說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

出現在這部小說的人物，大多於史傳有正式的記載，且原來的性格、事蹟在芸芸眾生中就顯示了某種傳奇性或神秘性－－文人、武士，帝王、后妃，及道士、和尚，他們或高居於社會的上層，或游走於世間的邊緣，皆有其脫俗超凡之處：若非天賦異秉而任意揮灑、便是生具富貴而盡情享受、或者心契虛寂而蕭然物外；這本就是小說家所鍾愛的角色，只是在其現實身分之上，又渲染了宗教神話之背景，使之擁有形上的來歷与歸宿，或許更具特異色彩的說服力吧！

小說是從歷史觀察（評論）開始的－－引文以【上海古籍社古，本小說集成版，

武帝西來演義】標明其頁碼：

詩曰：「國家氣運亦何常？須向人心問短長；時日在天悲曷喪，保民而王廟無疆。自求莫大乎為善，天與無非是降祥；偶爾解紛仁有限，密開帝業到蕭梁。」（頁1）話說西晉之時，王室衰微，臣強君弱，一時之三綱不立、五德喪亡，致群雄競起。………東晉雖說偏安，猶存名號；不意迂儒秉政，崇尚清談，不知國家經濟，遂為劉裕所奪，改號為宋；使後人有治平之才，或久膺曆數；不意宋猶晉也，不數十年間，又為蕭道成所篡，改稱為齊；………乃漢時蕭何之後，根基不薄，若子孫有治世之術，豈致短祚？不意齊猶宋也，在位不久，早又生出事來………。（頁2）

對小說家而言，官方記錄的所謂「歷史事實」，或許不必那麼嚴守考據；而重要的是如何接受（常識、趣味）？如何解釋（啟發、信仰）？以及提供了什麼人生的智慧？開場詩話對六朝政權的更替，做了一個傳統經驗的總括：三綱五德乃維繫世道、安定人心的根源，略有錯失，必致社會動盪；當此之際，使有治世之雄才奇術，猶可以撥亂反正；若無道德、又乏才術，則民無所從，國無所定矣！「使……或……」「若……豈……」的句型，懷有多少的希望，而結論卻再三的「不意……又……」，令人驚訝与惋惜；是人謀不臧？或天意如此？歷史不能假設或挽回，但可推想而提出某種令人滿意的詮釋；又由於人事時空的交錯複雜、變化細微，誰也沒辦法掌握一切可能的因緣，做周全的分析与貫串；因此，若認定這背後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及「無失無漏」的果報在主持、推動，則可在寫作策略上取得「制高點」而下望塵寰，以清晰的眼光穿透一切事相，而有提綱挈領、化繁為簡的效果。所謂「氣運、人心」「天與、自求」，天道与人事的親密相應，是「儒、道」的共識；而國家的治亂、朝代的興亡，關係甚巨，非「氣數」不足以定其成敗、非「天命」不足以論其得失，這是小說的常套；因此，第一回題為：「太祖善念動天庭，玉帝賜花開帝業」，由總管三界的玉帝發言：「下界蒼生，劫運將萌，………可傳旨意，即著百花神撿選有德名花二種，降生下界，男生蕭室、女降郗門，成其姻眷，代續齊朝。」（頁24）劫運乃自然之循環、亦人心之感應，是無可商量的；上帝的作用，也只是預知其變動的大方向，並安排適當的人事以成就之；而此處之所以揀選「名花」以應天命，乃因蕭順之偶然仗義，解救了某女子：「一念救人之仁，驚動了上帝」（頁25），而「這日正是百花生日，花神聚集之時」[17]，於是因緣湊合，改朝換代的大事有了輪廓，就該主角出場了；第二回提示：「若論善根須佛地，要求貴種必天堂」，掌花仙史說出一段公案：

當初漢明帝時，我佛如來慈湣眾生，見東土生民，惡業深重，因命弟子伊蒲塞[18]到中國來，廣揚佛教，濟度眾生，超災脫難。彼時有一個楚王英，耑心向善，立意好佛，遂請了伊蒲塞到家中供養，極盡虔心。因獻花作供，伊蒲塞見諸花俱不喜，………只留了菖蒲、水仙二種，喜其六根清淨，不紅紫而長青、不繁枝而細葉，且出身水石之間，疎疎落落，別具潔姿；遂日夕取他供養其旁。因伊蒲塞與楚王英終日傳講佛法，這二種花在旁竊聽了，於心有悟，遂一心脩煉，不肯泄氣，保守元陽。………伊蒲塞見二種花皈依佛教，已蘊草木之靈，不忍棄之，遂收入佛門，以廣接引。………今在如來蓮座之下，為一侍者。（頁27）

眾花神於是親往西天靈山，傳達玉旨：

如來道：「今玉帝有旨，將你二人（菖蒲、水仙）往東土降生，此係劫運因緣，正好明心見性，不可錯過。………欲進無上大乘，亦須假人形，而後成正果。東土雖曰紅塵，只須回頭及早。」正是：清淨花心已有年，如何依舊墮塵緣？只因草木根基淺，故借人身一轉肩！（頁30）

傳統小說中的佛教，多半是隨順「儒、道」之因緣，緣起而生、緣散而滅，雖不造作有為法，卻能借幻化之人事而修行，也就是以向道心入於世間行，故身在塵而心不染。但中國道教以「玉帝」為三界之統領，而「如來」在西天，已出六道，為何卻說「玉帝有旨」而徵召如來座下侍者？彼化外之地的「佛教聖賢」乃客卿，唯可以悲願而相助、或因業報而轉生，如此乃相應於主客觀之因緣也。小說之三教混用、聖凡雜處，實不易釐清，而大致是以「天命」含攝「因果」、以「三界」連結「西天」也。主要人選確定之後，還須有完整的配套：

玉帝：「下界蒼生苦劫將來，今既有主，豈可無輔弼之臣？………卿（太白金星）可遵旨，同九曜星辰，陸續降於下界，輔助聖主，成功之後，因緣證果之時，方許歸垣！」正是：天遣星辰降下方，豈其無故作民殃？蓋因殺運多征戰，不是英雄不敢當！（頁49）

除了玉帝直接派遣的「輔弼星辰」以助成其帝業之外，西天也有幾位「佛教同修」自願降凡以監督其道心：

內有菩提多羅、毗伽那、阿脩羅，齊說道：「道兄厺後，機縁到時，我等稟明如來，相逢有日！」（頁30）

自佛教觀之，不過又一場如幻之修道因緣，窮達賤貴、苦樂得失，終歸於無生，；而在凡夫心中，所能掌握的就是今生的現實；因此，帝王將相必有繁華的排場、豐富的經歷、絕代的功業，乃撐得起世俗的價值感－－這就包括了：行善的家世、吉利的風水、投胎的夢兆、降生的異相、聰慧的才智、堅強的意志、充沛的體能；以及風起雲湧的時局、情深義重的夥伴………。而今的局面就成了道（劫運）主、釋（修行）從、儒（治平）事業的局面。以下先就「宗教歸屬」對小說中出現的歷史人物做分類，並依次敘述：

一、英雄（道教）：九曜[19]下凡，輔成帝業，功成名就而歸天

總管星（太白金星）柳慶遠，及天柱星王茂、天篷星陳剛、天英星昌義之、天輔星王珍國、天心星張弘策、天禽星曹景宗、天芮星韋叡、天任星呂僧珍、天冲星馮道根。

另，侯景乃「齊和帝」轉世，本非在劫之人，後為報冤而生，而冥符天命。

二、高僧（佛教）：三聖化身，點化本來，明心見性而回頭

阿修羅－雲光－廣度：化身提示、不敬王者，梁主兩次「當面錯過」

毗伽那－誌公：陪侍梁主，隨時檢點，如榮譽國師

菩提多羅－達磨：來去自由、全體展現，流傳佛法於民間

附：郗后雖同為佛國名花，下凡後卻不信佛而多造孽，於是減壽而受蟒報，幸得梁主与誌公營救，乃滅罪升天。而昭明太子則因【金剛經】分三十二則之事，先貶後升成正果。

社稷要人匡，群星降下方；運籌才略大，血戰姓名香。

世定風雲散，時清龍虎藏；莫疑無所據，傳說豈荒唐！（第33回，頁805）

小說云：齊（武帝）永明二年（484），東閣祭酒王儉奏曰：「臣觀天象，太白失垣、諸星下地，又且彗星迭見，皆是兵起之徵；望陛下薄賦輕傜、躬行仁義，庶可回天意而慰民心。………天意縱不可挽回，然人能修省，亦當使近而移遠。」（頁50）天意雖隱微，人心可預知；王儉推斷「不出二十年內」必有兵災；年代上雖有差誤，但他傳達了天象所示的警訊，也給了讀者「好戲才開始」的期待。而關於蕭衍的降生傳說：「異香滿室、紅光罩屋，面如滿月、兩耳垂肩，掌中有個『武』字。」（頁45）接下去的成長，又有許多異秉，如在外閒嬉時，聚集許多鄕兒廝殺，他便要做元帥，領著眾小兒，擺陣、埋伏：「戲耍的有些文理」；若是殺急了，「便吆喝一聲，竟騰空而起，離地丈餘」；到了十四五歲，除了「五經四書、諸子百家」背誦如流，於「陰陽術數、陰符素書，以至雕蟲雜技」，無不精通；後為蕭子良招致，名列「竟陵八友」，王融曰：「後來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又所住的居室，常有「五色雲与紫氣，盤結其上，狀若盤龍、形如繖蓋。」王儉曾對人云：「此蕭郎，三十年內當作侍中，過此以後，貴不可言矣！」曾任鎮西咨議，不久，因父喪而在家守制，作了＜孝思賦＞，朝夕哭誦；詞云：「堯舜仁純、禹湯功大，帝王不是庸人做！若無至德感天心，焉能全福登龍座？要問名成，須將實課，五倫豈許人偷過！蕭梁享位是何因，千秋孝行馨香播！」以上敘述（頁51~81），大致合於史錄，讓人相信所謂「天縱英才」乃宿世所積，非偶然之物也！正是：「信者以為極是，不信大笑他差；到底未聞確論，怎分誰正誰邪！」（頁58）

就在蕭衍「守父喪」期間，其他應劫降凡的星宿，也各自在不同的角落長成，並具足了各種安邦定國的才能，依次向蕭衍所在之處聚集。如：王茂：「相貌魁偉，兩臂有千觔勇力；只因家貧，在山中打柴賣錢，供給父母。」接著演出一段「打虎」情節，又因吃虎肉、喝烈酒，而結識了另一條好漢：「陳剛，字慶之」，又黑又紫的臉，幾個暴牙露在外、幾根黃鬚蹺半邊，渾身一團筋骨；兩人英雄相惜，乃結拜同住，切磋武藝。（頁58）其次，柳慶遠：「善讀詩書，又留心於術數之學。」偶遊巴州白鶴山，得老猿引導，於洞中誦習「天書」，之後「天文地理、說劍談兵，無不精妙；………因望見建康有天子氣，又見九曜失垣，他已看得分明，知齊梁氣運，有一番殺戮，而後成功，英雄用事，正在此時」；乃別了妻子，走訪賢君。（頁68）途中結識了王茂、陳剛，乃相約同行。小說是以「白猿、天書」的套式將他塑造為道教色彩之「參謀、軍師」的形象，例如：「即拔劍在手，口中念念有詞，一霎時，烏雲陡合、狂風大作、飛沙走石。」自云：「五行玅用，隨時而現，安可豫知！………吉現凶消，非真有神，不過是遁甲中之玄機。」（頁127）

又，齊副將王珍國：「雙眼突出，面如紫蟹」，城破後逃亡山（頁111）。因搶獵物，与昌義之「家道貧寒，牧牛砍柴以維生；有神人於夢中教他武藝；面如藍靛、豹頭環眼，慣用一條鑌鐵扁擔」（頁142）；兩人相識而結拜，於鍾離之戰中搶魏軍糧草，來投靠蕭衍。（頁156）

又曹景宗：「喜觀書史，每讀穰苴、樂毅傳，嘗掩卷嘆息：大丈夫須當如是！」十二歲，於鄉里賽神會中，因吃祭肉、飲美酒，而全身發燒長痘，變了形貌：「面如鍋底，渾身黑似炭團；突出雙睛，一派紫筋暴漲。昔日粉孩，今已脫胎成黑煞；當時瑞物，於今換骨變妖魔。若非扶助聖明君，何得變成奇醜漢！………只覺這醜形之中，英氣勃勃，儼若天神。」（頁197）而張弘策，白虎精轉世；乃蕭衍之娘舅，又与曹景宗「通家弟兄」。（頁204）

這幾位較早報到，且曾追隨蕭衍出征；而第十一回「報兄仇蕭衍揚兵」，築壇拜降、誓師起義之時，又有韋叡、呂僧珍：「只因梁業要成功，故從天上降，恰向此時逢。」及馮道根：「雖居母喪，服制未終；但拯民念切，又恐失時。」三人及時趕到，也領了職務。

以上對武將的描寫多似草野莽夫，長相奇特、力大技精；且兩人為黨，捉對來歸。其實，在《梁書列傳》中，他們的家世多曾在宋、齊為官，與蕭衍為同事或部屬的關係，後因東昏侯信用群小、荒淫無道，才與蕭衍密謀起兵，或率部眾投靠；並且，或家學淵源、或起自貧賤，都於人格、德行、見識各方面有過人之處，不全然是異種或怪胎！小說為何選此十人以符「金星九曜」之數？而所述諸將之出身、形貌、性格，多與史傳不合，唯投靠蕭衍起兵之後的重大戰役，則多半於史有徵；但因小說以歷史事件為主軸，這些次要人物就成了集體行為的傀儡，只為了烘托主角的光芒而淹沒了個人色彩。他們總是沉默安分的依天命而行，並無任何脫軌、搗亂的意念或作為。

情節至此，由於「星曜畢臨」，又加上「機時皆至」－－其兄蕭懿，勤王有功且盡忠職守，卻被東昏侯以鴆死，臨終云：「只慮家弟在雍，深為陛下之憂！」（頁247）蕭衍為了復仇，乃正式發檄出兵。（頁273）接下去便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從十二回「蕭元帥堂堂起義、齊寶融草草稱尊」，到第十五回「東昏侯國破被誅、蕭司馬功成受禪」，改朝換代，天運流轉；小說的評論是：「興亡治亂豈稱祥？殺戮生靈滿戰場！奸惡過多今受劫，始知誅戮不為殃！」（頁341）「龍虎景從，風雲際會；一時聖主登天位。興亡豈獨是天心？想來一一皆人事。」（頁353）

梁公即帝位，改國號「天監」元年；違約而勒殺齊和帝，「帝死得甚慘，心甚不服，一靈不昧，去哭訴閻君，後有報應。」（頁376）接著第十六回「魏主興師報父仇、梁兵血戰威鄰國」，還是南北對立，征戰不休。看似英雄事業，實乃百姓血淚！詩曰：「謾道弔民來伐罪，其中自有一番私！」（頁389）「一味心雄氣霸，誰肯平分天下？血戰自連年。何日放牛歸馬？速罷！速罷！早已殺人盈野。」（頁407）鍾離之役，柳慶遠以「地雷火炮」，炸死魏兵無數，「腥血之氣，臭聞百里」；梁主見了，慘動於心，說：「為此寸土而荼毒蒼生，朕之過也！」慶遠曰：「陛下言念，及此蒼生；然天意劫數，人豈能逃乎？」梁主傳諭，著人掩埋；又自帶「隨侍文臣，在戰場上周遭走了數匝，默念往生神咒与密多心經，如是數日。」（頁412）

第十九回以後，為奪取魏之「壽陽」城，聽信了降將的獻計，於浮（淮）山堰築壩，引水灌城；此乃「費盡民財、流徙民命」之舉，梁主卻因貪功而被大禹治水的傳說所惑：「神功必待聖人成，豈許庸於妄引行？一派荒唐不深察，自然誤國喪生靈！」（頁471）果然，一築沖潰，再築漂沒：「若非國運該遭否，定是民災尚未終！」（頁476）又為了鑿土填河，而誤掘「莊子之墓」，內有碑文曰：「蕭梁衍，築淮堰；一築風水崩、二築蛟龍閃、三築事將成，忽被波濤捲。民骸疊作堆、夫骨連成片，得失自有時，如何涉此險？」（頁495）直到淤塞之水潰決，將淮泗居民都漂入海中之後，梁主才下令停工。（頁500）

面對歷史上這種大規模的人間慘事，究應歸罪於人或認命於天，小說家也是有口難言！除了歸於「天命、劫運」之類非理性、不確定的因素，与百姓同悲之外，似不敢從「人謀不臧、執政不力」去分析其責任歸屬；這種寫法既有宗教迷信，也有政權忌諱，而更充分的原因是：人生萬事、往來時空的錯綜複雜，遠非史家簡化的思維所能盡知，也沒辦法完整的敘述；小說家面對這變化多端、終始無邊的歷史長河，心中起伏交纏的疑惑与憂思，只能問天求佛吧！

梁武帝雖也有上述利令智昏、敗事害民之舉，但整體而言，是歷史上難得的仁德有為之君，雖以武力征伐起家，而開國之後頗重文治，「普通元年春正月，梁主出南郊祭祀，大赦民間；又視國學，親臨講肄，並詔各皇子以及王侯之子，皆令入學；一時，庸庸之度，文風之盛，自晉宋齊以來，未之有也。」尤其對昔日功臣，可說是情深義重，第二十二回詔柳慶遠回朝云：「當日與卿同謀創業，今已功成名遂，故手詔卿來，共享富貴。」真是「君恩有如天，臣心有如水，天与水相連，自能保終始！」（頁564）

北魏神龜年間，胡太后荒淫攝政，有可伐之機，梁主乃親率六軍，進取壽陽；詩曰：「天下安能禮樂平？武功未免動刀兵！挺身虎戰稱良將，棄命龍爭號俊英。大烈莫非明展土，奇勳無過暗傾城；誰知麟閣標名日，無數生靈已不生。」（頁569）歷史記載的總是少數菁英份子，而世間就是他們領銜演出的舞台，這些帝王將相為了發揮個人才華、滿足私人野心，而無休止的你爭我奪、予取予求，且將這些行為合理化為「天意、民災」，以現實的成敗「論定」歷史的是非；其中，佔最大多數的生民百姓，永遠是沈默的羔羊。從諸多穿插在爭強鬥智、意氣風發的戰陣中的「詩曰」看，作者其實是有廣闊的視野、深沈的胸懷，兼顧了天命与人倫、讚嘆与悲憫，表達了中下層讀書人的多重視角与同體關懷：「聖王未始不征誅，從未傷心殺不辜；道德干戈非不利，何須殺得血模糊！」（頁591）

第二十七回，攻下壽陽之後，又乘勝收復五十二城，梁主「意氣凌空，自要一番威武展雄風」，因此親率眾臣出行，依次「巡狩地方，軫念民瘼，成千古之奇績」（頁661），最後是駐兵閱武於瑯琊山；因郗后崩逝而回朝，重整朝綱，「大小政事，無不悉心宸斷；各省表章，無不經目批發。雖至三更，亦無倦怠。」「自晉宋齊以來，未有如此者也。」天監十三年，因諸將協力，屢敗魏人，割地請和，邊境無事，乃下詔班師，「与諸將共集廟堂，君臣接見，論功升賞，各得封妻蔭子，不負沙場血戰之勞，使遂生平之志。」後人有詩贊曰：「藏弓不念沙場苦，烹狗誰思血戰功？今日君臣同宴樂，方垂聖世帝王風！」（頁689）又詔良工張僧繇，精心描畫各文臣武將之圖像，懸掛於武德殿中；分封已定，諸將乃拜別梁主，各赴任所。

二十九回以後，小說的重點轉到梁武帝「崇佛」的活動及其影響－－梁主因見郗后變蟒，「果報之事，絲毫不錯」；便專心好佛，仁慈聽政，多次大赦民間，又令獄中人自贖其罪。從此，各郡縣獄無重犯，良民脫罪者，歡呼感恩，「就有一等奸頑之輩，不思朝廷仁政，反視官法等閒，全無畏懼，便恣行不法，多劫金銀，作犯罪時贖罪之用。一時，山林草野、湖蕩之中，盜寇日生，有司官亦不深求。」（頁760）而晚年的梁武帝雄心漸衰、朝政漸廢，且天命轉移、道友來尋，時局人物又將汰舊更新了。

先是，兒孫不肖：豫章王蕭綜，自疑是東昏侯之遺腹子，而常懷異志（頁729）；而西豐侯蕭正德陰養死士，欲謀不軌；往投蕭寶寅不成，回國請罪，梁主宥之，詩曰：「雖云父子不無傷，背國欺君法要張；有罪不誅留後患，自然禍發在蕭牆！」（頁771）邵陵王蕭綸狂悖胡為，梁主賜死；太子求情，乃免。史官曰：「既生上智到唐虞，定有丹朱做下愚；非是嚴親不能教，教而不善又何誅？」（頁830）而昭明太子蕭統，受「白雲觀道士」陳羽生之蠱惑，以太乙正法改善東宮的風水，而被誣指為：「日夕謀計，欲厭昧陛下天年，以祈早登大位。」因受冤鬱結而致病，卒年三十一。（頁848）

其次，諸將老死：第三十三回題云「功名成天書返洞，劫運消九曜歸垣」，開國老將相繼病卒，小說對他們生前的功業多有詩讚之，如：王茂：「血戰從王成大功，功成帝室受皇封；請看生死俱無愧，始信男兒志氣雄！」（頁770）曹景宗：「勸君切莫羨封侯，拘束身心不自由；何似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頁781）王珍國：「太平無事將軍死，留得英名千古聞！」（頁818）韋叡：「丈夫出處無沾滯，青史方能性字香！」（頁847）張弘策：「又是功臣又是親，不驕不吝宛儒身；千秋想像誰堪匹，除卻周公無別人！」（頁848）特別是柳慶遠的結局，老猿向他討回天書：「只因你上應天星，該扶劫主，以成梁室偏安。今你功已成、名已就，豈可容你久懷在身、輕泄於世？………況劫主事佛，不久魔生，已完自己因緣；今上天已有乘魔應運之人（侯景），我今又要將此靈石，前去付之矣！」小說對他似有偏愛，每擬之為諸葛亮，如云：慶遠有王佐之才，而限於時事，梁武年老心灰，不能展其經綸，史官有詩嘆之：「仰彼王佐才，一匡何足數？只為佛無邊，累殺偏安主！」也有見他星宿臨凡，梁武事業皆前定，即盡其力，焉能逆天行事？有詩贊之曰：「雖然人事差，總是天之命！盡瘁繼臥龍，臣心亦已罄！」

幾年之內，老成凋謝，梁主氣數已盡；而當年被毒殺的齊和帝投生於北地為「侯景」[20]，今已長大成材：「自恃有勇，目內無人；狂蕩無憚，轉眼無情」；應募入伍，屢有戰功。（頁748）北魏分裂後，得東魏高歡之重用，擁十萬甲兵，專制河南；高歡去世，他權且「獻地、稱臣」於梁；此後，內憂外患，亂事紛起，梁主不能從善納諫，反而捨身佞佛，輕忽國政、放任群小。於是，梁朝數十年的安定繁榮，急轉直下；蕭正德「見梁主年老，英雄之氣全無，好善之心日長」，正欲乘時而動，奪兄弟之位而自立；忽得侯景之書，許共圖大事，乃喜而約為內應；太清三年，侯景發檄起兵，數「梁主十大罪」，裡應外合，大軍渡江而來，直入建康；東南半壁的人民，久不見兵火，而侯景猝至，嚇得「束手無策，唯閉戶保守妻子」而已。有詩刺梁主曰：「年少英雄明萬里，奈何老厺糊塗。大都怕死信浮屠，百思求智慧，泥土只如愚。」（頁943）蕭、侯二軍合圍臺城，久攻不下，正德乃於建康即帝位；諸王皆駐兵不進，觀望臺城消息。後因屯守太陽門的書吏引兵入城，於是城破。

第四十回，梁主知臺城危在旦夕，因走入淨居殿中，拜禮佛像，懇求三寶慈悲救難；又想：「當初成我帝業，皆虧一班良將之力。………我聞生前正直，死後為神，今良將雖亡，而英氣自常留人世。」乃將當年所畫的諸將圖像，懸掛於四壁，逐一審視，並細訴今日苦情，但願「他必有靈，能默佑潛消，解此倒懸」；許久，諸將顯靈侍立曰：「臣等功成名遂，久去塵寰；………今陛下因緣將到，我等就位有期，同登極樂。」說罷，倏忽不見（頁968）。這批良將，在俗為輔成帝業之伴侶，在天乃應劫下凡之星宿，出生入死、同甘共苦，與梁武帝之情義，有過於妻兒！此情此景，聞之令人鼻酸；而投胎轉世、果報相尋之事，也令人眼界開闊，不執今生之苦樂，而深信世間一切，自有法界（劫運）安排也。

侯景入城後，引甲士至太極殿見梁主，汗流滿面，不敢仰視；出而對手下說：「吾嘗跨馬對陣，矢刃交接，而意氣安緩，絕無畏心；今見蕭公，使人自餒，豈非天威難犯？我不可再見之！」遂使軍士入值省中，各帶利刃，不許任何人得近梁主之身；梁主大怒，乃走入淨居殿中，拜佛打坐；十餘日之後，證悟本來，乃端坐而逝（頁975）。詞云：「謾道皮囊全脫去，此中尚有吾真；況乎天運要重新，若非梁早喪，豈不誤隋陳？」一切都是天命的安排，梁武帝八十六年的歲月與作為，說穿了只是一場傀儡戲，借假修真而已！

梁武去後，「主要情節」已結束；剩下的只是交待後續發展而已；（侯景）走入淨居殿中，只見梁主在蒲團上端坐，顏色如生，於是跪拜了一番，遷殯於朝陽殿，廟號「武帝」；迎立太子綱即皇帝位。蕭正德密謀造反，被侯景斬於府中。自此，侯景兇心日長，挾制天子；諸軍事政令，悉握掌中。隔年，廢綱立棟；常對部下說：「若不盡法，天下何以知我威名？」於是殺人如草芥，以資戲笑。不半年，逼棟禪位而自立，殺戮朝中大臣及蕭氏子孫；建康大亂，而義兵四起，以陳霸先、王僧辨為首，多路進攻，大敗朔方兵；侯景帶百餘騎逃至海中，被羊鵾謀殺，截首醃屍，送至建康，百姓爭啖其肉，至「磨其骨為灰而分食之」。蕭繹於江陵稱帝，「雖有雄才英略而御下無術」，在位三年而崩；傳位於太子，不久，為陳霸先所篡，而梁氏遂亡。

小說中的人事，應運而生、數盡而亡，梁朝的建立乃為了成就蕭衍一人，而真主已趁香雲去，後起者難乎為繼；擴而觀之，東晉亡、劉宋興，齊梁相承陳短命；隋定江山南北合，改朝換代只似夢！前仆後繼無窮已，有德無道怎計較？總歸是天命循環、人性貪瞋，其中了無新意也，詩曰：「風光上接中天日，威力旁消四野霜；但恐有開還有謝，誰能保得不興亡？」（頁25）世間人事的循環往復，無始亦無終，而最後總是不了了之；小說作者只是借題發揮、借事說理，其態度介於嚴肅与遊戲之間，部份是傳播歷史知識，另外則是宣揚個人信仰（儒道釋）；七實三虛或半真半假，沒辦法明確的區分。

來嫌太晚厺嫌遲，點醒貪瞋是所期！不識紅塵沈迷性久，因緣大事可還知？（第35回，頁851）

前一節所論是歷史敘述与天命信仰的結合，在半實半虛之間，給讀者一種簡化人事、滿足想像的效果，大體上屬於傳統「儒、道」的教化；而梁武帝的生平事蹟，卻另有大部分是關於佛教的，從三十九歲即位（502）到八十六歲餓死（549）將近五十年，不論是公開的弘揚或私下的實踐，以「皇帝菩薩」的理念，積極推展「佛教國家」的政策，這是最讓史家疾首痛心，而佛教徒所稱道景仰的。

小說在這個部分的發揮，已經是「明清佛教」式的世俗化、神通化，福慧兼顧、禪淨雙修－－萬法皆空的機鋒与因果業報的勸化，表裡相應、利鈍全收－－行文中所抄錄的法語、問答、典故，及所奉行的思想、儀軌、大多是宋明以後的庶民佛教，与南北朝的權貴佛法有很大的差距；也因為這樣的轉化，小說中的梁武帝失去了貴不可近、高不可及的形象，而更像個虔敬平易、單純可親的一般佛教徒！

小說在形式上是以佛「說經」而起，插入一段「譬喻」故事，前因後果，報應歷然；又以佛「說法」結束。頗有「黃粱夢醒乃知空」的義趣，虛化了歷史人事、順逆得失的執著。先看「西天靈山」我佛如來在「靈虛宮」說法的場景：

只見如來端坐蓮臺，與五百阿羅、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講演大乘玅法[21]。………

以下便是二花降凡，「借人形、修正果」的情節。而佛法在中國的流傳，除了前述伊蒲塞与楚王英（在家居士）為先鋒，接著是（魏）正始年間：「只因太后胡氏佞佛，魏主信之，故不事經籍，唯親佛典。一時，佛教盛行洛陽。………以為今生作孽，一入佛門，若經懺悔，惡孽俱消，窮者得富、賤者得榮，善念若深，生生不滅。」啟建大小佛寺，共一萬三千餘，「佛法逐漸傳入南朝。」（頁383）這兩段敘述都是背離史實的，但重點似不在此，而是「菖蒲」轉世為梁武帝之後，對佛法的體證、護持、弘揚－－或如前引侯忠義云：「本書旨在借史實而闡述佛法」－－大致有表現在這幾項：

1、緣熟心開、見性成佛    2、因果報應、六道輪迴

3、道場功德、懺罪度亡    4、誓斷酒肉、停用牲祭

5、捨身出家、禮佛講經

前二項乃佛教思想的兩個重心：「諸法如幻」的體證、「業報不失」的信解，是個人證得涅槃、皈依三寶的根據；後三項則是世俗衍伸的形式（方便消業、悲願濟度）之實踐，滿足了中國佛教徒與傳統禮俗相依違的雙重需求。

菖蒲、水仙，雖宿植靈根於西天，但心地未明、貪瞋仍在，故奉命下凡後，不免又為身心所困、六塵所迷；若長此以往，必致道力退轉而入輪迴，此非歷劫修行之本意；故而，如來講經時，「忽以慧眼遙觀，復又垂目，即合掌於胸說：善哉、善哉，欲度眾生，反添業障。………汝等眾中，當廣開方便，指示迷途，同歸極樂。眾問：二人迷失本來，惡生好殺，貪痴種種，已趨輪迴業境矣。………但不知可解脫此二人之厄否？佛曰：人心一正，諸惡俱消，無往而不能解脫！」案，此處說「諸惡俱消」，乃是消惡念，而不消業報；誠意正心，則不造新（煩惱）業；但昔所作業，因緣成熟時，還受其報也；是故，梁武帝於最後數日，「心」雖開悟，而「身」仍餓死也。

於是毗伽那於枯樹中化身嬰孩，為朱氏收養，取名「佛賜兒」。阿修羅則變形為凡僧「雲光」：骨瘦面蒼，手執「禪杖」、肩挑「蒲團」与「梵經」，到長干寺[22]掛搭（頁509）。接著是梁武帝各項奉佛的舉動，如廿一回云：「到了初八這日，梁主身穿素袞龍袍出朝，帶領文武多官，發駕竟往長干寺來，………啟建無遮大會，早間拜誦、午間講法、晚間超濟孤魂。」（頁524）勞民傷財的水陸懺儀，好不熱鬧！卻被雲光僧點破：

欲以數粒米，化作無邊之甘露（施食），也非等閒；蓋因地藏憐愍眾生，故登壇作此神通，因他堅心精進，故能感動觀音大士，變作焦面鬼王，往四大部洲拘攝幽魂，來受這甘露之味。試思今日這等凡胎頑僧，有何德行，而能感動大士乎？此不過佛家一戲場傀儡耳，於眾生何益？若仗此而消愆，恐業更深也！」（梁主）又問道：「若如此說，則朕此番佛事（無遮法會）不幾為無用矣？」雲光道：「善心既動，怎說無用？但此等用處，不過是燃燈代日、挑土為山，些小懺悔，焉能補過？何不及早回頭，現身說法，庶可解釋冤愆，不失本來面目！不然，沉迷既久、墮落漸深，則非算矣。（頁544）

這段對話，頗得佛法真義：將一切「慈悲利他」的功德，歸根於「無礙自在」的體證。一個逐物迷真、貪瞋具足的人，自顧而不暇，又如何讓六道眾生「知非、離苦、解厄」呢？正是：「有彩啣雲方結霞，若無妙義莫拈花；可憐聾聵驚聾聵，恨殺西方老釋迦！」此亦相應於達摩所說：「淨智妙圓，體自空寂」而「不以世求」，才是真功德！

雖然講了那麼多，梁武帝仍執著於道場功德，雲光嘆曰：「可憐，此人為物慾所蔽，身心固結，失卻本來，一時焉能悔過？須慢慢使他猛省可也。」又曰：「爲人消釋，終屬小乘。」因梁主之請，雲光乃登台「向大眾宣了一卷心經」，他講的是：「心即是佛，無佛非心；佛即是心，無心非佛。………若萬妙皆佛之靈，則一切惟心所造；故心一動而佛之光明盡見，心一靜而佛之聲色皆空，心一喜而佛之人天踴躍，心一怒而佛之神鬼生瞋，心一哀而佛之慈悲具足，心一樂而佛之歡喜無邊。若思見佛，須要明心；倘或迷心，自難成佛。咦！人人有佛不自知，卻向骷髏去剝皮；到得抽身尋舊路，誰知已是點燈時。」講到精妙處，感得滿天雨花。（頁547）梁主說：「朕今仗此三寶佛力，又得吾師懺悔，足可滅罪消愆矣！但覺此心惕惕不安，何也？」雲光曰：「此陛下本來懺悔之善根也！」此處或可說是修行入道的關鍵：人一輩子可能做了許多符合宗教信仰與道德要求的行為，但此類「他律」的成全，無助於「自我」的認知与「煩惱」的化解；俱生的無明渴愛，仍隨時蠢動，引生無邊的（矛盾）不安；而這種不安，同時也是良知的自覺、智慧的萌芽，從這裡深入觀察，正是向內徹見本性的契機；但此事非同小可，要有長期苦參的意志力，沈下心，冷靜、積極的針對問題的根源，逐一釐清。

但這些微的道心，卻被郗后的「小聰明、大毒計」動搖了（詳後文）；雲光深知梁主的時候未到、禪心未堅，乃留偈而示滅。梁主雖也覺得郗后此舉，於佛門有玷，卻敵不了俗情貪愛：「不是心昏喚不醒，只因勾引未曾停；方才捉定回頭想，又被笙歌騙去聽。」隨後開龕驗屍，惟見遺鞋一雙；空中飄下紙條云：「今雖移植去，原有舊根芽；性靈既自在，皮毛莫認差！無邊光景雲映霞，一時恩愛水團紗。………迷津喚不醒，失足豈有涯？四十八年霸氣盡，江山又屬別人家！」梁主乃歎曰：「原來是一尊古佛臨凡，使朕當面錯過，深為可惜！」（頁561）。

雲光去後，梁主又忙於征戰，而無心顧及佛教；直到攻下壽陽城，為了超荐陣亡孤魂，才又想起「有德高僧」，魏將李憲提及「法相寺廣度長老」，梁主召見時，他卻又「遽然仙遊」了，只留字云：「廣度雲光，總是我做。………究心精進，此中莫挫；我今去矣，誌公補過。」梁主又嘆曰：「惜朕無緣，不能再見。」（頁640）就小說的安排，雲光－誌公－達摩，輪番上陣，只為了護持靈根、點醒梁主。

前文提及「毗伽那」化身的「佛賜兒」，從小跟著朱氏拜佛，不吃葷腥；朱氏亡後，他對鄉人說：「我今身無掛礙，早脫紅塵，離了孽海，欲厺清淨中尋覓源頭，上可報生育之恩，下可脫三途八難之苦。」（頁672）於是投身鍾山「道林寺」儉長老出家，長老於定中觀知他的來歷，云：「善哉！完此西來大事因緣，普度梯航、慈悲引證，死者超生淨土，生者共入菩提。………我今為汝披剃，可到世尊面前作證。」又取法號：「聖人得之為大寳，又多見是識為誌，又廣施及眾為公，可取名寳誌公。」（頁678）根行雖好，卻有閉塞之迷：「只因被朱氏抱回，尋人餵乳，受了凡間婦人貪瞋癡欲之氣，蔽卻靈光，有時而昏。」幸而剃度後，在寺中學習禪門規矩，漸有知覺，遂晝夜用功十年。某日，在禪床上入定，儉長老問：「汝心定耶？身定耶？………身心俱定，何有出入？」誌公：「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當寂。」長老合掌說：「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當知是來處。」[23]誌公「只覺一時推窻見月，諸事了然。」長老圓寂，誌公乃接了衣缽，開堂說法。（頁680）

雖然經過雲光、廣度兩次的作證佛法，梁武帝仍半信半疑；普通元年，曰：「朕處宮中，念及前事，雖曰代天承運，未免殺戮太傷。………今值此昇平，朕欲廣揚佛法，作種善緣，雖不求果報於來生，亦可消罪於今世。」朱異迎合說：「陛下既具此善緣，何不乘萬機之暇，涉獵經典，一可釋己愆尤，二可增添福祿，三可求國祚綿長，四可拯拔幽冥，此乃萬全之舉。」（頁694）梁主遂廣行善事，遍處啟建寺院，於是「建康佛教大行，以致民間子女皆來相送，出家者紛紛不絶。」又每與諸廷臣講論佛家大意：「人之浮生，如東逝之長流、西垂之殘照，………若不精心脩善，向三寳中懺悔過愆，墮入阿鼻，填償苦報，再要這五官具足，享受榮華，恐不能也。所以朕今惜福，廣作善緣，惜今日之福者，留與來生享福；作今日之善緣者，是享後日之榮華。」（頁726）這樣的君臣對話，所理解的佛法仍不出「現世的利益、來生的福報，離苦得樂、轉禍為福」這類的人天小果、有漏福德；而如何提升梁主學佛修行的境界与層次，正是誌公与達摩的「後段」任務！究其實而言，佛法的修行，當務之急並不為了擺脫「未來」的輪迴，而是化解「眼前」因無知、貪婪而引致的身心煎熬；若依佛法的正常道而修觀「緣起空性」，頓見「清淨本心」，可有效的療治這些當下之苦。或者說，輪迴的根因在於無明我執，輪迴的痛苦乃因渴愛把持，而根本解除之道乃是信解行證「五蘊無我」之理，而止息貪瞋；若能如此，脫離輪迴乃是法爾自然的結果；但梁主正處於至尊極貴之時，貪著今生与來世的享樂，所思所作不外乎如何增長這五蘊身心的實在感；佛教只是成全此事的工具而已。

第三十回，梁主為了超拔郗后而詔令天下寺觀，設壇追薦，欲「集眾善而釋一人之愆」，百日後出巡建康各寺而初見誌公，問答如下：「吾師亦曾度人麼？」「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若是如此，朕何不見？」「爾若一切不見，是名真見。」又：「朕欲脩行，佛遠乎？佛近乎？」「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識本心，識心見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密。[24]」（頁742）梁主雖不解其義，但見誌公「出言吐氣，的有根源」，愈加起敬，乃告知作此法會的因緣，誌公云：「今遍令寺僧，啟建法事，傷財動眾，彼受苦惱，焉能為陛下減愆？況此經文，套語陳言，只不過使人戒心，引入正路，事不相關、言不切當，安可滅人之罪、消人之災乎？」乃轉勸梁主收求經典，構思精義：「半年之內，著成了十卷真經，名為寳懺。」又選「戒行僧」四十九人（皆是喜在世間修行，以啟愚蒙的阿羅漢），作百日道場，郗后得生忉利天。（頁744）這是誌公初示道力与神通，取得梁主的信賴，為的是漸次開導他悟佛知見而了此西來公案。

某次，梁主与誌公問答，忽然有悟曰：「十二者，欲我十二時中脩持也；安樂禁者，欲我戒繁華也！」[25]從此屏色絕欲，朝夕敬禮三寶；在宮中猶恐不潔，便於臺城中啟建「同泰寺」，並「大集沙門，立無遮大會，日在寺中，拜仰佛像」。（頁762）雖然災異迭見，朝臣亦屢諫「不可佞佛」，梁主卻都不聽，每日勤於佛教，蓋了許多大寺；接著插入三段誌公的傳說：与白鶴道人潛山鬥法：「佛法妙無邊，豈與人思議？誰知錫杖籐，能化龍尋地！」（頁766）喫魚吐魚「鱠殘魚」[26]；（頁783~787）及誌公請死囚頂水，以警示梁主：「畏死心切，心惟知水，焉知有樂；求道者亦當作如是觀。」（頁787）除了顯示誌公的神通以增加小說的趣味之外，也是對梁武帝的應機施教、隨宜說法，而效果並不顯著；故「達摩」於此時現身，加入警溺救頑的大事。

「菩提多羅」因想起昔年在西天曾許過二人（菖蒲、水仙），便拜求如來，也要往東土救度，以完前信。如來云：「善哉，善哉！汝今要厺，則遞代相傳，吾道東矣！但汝不必降生東土，可於海外宣揚一遍，然後入於中國。」以下便是投生南印度香至國為三太子，遇般若多羅付法、改名的故事，大致是根據《五燈會元》的記載，但為了配合本書的情節而略作修改，如其師般若多羅云：中國的佛教徒「雖云好佛，不見佛理；已有人（雲光、誌公）指迷；汝到彼方，不可久留，彼自醒悟也。」以及：「忽一日夜間，有白毫光沖起，達摩觀之，知中國蒲羅尊者與毗迦那，廣脩善緣；不勝歡喜道：我今可厺矣！遂別了國王，辭了學侶，航海而來。」（頁798）三歷寒暑到了南海，梁大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也。所到地方，因梁主好佛，人民效尤，廣立壇場，供佛延僧，講經說法；略有些知見，人即敬為「善知識、大和尚」。接著便是達摩辯破「實相宗」[27]而「驚動大眾，………於是，達摩遍入禪林問難，來厺無定，漸漸傳開達摩名號，是一尊活佛臨凡；各處善信檀越，並貴官長者、僧尼師眾，無不願見；………你請我供，爭奪無休。便驚動了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接入衙中。」問：「弟子欲向西方求佛，去路甚遠，不識吾師有捷徑否？」答：「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厺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請先除十惡，後去八邪；念念見性，常行平直，便睹彌陀。」（頁810）稍後，蕭昂奏知梁武帝，乃詔往建康，「梁主將達摩細看，只見面貌又黑又紫，一雙圓眼，白多黑少，鬚髮拳螺，渾身黑毛茸茸，十分慘賴怕人。」問：「是何姓？」答：「是佛姓。」「師無姓耶？」「性空故無。」「師自南來，欲作何事？」「惟求人作佛。」「南人無佛性，怎能作佛？」「人有南北，佛性豈然！[28]」接著才是「有何功德」的問答，抄襲燈錄之文；而最後，問：「對朕者是誰？」答：「是佛！」梁主見他「以佛自居」，又貶駁「並無功德」，心中不快，達摩說：「終日求佛，迷而不識；餓斷肝腸，方歸無極。」起身離去。

誌公聽到此事，嘆息說：「來而無成，又費我功！」乃向梁主說他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特來度陛下耳；何當面無緣而失之也。」於是梁主出朝追趕，卻見達摩「一葦度江」，留下幾句話：「脩在於己，何須望人？非不慈悲，魔盡佛成。………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因茲暗渡江，得免生荊棘！[29]」（頁831）

文中有一句：「彼以急引，我以緩誘」，說明了達摩與誌公對梁武帝採用的不同策略，前者直言無隱，當頭棒喝，一試不中，拔腿便走，較似阿羅漢作風；後者或言或默，觀機逗教，循序漸進，常隨左右，近於菩薩道心行。兩人分別扮演的腳色與作用在小說中相應成趣，且呼應了天命與因果的情節結構。就小說的安排，雲光、（廣度）、誌公，乃達磨東渡見梁王之前驅；已先在中國傳播「禪法、機鋒」，故達摩來時，反而不稀奇，不受帝王注目，只得退藏於民間，開宗付法，留待他日振興禪學，如柳宗元＜大鑒禪師碑＞云：「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而小說結尾也說：當日達摩見梁主塵緣未斷，尚有冤牽，遂折葦渡江至洛陽，於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後，大闡佛法，並授心傳於慧可，乃端然坐化，與誌公回西天繳旨；而「慧可傳三祖………五祖傳六祖。至今佛法，皆是達摩流派。」（頁991）

達摩去後，誌公說：「他雖已厺，然佛還在，只須檢點機關，因緣到日，而佛自見也。」（頁835）依然是誌公與梁武帝形影相隨；這些耐性、婆心，只為了他日後的回首悟道而準備；而猶自沉迷於俗業的梁主，卻不見棺材不流淚，誌公乃以偈暗示梁朝國祚的始終，而梁主不悅，反問誌公自知來去否？誌公答云：「聖人無己，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境智非一，孰云去來？」[30]說罷，朝著梁主大喝道：「汝知西來意麼？」梁主云：「不知。」又問：「汝知佛法大意麼？」答：「理會得！」誌公乃曰：「但六根未斬，須要牢栓；須到萬緣寂滅、六賊無乘，那時方歸正覺。我今去也！」回寺之後，端然坐化，又於雲中現身云：「達摩已去，誌公歸西；因緣將到，不用淒其。」（頁864）從上三位道兄降世的因緣已盡而逐一離去，留下梁武帝獨自面對深重的習染及未來的命運，這是悟道與否的關鍵，決定於個人的願力与精進，卻企求他人不得。

關於多次捨身之事，小說的解釋是：「梁主久在寺中，因寶誌公喝明開釋，遂有個迴光返照，漸識破機關；不期入宮之後，身為萬乘之尊，聲音入於耳、美色現於眼，………一線靈光，又早被六賊竊去。」乃對群臣說：「今人不能成佛者，是貪戀皮囊，而為物情所累，不能灑脫，難證菩提；朕今………當捨身於三寶中，皈依佛教，作無上之求！」梁主雖有此心，卻迷於塵緣，於是自思：「我如今在宮，豈是修行之地？還須入寺，捨身於佛，倘蒙我佛慈悲，哀矜攝受，現獅現象現蓮臺，開釋成佛，庶不負我一生好善之功。」至於捨身之後的活動，多半是登座講經、於築臺施食之類；其中細節，正史載之甚詳，小說則記錄了某些「朝野議論」，如云：「梁主年高，既要修行，何不傳位太子，然後入寺，方無掛礙？」或云：「既要捨身，就該屏富貴、棄妻子。今捨身而其身尚在，………則先自昧其心於不誠矣，佛肯佑之乎？」或云：「今委身於佛氏為奴，則為佛者當取其身而用之，愚民惑眾、喪亡之事，可不計日而至矣！」梁主聽得這些輿論，甚不悅；後經太子率群臣到寺勸請，並各捐俸金以贖之。史官曰：「天子脩身以為本，如何捨作佛家奴？捨身既可黃金贖，我佛原來是利徒！」（頁907）就這樣三捨三贖，有詩譏之曰：「此身既欲三番捨，何不都拋下！如何又要贖歸來？消盡雄心，霸業已成灰！」（頁901）類似的捨身、施食、講經等宗教活動，相對於真參實究的修行，只如兒戲；看似「慈悲」利人，卻無助於己之「見性」、亦無益於國之「治安」也。

贖身回朝後：「所行之政，一味仁慈，寬刑卹典」，因而「四方奸宄出沒，有司屢擒屢赦，以致盜賊滋起。」（頁867）又被朱異、張綰等人蒙蔽，而致侯景叛亂，攻入臺城；梁主只能躲在淨居殿中念佛、拜佛，倦了便盤膝閉目，凝神定魄；經此多日不飲不食，徹底絕望之後：「身心俱攝，萬念潛消，不睹不聞，不為六賊纏擾。」「萬緣俱滅，四大皆空，又觀想到至精微妙的所在，一線靈光，霎時透明，徹底澄清，始知雲光誌公達摩一番公案，又前身後身得失果報，纖悉皆知，因大笑道：自吾得之，自吾失之，亦復何恨！西來大事因緣，於今完矣，安可遲也！說罷，在蒲團上連聲哈哈哈、荷荷荷，遂雙手搭膝，閉目垂眉，端坐而逝。………此是梁主證果西方，至今訛傳餓死臺城也。」又云：稍後又現身說偈曰：「西方來，西方去，大事因緣在何處？電光石火費奔忙，何不安心作常住！」唸完，乃隨香風往西天，見佛繳旨。（頁975）如來曰：「汝今根荄已固，離苦而就歡喜；我今當爲汝說法，證入菩提；況有寳懺，傳流東土利人，超滅罪愆；作此無量功德，汝永無輪劫之苦矣！」說罷，聚集眾弟子，宣揚妙義：「諸弟子聞佛說已，皆大歡喜，作禮而退。」（頁994）這樣的結局，在小說的天命架構上是注定的：「下凡歷劫」的英雄，雖幾度迷惑於塵緣，終必有覺醒回首之時，而這身不由己的迷夢，恰是潛在人性深處之情欲的「發露」与「淨化」的過程。這種方式的陳述，滿足了小說讀者對於主角的預期，但不能建立佛教大修行者的形象，因為它簡化、淺化了學佛證果的複雜性與高難度。

同樣是皈依佛教的有德名花，菖蒲轉世為帝王，並未忘情於佛法，最後是悟道證果；而水仙投胎為皇后，卻「與佛無緣」，且因瞋妒而淪落畜生道。這樣的差別待遇，是有部分的傳說為根據，又加上作者的花性解釋：「二花雖然得道，但水仙色念未能除盡，故至今尚含素蕊、吐淡花，以弄人間之秀。………菖蒲孤潔為陽，水仙輕盈為陰。」（頁27）以此因緣，她的生母竟為了某僧的穢行而云：「和尚們沒有一個是好的！………從今不信三寳、僧尼釋道。」只這一點怒僧之念，動了胎氣，生下女兒，卻聽空中有人說：「此去不可錯了念頭，自墮因緣」。這段伏筆似已預見了郗后將來的噩運。

這郗徽從小受了完整的教養，不僅姿容絕世、女工精巧，且賦性孤潔、頗知書文；嫁給蕭衍後，夫妻甚是相得，只生三女而無男，有人勸她拜佛求子，她卻不信，說：「女子只宜淨處閨中，無事不出中堂；若要去燒香，未免拋頭露臉，豈不惹人嘲笑！且庵寺乃藏污納垢之處，淄流未必盡是高僧，豈可混雜其中，以飽飢鬼之目？又人間生育，是陰陽運化之功、父母精血而成，哪裡是拜求可得？」這段話的內容有部分符合當（明）代世俗佛教的現實与弊端，且堂正通達的語氣，得自儒家倫理的教化；只是，意識層面的觀念敵不過人性深處的貪瞋，而父權專制的生存環境，故意忽略女性的情慾、想法、身體主權与心靈出路，讓她們陷入一種無知、矛盾、自言自語、半醒半睡的狀況；話似乎說得合情入理，只苦於扭曲自我、言不由衷。轉世為女人的郗徽，或許只想做個安分守己、被人疼愛的妻子，但天命安排她貴為王后而不得專寵；於是人性的陰暗面，隨著權力的自覺而無限擴張，終於淹沒了儒家外塑的表層教養，「欲求不滿」具體化為對情敵們惡毒殘忍的報復手段，且日夜沉溺於這些恐怖的心行中，不可自拔。這實在是錯綜複雜的因緣所造就的悲劇。小說云：起初，他倆少年夫妻，如魚似水，只因蕭衍「素性英武，有驚天動地之才，豈肯沈埋淹沒！」過了幾年，聲名遠播，屢受朝廷徵召為官，於是歡少離多；後來聽說蕭衍納妾產子；雖然不悅，也無奈何；梁朝建立，正位為后，見了無數鬥美爭寵的宮女，這才動了妒心；「我既貴為國母，已操生殺之權，豈可搏寬容之虛名，而受侵分之實禍？………吾今須細細訪察，只將（與吾主）有染之人除之！」小說評曰：「徽號已崇稱國母，猶思宮嬪鬥妖嬈；若非媚主淫心重，定是貪權妒不消！」（頁425）梁主臨幸「苗妃」，嚐到甜頭之後：「在宮中朝歡暮樂，十分快意；而郗后竟若不聞，堅忍於心。」如此隱而未發的危機，梁主全然不知；小說又為他辯護云：「沈於酒而不為酒困，溺於色而不為色迷；每日雞鳴先起、五更視朝；親賢遠佞，日与賢士大夫相接，所言者皆治國安邦之切要。只等政事完，方入宮享用；所謂樂而不淫，又何害於國家乎！所以朝中莫敢議其過失。」（頁446）此事在男權專制之時代是正當無咎的，但視女性為享樂之物，且任由她們互相殘殺，則令人不忍卒賭也！郗后妒嫉之心，無時或忘；每在宮中尋事，宮娥若拂其意，便「用藥賜死」、或「非刑拷打」、乃至「火炙刀剜」；凡梁主幸過的，皆逐個「設計處死」；卻又巧於遮掩：「若處死了宮女，必著近侍報知梁主，說某宮妃今日忽暴病而卒。………又使人盡禮殯殮，故此（梁主）絕不疑心，只稱讚其賢德。」（頁500）這其中，處置「苗妃」的手法最狠毒：先割其舌、後剜其心，血紅滿地、骨肉四散，郗后才「快心」；又將屍體拖出去，令鷹抓蟻食「方消我恨」。詩曰：「又非殺父与爭功，何用非刑如此兇？」（頁506）

但郗后也不全然是陰妒庸愚之輩，對某些攸關國體的重大議題，也有合乎傳統儒家的看法，如評論「禮懺法會」之愚弊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聖經也。………安有自負愆尤，而能借數卷佛經、幾個愚僧，念念誦誦，便能消滅？」「況帝王應運而興，代天理物，誅戮有罪，以治世安民，乃功也，非罪也，何須懺悔？且懺悔者，禱於天也，此何等大事，豈容淄流請命，以異端之微言，而褻瀆天聽？………佛若有靈，豈肯庇惡而奪上帝之權耶？」「況淄流之輩，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口雖清淨，而一味貪瞋、百般奸險；昔魏國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已是前車，何陛下不鑑，猶思蹈其後轍耶？」（頁552）從帝王「奉天承運」的信仰，殺活秉天意、賞罰合民心，所作皆大公無私也！梁主聽了，似亦有理，但不能決斷；郗后乃設計由「美貌宮女」送「牛肉包子」給眾僧吃，色誘、葷食，暗中壞了出家人的戒儀；這種狡黠陰險的計倆，都被雲光僧識破[31]，乃說偈留讖：「靈苗異秀，原是西來種；孽深遺臭於東土。不思就裡翻騰，轉見法而破法。皮毛已換，便不知我是誰？惡念毒心，異日受蟒報！」而示疾入滅。（頁557）其實，上帝行賞罰之權，如來施慈悲之恩，各得其所而互補；但事在人為，而人心貪婪複雜，每假借上帝、如來之名號，以滿足情欲之私；此乃人之過，不可歸咎於儒、釋，亦不當厚儒薄釋！

郗后作惡多端，久已人天共怒；某日，夢入陰間，被冤魂驚嚇而致疾，臨命終時，自思：「夫妻恩愛者，不過以色生憐；今我尪羸瘦骨，與鬼為鄰，若使吾主見之，豈不羞死！不如早死以滅其醜。」乃大哭吩咐說：「我死之後，爾等速將我下棺，不必待吾主視殮。」乃大叫梁主數聲而崩，年四十五歲；有詩曰：「眼角眉梢都是妒，心頭意尾莫非殘！誰知到此俱無用，唯有冤愆報不完。」（頁669）

第二十九回：「郗夫人遊地獄變蟒」：郗后魂遊地獄，「孽鏡」照不出她的過惡与身形；閻王指證她「有三件大罪：貪淫嫉妒、破戒行僧、殺戮宮女」，令受極刑，卻有「西方妙品蓮花」擁護她。乃改判「變形」為大蟒，押至山穴中藏身，卻被轉生為山神的「苗妃」百般凌虐；於是向梁武帝現形求助（見前節）；後得荐拔而生天云：「我宿具根行，只因母腹，錯了因果，減祿受魔；今仗寶懺，復證西方，永無苦惱。」（頁744）而據說「郗后所生三女，皆信心好佛，終身不嫁；臺城破日，攜手跳井，成仙而去，陳後主時顯應，遂敕封為「梁三姑真人」。（頁758）這樣的結局總算是圓滿，被她殺害的宮女也另有善報。總結郗后之前世今生是：水仙花因「色念未除」，下凡後弄秀爭寵、毀佛罵僧，且身在至尊封閉的內宮，既乏善知識隨時提醒，又處心積慮以保后座，於是乖張陰毒，越陷越深；本乃暫借人形以修真，而不升反降，貶落為惡蟒之身；所幸先世靈苗，深植其根於西天，与諸道兄之宿緣俱在，故危急之際，求得誌公與梁武之助，懺罪超升。小說中她是個「負面」形象，可憐又可怕，在環境与本能的共謀造勢之下，身不由己成了背叛佛法的惡人，卻也因此成就了《梁皇寶懺》的永世功德；這一切複雜變幻的因果，或許沒有合於人文理性的解釋吧！

另外，中國文學史上頗有影響的「昭明太子」，在小說中有部份是據史演義的事蹟，如：「小字維摩，聰明穎悟，讀書過目能誦、賦詩隨口即成；天性純孝，喜怒不形；又明於政事、寬於斷獄。又引納才學之士，討論篇籍，著書三萬餘卷。」（頁694）而如此優秀特異的人物，是何來歷、以何因緣而降生帝王家？小說不曾為他編造一個風光的前世，只著墨於他與梁武帝的默契與誤會：「梁主喜於佛教，太子亦甚信之，在東宮閒暇，遍覽大藏真經。………潛心默會，將《金剛經》割斷，分為三十二分，各增章句，以取三十二相之義；使人刊刻，訂褶成帙，傳出宮外，民間士庶，以及優婆夷、優婆塞等見之，易於記誦，如獲珍寶。」又能拯飢施棺、開通水利………；梁主讚曰：「深得民情，又識利害之所關，守成之主也。」（頁700）這樣父慈子孝、相得益彰的關係，卻被鮑內監從中挑撥誣陷，因「厭昧詛咒」之冤，憂憤而死（見前節）；死後遊地府，問：為什麼壯年身便死，「是前世之未修，或今生之現報？」閻君云：「罪有萬端，非獨不忠不孝以及奸盜邪行也；一舉一動有犯於天地鬼神，亦罪也，何況有甚於此者，但人不自知耳。」又問：「罪由心造，心既不知，罪又誰造？」答：「造罪雖心，心豈不知？但心有偏執，認罪為功，則知而不知矣！………只因你在陽間，聰明太過、靈巧百出，持了一偏之見，妄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分了三十二分，割斷經義，使人受持，有乖如來教典，故爾之罪，至於如此！」太子服罪，但「雖犯佛愆，卻忠孝可敬，與眾不同」，乃押往「七葉關」暫時幽禁。（頁923）

梁朝亡後，太子於陰間會見盡節而死的朝臣，問起陽世對《金剛經》分為三十二的功過，眾臣說：「世人皆謂此經分的微妙，讚嘆希有功德，信心奉誦，晝夜無間。」太子聽了，頓發歡喜心說：「但願世人，信心奉持如是經典，心解義趣；我便永墮地獄，亦無苦惱！」才說完，忽兩朵蓮花生足下，祥雲擁護，起於空中，獄門大開，十殿閻君來相送云：「從來不魔不成佛道，今發此大悲弘願，實与大士救苦救難同等！」太子到西方如來座下，成了「維摩侍者」；又哀求佛力，到地獄救出生母丁貴嬪，同登極樂。（頁992）

從上論述看來，梁武帝在中國歷史上的是非功過，自有以「內聖外王」為理想的儒家史官去認定，卻似乎頗複雜矛盾，難以簡單概括；諡曰「武」，或許可與前代的周武、漢武帝等視為同類（謚法：剛彊直理、威彊叡徳、克定禍亂、刑民克服、大志多窮，曰「武」），其治國理念與行政措施，必有許多不圓滿之處，但不能完全歸咎於他；他也只是歷史長流中，偶然掌權，而被認為必須為那段時期的文化成果負責的公眾人物；他不但沒辦法獨力成事，甚至大環境讓他身不由己；而人類史上興亡成敗的事例，層出不窮，但人去樓空，徒留一個名字，給後代學者填入各種專業訓練的評論，名曰「殷鑒」。

而民間小說對梁武帝的興趣，多集中在他與佛教的的關係。除了個人近乎癡迷的奉佛舉動，以及全國深受影響的崇佛建設，該怎麼理解其行為背後的動機？又該如何評估其舉措本身的功過？傳統史家面對這個複雜的人物及其豐偉的功業，似乎困惑多於褒貶；且愈到後世愈模糊而形式化。一般人的好奇，則仍然附著於他的佛教信仰，並就信仰的領域去猜想、預設某些形而上的根源，也就是前世、今生、及最後身，輪轉於生命長流中的業報因緣。某些片段的傳說，或許從當代及隋唐以來，就逐漸傳播形成，但在明清小說中才有較完整的敘述編排；而如本文所論析，部分是因為他與達摩的晤談而附帶提及（達摩傳、東度記），或為了虛構某些人物而借他為時代背景（禪真逸史），這都是視他為負面形象，而讓他如正史所載的於兵亂中餓死；相對於此，且流傳更廣遠的，則是以他為主角而渲染修行證道（梁武帝累修成佛、二十四羅漢傳）、附會天命因果（梁武帝西來演義）的作品，寫得較豐富、曲折，讓他成為中國佛教的巨人－－佛教因他而弘傳，他也因佛教而成神－－這幾種小說彼此之間，似無傳承演續之關係，而是在不同時間、地區，以不同的傳聞，構造他們心目中的梁武帝，或諷貶、或讚揚，總之是一位值得關注敘寫的歷史人物。只是他的一生太豐富、精彩，很難找到適當的切入點，雖然明清之際隨著歷史演義與神怪小說的流行，而有《梁武帝西來演義》這本空前絕後的通俗傳記，但影響似乎不顯著，民間信仰中的梁武帝，仍是個謎樣的人物。－－至於就佛教而言，他究竟可認為是修得什麼果位？

「功行已滿，往西天竺極樂國去。」「今我脫敝履，去住兩無礙；極樂為世尊，自在兜利界。」－－《梁武帝累修成佛》

「修證有得，翌日可為西天羅漢。」「空中旗幡紛墜、鼓樂喧闐，又見紫雲一朵接捧梁主，直上玉京金闕。」－－《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此是梁主證果西方。」「我（如來）今當爲汝說法，證入菩提；況有寳懺，傳流東土；………作此無量功德，汝永無輪劫之苦矣！」「親授法號為波羅尊者。」－－《梁武帝西來演義》

雖也說：上玉京（兜利）、往西天、或生極樂國，雜入了神仙與淨土的名相；但從名號（羅漢、尊者），修辭（離苦就樂、無礙自在、證入菩提、永斷輪迴）看，他以居士（帝王）身而得「阿羅漢」，是頗為一致的看法；而台灣的寺廟則將他與達摩、誌公列入「十八羅漢」中，名為「梁武帝君」[32]，這或許是個美好的結局吧！

[1]何雲，＜論梁武帝—我爲什麽會是一個佛教徒＞，《佛學研究》1997年總第六期（何雲，1963年生，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佛教文化》主編。此處乃節錄其文。）

[2]龔顯宗，＜從秀才天子到皇帝菩薩——論蕭衍的宗教信向與治國歷程＞前言，高雄《普門學報》第八期，2002.03。

[3] 顏尚文，《梁武帝》，臺北東大，1999年10月初版，「自序」頁2、及「結語」頁318。

[4] 見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四輯「靈怪小說」10，《達摩出身傳燈傳》，卷二：達摩舟達南海、梁王接見達摩、梁武自矜功德、武帝不悟經義、武帝迎請達摩，數則之文。

[5] 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1992.之《新編掃魅敦倫東度記》。

[6] 同前註《古本小說集成》1990.之《新鐫批評出像通俗奇俠禪真逸史》。

[7]江巨榮、李平/標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8（簡體）排印本的＜前言＞說：「它通過對梁、魏社會現實的描寫，表現了庸君媚臣禮佛參禪，造成了奸佞得勢，英雄斥逐，朝政廢弛，煙塵四起的惡果。以侯景之亂爲結局，作品寫出了國家淪亡、生民塗炭的不幸，對梁武帝一心追求極樂世界，最終幽居宮禁、餓死台城的下場作了辛辣的諷刺。」

[8] 詳見張火慶，＜中國羅漢小說舉例－－《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論析＞，台中「第四屆通俗文學与雅正文學全國研討會」論文，2003.3

[9]《六朝事跡類編》卷上＜總叙門＞第一「六朝興廢、梁武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有文在手，曰武帝。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見前註10，《三言二拍資料》上冊，頁214轉引。又，本書所取「往世施笠於佛，今生轉胎為帝」的傳說，完整的見於《梁武帝問志公禪師因果文》云：「誌公答曰：我皇前世是個樵夫，只因上山砍柴，遇見山間靈壇古廟，庵宇朽爛，惟有古佛一尊，雨淋日曬，無人侍奉；汝自發起善心，將己頭上竹笠一個，遮蓋佛身；佛以天眼觀之，有此善心，讚言：善哉！貧苦佈施，甚為希有，汝於來世，當做上人！是故，今生得此福報也。武帝見說，心中喜悅，自思念之：若捨這些，就得為帝，我今更作大福，不難厥後。武帝又敕聖旨，遍行天下，五里一庵、十里一寺。………師曰：我王前世，捨笠蓋佛，乃是無意之中，傾心佈施，故得大福。你今敕行天下，廣造庵宇，自己又不捨財施利，惟使天下百姓之力，但爲主上造庵，以此人人受苦，個個艱辛，磨殺世人，不知幾何。所以天下軍民，盡皆怨歎。雖是真命天子，難當萬民尤怨。故曰：汝是造業人也。」又「偈曰：若要開通佛法門，殷勤供佛及齋僧；………不信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笠管山河。」（萬福禪寺搜集整理http://amtfamtf.nease.net/nfgy/lwd.htm）

[10]案：昭明太子蕭統，乃梁武帝長子，未即位而卒。此處應當是：齊武帝次子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蕭衍遊其門下，與沈約、謝朓等號為「八友」。詳見《梁書》卷一，武帝紀。又，以下情節延續這個錯誤而來，事多虛構。如：蕭懿与蕭衍乃是同胞之親兄弟。而據正史所載：蕭衍二十八歲（491）往荊州，任隨郡王子隆的鎮西咨議；隔年，因其父病卒而丁憂去官，與長兄蕭懿隱居於都城東郊。三十一歲（494），輔佐齊明帝繼位而受重用，從此以軍官之身率舊部曲，長期對抗北魏，充分的發展軍事長才並厚植個人勢力；東昏侯即位（498）後，奢侈游逸、暴政虐民，蕭衍勸說其兄蕭懿與之謀反，不從；沒多久，懿因功高遭忌而被殺（500），蕭衍於是起兵襄陽（501），擁立齊和帝，隔年（502）受禪即皇帝位，開創梁朝。

[11]清、周安士《萬善先資集卷三、辨惑篇》 http://www.suttaworld.org/ancient_t/ascs/2-3.htm

〔問〕梁武帝以麵爲犧牲，作史者皆謂其不血食之兆，故知祀先用素，非禮也。〔答〕武帝以一念之慈，令天下後世隱然消無邊殺業，則麵牲制度，較之成湯解網，子産畜魚，其功倍之又倍也。至於天下之失，乃國運使然耳，如云麵爲犧牲之故，則陳、隋諸君，夫豈不用太牢，何亡之速哉？果若斯言，當日牲不以麵，則侯景之兵，必畏而避之矣。將謂帝王社稷安危，懸於畜生之去留耶？………按：武帝即位後，斷酒禁肉，節儉愛民，暗室必整衣冠，暑月未嘗袒裼。每大辟，必持齋一月，臨刑爲之流涕。休兵息民，頻書大有。自晉至隋，號稱小康者，莫如武帝，享國四十九年，壽至八十有六，皆莫有如武帝者。厥後子孫仕唐，八葉宰相（俱見《唐書》）。史臣因其奉佛，以私意詆毀，沒其所長，豈聖賢取善之公心乎？

[12] 金明求，＜《三言》故事中佛教死亡思惟探索──超越因果輪迴後的涅槃世界＞註6，臺北《中華佛學研究》第五期，2001.03，頁446。

[13] 此事有據，《太平廣記》卷125，報應二十四（冤報）：「榼頭師」條。

[14] 關於郗后「酷妒、轉蟒身」與「梁皇懺」的傳說，印順法師，『華雨集第四冊』二、中國佛教瑣談，五－經懺法事云：

元末，覺岸的『釋氏稽古略』（卷二）說：梁武帝的夫人郗氏，生性殘酷嫉妒，死後化為巨蟒，在武帝夢中求拯拔。「帝閱覽佛經，為製慈悲道場懺法十卷，請僧懺禮」，這是「梁皇懺」的來源。稍為早一些的念常，編『佛祖歷代通載』，也說到郗氏的「酷妒」；死後在夢中見帝，並關心武帝的健康。………郗后的酷妒，死後化作龍形，唐高宗時李延壽所作的『南史』已有記載。『通載』進而說祭祀，『稽古略』就說到懺法。『通載』說是天監四年，『稽古略』改為二年，這是天監四年水陸齋會傳說的翻版。

明、錢希言《戲瑕》卷二「郗皇后」：

按釋典有懺法，………淨住子輯成二十卷，未及流通。至大梁天監中，命高僧刪蕪撮要、 採摭妙語，改集十卷，題曰「慈悲道場」，俗稱「梁皇寳懺」。當時郗氏方淪蟒類，已承懺法，獲援超升，其事鑿鑿有據；而《兩京記》所載，則謂郗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眾趨井救之，后已化為毒龍矣。………楊夔《止妒論》亦云：梁武帝郗后性妒。或云，倉庚為膳療忌，遂令膳之，妒果減半。然則，郗后之妒，信有之矣。及考《梁書列傳》，郗氏諱徽，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齊建武中，高祖為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高祖踐祚，迎崇為皇后。………謹案諡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觀此，則忌妒之說，又若所無。又《六朝事跡類編》卷下＜靈異門＞第九「郗氏化蛇」：

（帝）居寢殿，聞外騷萃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躃上殿，睒睛呀口，………為人語啟帝曰：「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妒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為蟒耳；無飲食可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鱗甲有蟲唼嚙，肌肉痛苦，其劇若加錐刀焉。………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扥醜行，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見拯拔也！」………帝明日大集沙門於殿庭，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苦；誌公對曰：「非禮佛懺、滌悃款不可。」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經，錄其名號，兼親抒睿思，灑聖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採摭佛語，削去閑詞，為其禮懺。又一日，聞宮室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初不知所來，帝因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為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也。」殷勤致謝，言訖而去。（以上兩則，見譚正璧，《三言二拍資料》上冊，頁215轉引，臺北里仁書局，1981.3）

《梁武帝問志公禪師因果文》（一）：「志公答曰：此郗氏娘娘，只因不信佛，嫉妒六宮、不敬三寶、不修片善，祇說此間便是天堂，不必另求天堂。倚福受福，不信因果，不懼罪業報應，廣造無邊惡業，不堪言也。所以隨業受報，打失人身，作一蟒蛇之報也。………若要救拔超度，然當我主發心。合宮齋戒，大辦齋供，延請五百高僧，啓建道場，稱揚佛法。我皇親自禮拜，檢尋藏典，禮懺誦經，求哀懺悔。畢竟出離苦海，超生天界也。武帝見說，心生歡喜，即發誠心，依師之言，命請五百聖僧，修建道場，投佛懺悔。聖僧檢尋藏典宣出大藏靈文十卷，號曰梁皇寶懺。帝乃誠心懇切，仗承三寶威光，接引郗氏靈魂，現出蟒蛇之迹，直至道場。壇下盤纏幾匝，醜惡驚人。僧衆登壇禮佛誦經，行道繞旋。果然郗氏受恩薦拔，即脫蟒蛇之體，獲得天人之身。影現雲端，禮謝而去。」

[15] 同註3，顏尚文，《梁武帝》頁271：「同泰寺與大通門，是梁武帝捨身的場所與必經之門，兩者皆含有深遠的象徵意義。《續高僧傳》〈寶唱傳〉：大通元年，於台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台殿，擬則宸宮。」

[16]《集神州三寶感通錄》：「長干舊里有古塔地。即育王所搆也。………（東晉）孝武太元末。有並州西河沙門劉慧達，來尋古塔，莫知其地。乃登越城四望，獨見長干有異氣，便往禮拜而居焉。時於昏夕每有光明，迂記其處，掘之入地丈許。得三石碑長六尺，中央一碑鑿開方孔。內有鐵銀金三函相重。於金函內有三舍利。………梁大同中。月犯五車老人星見。改造長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髮爪，天子幸寺，設大無礙法會。」

[17] 前引《三言》以「曲蟮」為梁武帝的前身，此處卻改為「菖蒲」，從動物到植物，是生命層級的降低，或修行難度的提高？ 而小說所編造的講法，或有部分來歷：說梁武帝的前身是「菖蒲」花，應是從《梁書》列傳第一《太祖張皇后傳》變化而來：「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後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李賀＜梁公子＞說：「風采出蕭家，本是菖蒲花。」此花在中國，有很多特性，如《本草經》卷二，上品：「菖蒲………久服輕身，不忘不迷；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梁武帝高壽86歲，若不是被困餓死，或許要活更久！與宗教的關係，如【道藏】洞神部十一，《神仙服食靈草菖蒲丸方傳》云：「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靈藥也。」山林隱士服之，可消食除疾、返老還童，以至於長生度世，永爲真人。又《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卷1，請佛三昧印第十二（T20, p0087c）云：「咒昌蒲一千八遍。塗其心上即得辯才無礙。」民間於端午節在門口掛「艾草、昌蒲」以避邪，如《荊楚歲時記》：「端午，刻菖蒲為小人子、或謂胡蘆形，帶之辟邪。」小說在菖蒲花皈依為如來侍者時，名曰「蒲羅」尊者；歷劫歸來後，則改號「波羅」；這兩個都是從印度音譯的名詞，若与「花」有關，則成了禪宗公案，《人天眼目》卷之五，＜宗門雜錄＞拈花：「（王荊公）曰：在翰苑，偶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經文所載甚詳：梵王至靈山，以金色波羅花獻佛，捨身為床座，請佛為眾生說法。………」

至於郗後之為「水仙」花，似無傳說根據，或從此花之根性而聯想，並取為象徵。據（明）吳彥匡《花史》載：唐代將水仙列入宮廷「禦覽名葩」，玄宗賜虢國夫人紅水仙12盤；趙子固以水墨雙鈎入畫，名噪一時，其＜自題水仙＞云：「酒邊已愛香風度，燭下猶憐舞影斜。」而水仙花的栽培，六朝前已有，（明）文震亨《長物志》云：「水仙，六朝人呼爲雅蒜。」宋代盛極一時，喜愛者與日俱增，名流墨客，多有詠水仙的詩詞，如楊萬里＜水仙花＞：「開處誰爲伴？蕭然不可親。雪宮孤弄影，水殿四無人。」劉克莊＜水仙花＞：「歲華搖落物肅然，一種清風絕可憐。不許淤泥侵皓素，全憑風露發幽妍。」小說或乃取其清絕、孤傲、自憐之性也。而（明）楊慎＜水仙花四絕＞：「乘鯉琴高采掇新，蔚藍天上少紅塵。黃姑（牽牛星）渚畔湔裙水，不是人間妒婦津。」將水仙与「劉伯玉妻」的妒忌作聯想（《太平廣記》卷272，婦人三，妒婦，段氏），或另有原因吧。

又，古有以水仙、蘭、菊、菖蒲，並譽爲「花草四雅」。

[18] 梵語 upsaka 之音譯。意譯近事男，在家二眾之一。《後漢書楚王英傳》，永平八年，漢明帝退還其贖罪之縑紈云：「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依小說所言，佛法入中國，是如來意旨、白衣所傳？或如頁991所云：「至今佛法，皆是達摩流派」？

[19]黃一農，＜清前期對「四餘」定義及存廢的爭執＞，北京《自然科學史研究》，卷12第3期(1993)，頁201-210、第4期(1993)，頁344-354：唐開元六年(718)瞿曇悉達奉詔所譯的《九執曆》，指七政（日、月、五星）及羅喉、計都兩隱曜。開元八年，南宮說奏稱在己所編修的《九曜占書》中，必須量校星象，故請造渾天圖，玄宗許之。或云：大正藏密教部中有十多部經典是與星宿相關的，其中「梵天火羅九曜」是介紹轉災去厄化災星的秘密法門。小說裡九曜的名稱卻不同於這些天文星相，而是用「奇門遁甲」的九星。

《西遊記》第五回：「見三清，稱個“老”字；逢四帝，道個“陛下”。與那九曜星、五方將、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漢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

[20] 按前文引《太平廣記》卷120，報應十九（冤報），轉錄《朝野僉載》之說：「時人謂（侯）景是東昏侯之後身也。」小說則云：齊和帝被毒殺後，入冥喊冤，閻王告以：「蕭衍根行非凡，西方佛果，今來下界，是乘殺運而為帝王；喜他不昧前因，欲完他大事因緣；異日廣揚佛教，傳流中國，其功甚大！況且生死簿上，亦不敢留名；他殺運完，即行善念。………天數已定，你不必怨恨於他，然你之報應，亦自有日，分毫不爽。念你今生柔懦無罪，假汝手以屠戮蒼生（侯景之亂）；天運循環，實非人意。」

[21] 案：《西遊記》第五十八回：「至大西天靈鷲仙山雷音寶刹之外，早見那四大菩薩、八大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比丘尼、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諸大聖衆，都到七寶蓮台之下，各聽如來說法。」又，第九十八回：「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這裡的排場與會眾，大致是抄襲《西遊記》而來。

[22] 按，小說對長干寺的來歷：「這長干寺自漢明帝，佛入中國時，即有人建造於此，………嘗被風雨損傷、雷火震擊，後來虧了一位祖師，呌做阿育王，大發慈悲願力，至西方佛地，求了數顆舍利子來，放入塔中。」（頁514）。

[23] 此八句乃抄自禪宗「天竺21、18祖」的兩首付法偈（見No. 2078 傳法正宗記卷4，T51, p0732c、及卷3，T51, p0726c）；惟末句之原文是：「非愚亦非智」。

關於「誌公」的身世記錄，主要是：《高僧傳》卷10 「3 神異下16 釋保誌」、《景德傳燈錄》卷26「金陵寶誌禪師」、《神僧傳》卷4「寶誌」，而詳略各有不同；另，前引《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第十尊「飛錫羅漢」，大致是根據此三種傳錄改寫－－見前註13，張火慶之論文。然而在這部小說中所描述的「寶誌公」來歷、事蹟、言談，及与梁武帝、達摩的互動關係，似乎另有傳說來源，或是作者為配合本書情節而自行編撰，大部分与前述文史資料並無承襲發展的

痕跡。

[24] 此乃傅大士＜心王銘＞之文：http://www.freehearts.idv.tw/fumaster01.htm

[25] No. 2059 高僧傳 (卷10) T50, p0394c：「上（梁武帝）嘗問誌（公）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云：十二。………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為：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

[26] No. 2113 北山錄 (卷3) T52, p0592b云：「誌公嘗對梁武食膾，梁武譏嫌之，誌公遂遽吐於水，咸見魚如故，唯尾損。至今江陵有膾殘魚也。」

[27] 據《五燈會元》卷1「初祖菩提達磨大師」所載：遍破「小乘六宗」，乃達摩在南天竺行化之時；六十年後才渡海來華。梁普通七年丙午（526）丙午9月21日初抵廣州，隔年10月1日至金陵，與梁武帝問答不契，乃渡江北上少林寺，傳衣缽於慧可；梁大同2年（536）丙辰10月5日，端居而逝。

[28] 以上回答蕭昂與梁武帝的兩段話，都是抄錄《六祖壇經》卷1本文。

[29] 此乃從《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1，（T48, p0141b）「雪竇頌」抄來。

[30]《五燈會元卷5》石頭希遷禪師：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至哉斯語也。」

[31] 小說云：雲光把肉包子埋入土中，卻長出「根蒂瓣兒似水仙，卻有古怪的臭氣；煮熟則香，食之者醒味爽脾」的大蒜，相傳是「佛地水仙菜」，專供出家人食用；後因寶誌公說「此種出於西天」，又有郗后誘僧這段因果，遂「設立五葷三厭，戒禁僧人，不許喫它」（頁558）。這或許暗示水仙下凡後被人類的「情慾」污染而變臭了。又前註9，【梁武帝問志公禪師因果文】（六）也有這段傳說：「郗氏皇后，生在宮中，暗造輪回。………種種不善，扯破我佛妙法蓮經，嫉忌我主學佛修行。妒憎六宮，欺壓良善，誹謗三寶；假意齋僧，將五種穢汙腥膻之肉，外用麵裹，供佛齋僧，特來破我衆僧淨戒、壞佛清規。幸我山僧，各得明心見性，不中他計所壞。………山僧轉庵，即把汙齋丟在園中，出生蔥蒜薤韭胡蔥幾種穢汙菜，是故吃了五辛者，禮佛誦經，悉皆得罪。」

[32]台灣鄉土神明 http://www.t2t-travel.com/travel_j/zm/18lh1.htm ：「彌勒尊者、達摩祖師、志公禪師、降龍尊者、目蓮尊者、飛杖尊者、開心尊者、進花尊者、梁武帝君、獅子尊者、長眉祖師、伏虎尊者、洗耳尊者、弄鈸尊者、戲笠尊者、進燈尊者、進果尊者、進香尊者。」又見陳清香，〈臺灣寺廟十八羅漢像探討〉，《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頁231 ~264,（1995.5）,又收在《羅漢圖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7月），頁34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