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明代的科舉，均以朱熹的四書章句為主；換句話說，南宋的朱熹的學說，在明代的科舉，在明代的學子，猶如金科玉律，不可置疑。但，與朱熹同時的陸象山，當時就曾與朱熹面對面地質疑，說朱熹的理學已非聖賢的本來面目。
直至陽明悟道，始體悟到「心外無理」、「心外無物」；而良心就是天理，這並非認識論的命題，並非從事物去找天理。這恰恰與朱熹的觀點迥異。大家想想，天下間的是非曲直（道德的是非、道德的曲直），一切一切，必須以良知作終極的依據的，除卻良知，要判別道德的是非黑白，別無他法。朱熹之講格物，就是從事物去窮究其理，此乃下學而上達的工夫。而陽明則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使得事事物物各得其理、各得其正，讓人心天理如實地呈現，了無虧欠，了無掩飾，這就簡易直接，毋須終日去究物窮理。
此外，頗具爭議的，就是朱熹對《大學》的釋義。朱熹解《大學》的「親民」為「新民」，陽明卻不以為然。《大學》的舊本是「親民」，而朱熹卻解作「新民」。「新民」，就是革新人民，這與治國平天下有什麼直接的關聯呢？再講，「新民」與保民安民，毫無關係。孔子講「修己以安民」，「修己」就是要明明德；「安民」就是要親民。說「親民」，就包涵了教化養育等意思，而說「新民」，就失之於正道了。再者，《大學》說「知止而后有定」，朱熹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但陽明則說「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這明顯的，朱熹把事事物物之理，視作客觀對象來認知；故陽明謂此乃義外；也就是說，從事物之外去找天理，那是枉然的。其實，天理至真至善，就在吾人之本心，豈須向外求？
陽明對朱子晚年有個定論，說：
「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見陽明文集·朱子晚年定論序）陽明評朱熹許多誤見，乃屬中年之舊本，未定之說；而世儒又不知朱子晚歲既悟之論，以致入於異端，以亂正學。
正正因為如此，陽明晚年以致死後，其學說就被異見之奸佞，批為「偽學」；而陽明的兩位大弟子，雖則已考上貢士，但礙於朝廷要打壓陽明心學，自知無緣通過殿試而成為進士。異哉？悲乎！
（寫於2022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