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激進氣候團體抗議 阻礙救護車通行

這週帶大家討論的主題是德國氣候保護倡議組織「最後世代（Letzte Generation）」的激進抗議手段與民眾的反應。今天的讀書會討論超級精彩，給了我滿滿的啟發，我想盡可能在文章後段重現給大家。

德國氣候保護倡議組織最後世代在四月二十四日於首都柏林的二十七個交通樞紐進行了激進的抗議行動。他們的抗議行動意圖癱瘓城市交通，嚴重阻礙交通長達兩個小時，總堵塞長度長達三十公里，甚至阻擋了救護車的通道。該組織特殊的抗議方法，是將自己用強力膠黏死在馬路上。警方表示，移除阻塞交通的抗議者花了非常多時間，尤其是因為他們每個人使用各種不同的黏著劑。有時候膠體移除之後，馬路的瀝青也會破損而造成坑洞。（這真的不是強力膠的業配嗎？）

除了用肉身阻擋交通之外，他們也使用共享汽車Miles，將其違規並排停放在高速公路中央並上鎖。Miles公司表示風評被害，這項行動為客戶個人的行為，與公司無關，Miles公司並非行動參與者，並且不排除就車輛的濫用向抗議者追究責任。

根據柏林消防局及警局提供的資訊，當天至少有二十輛救護車因為抗議行動而受到阻礙，其中有七輛是正在前往救援的途中。因為救護車被卡在路上，消防局不得不增派救護車繞道而行。為了解決交通混亂，當天柏林市出動了五百名警察以及直升機。

最後世代回應，他們有事先告知消防局他們會抗議的地點，提醒救護單位選擇其他道路。這些來到抗議現場的救護車是為了救護抗議者而來。對於這個回應，消防局駁斥這是個謊言，他們從來沒收到來自最後世代的提醒。在這一點上，似乎是個羅生門。

這不是最後世代第一次以這種形式抗議。去年十月，最後世代的兩位成員就已經在A100號公路進行過將自己黏在馬路上來阻礙交通的行動，以喚起民眾對氣候保護的重視。在這次抗議中，其中一位在救護車上的傷患在交通堵塞期間不幸身亡。不過事後勘驗結果證明，就算沒有交通堵塞，該傷患本來就會不治，因此法律上而言抗議者其實不負刑事責任。

最後世代以汪達爾式的、廣義上破壞公物的行動模式著稱。例如去年十一月曾經在波茲坦的巴貝里尼美術館中，對莫內的畫作《麥草堆黃昏》潑馬鈴薯泥，並將自己的手黏在牆壁上。他們認為，人們在氣候變遷下經歷糧食危機，而觀賞畫作並不能解決現代困境。

稍早於四月二十二日，即世界地球日時，他們也在精品店Prada門口噴漆。他們主張，這些有錢人們應該為人類對氣候造成的傷害負更大的責任。

最後世代指責警察在驅離抗議者時，使用的手法過於粗暴。在社群媒體上流傳的一段影片中紀錄了，一名警察先是警告了抗議者，他如果不自願離開，他就會用讓他感到疼痛的方式將他從頭頸處抓起，而且是接下來這幾天咀嚼和吞嚥時都會持續疼痛。在警察後續的架離行動中，該抗議者因為疼痛而大喊。

該影片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相關執法人員已被刑事指控。最後世代表示，有一位抗議者被送醫治療，另外有87位被警察拘留。

最後世代的作法引發了許多民眾的反感，甚至是憤怒。在最後世代一篇推特的影片中，抗議現場，有被交通堵塞影響的民眾對兩名女性抗議者使用暴力，抓住她們的頭髮，將其拉離地面。另外也有一些零星的暴力衝突，像是拍掉抗議者拍攝中的手機。

警方呼籲民眾不要訴諸私刑，這會讓他們自己受到法律制裁，應等待警方的處理。目前已經有八位襲擊抗議者的憤怒民眾被逮捕。

一名研究壓力影響的學者Mazda Adli投書《柏林日報》，解釋了阻礙道路會喚醒人們想要保衛領土的本能，而使人感到巨大壓力，這也是民眾的情緒容易被挑起、進而攻擊抗議者的原因——而這很可能也在抗議者的計算之中。

根據電視臺ZDF的民調，有82%的民眾不支持違法的抗議行動；並且有84％的民眾擔心、甚至強烈擔心，這些違法抗議行動會增加納稅人的負擔。

抗議者將必須為他們所造成的交通混亂付出法律代價。

聯邦司法部長Marco Buschmann表示，絕對不能重蹈1920、1930年代，柏林左右翼人士鬥毆的覆轍；如果為了崇高的理想就可以視法律於無物，那麼會有愈來愈多人違背法律。

德國法官協會則表示，目前的法律已經足以制裁違法的抗議者，不需要針對特定團體制定特別條款；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限度就是刑法，即使是氣候保護這樣良好的目的也不能證明手段的合法性。

聯邦衛生部長Karl Lauterbach亦呼籲最後世代，不要危及他人的生命及健康，他們的抗議行動不應該阻礙緊急救援。

一向左傾並且重視氣候保護的執政黨之一綠黨，其現任主席Ricarda Lang接受電視臺ZDF採訪時，對激進的抗議行動作出切割。她認為激進而違法的行動會讓人聚焦於行動本身，而不是行動的訴求，更容易造成倡議的反效果。

與大家分享完新聞，我首先問大家怎麼看待最後世代這種字面意義的左「膠」的行動（皮一下哈哈）。事實上，臺灣前陣子也有環團為了推動《海洋保護法》的立案而闖入立法院大樓。我一位長期耕耘於環境倡議的朋友跟我分享過，像這樣稍微比較鷹派的行動效果，部分環境圈人士並不樂見，儘管當事環團確實在臺灣有很大的積極影響力，但當新聞經常只報導聳動的行動時，容易讓民眾誤將環團與激進主義連結，而認為環團都不可理喻，進而使得較為溫和的環保人士在做倡議時也被貼上激進標籤，彷彿是「被代言」一般。鷹派與鴿派的矛盾不只是在環境議題的社會運動上，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是我的政治運動啟蒙，當時就感受到過這種矛盾在運動人士內部流竄。

冠廷說，如果得知這新聞的人看到的第一個情緒是憤怒，而不是想了解訴求的話，這樣的抗議手段可能就沒辦法發揮效果，甚至讓大眾對於環保團體貼上不良標籤，可以說其他環保團體才是風評被害的最大受害者。政陽也補充，有一個名詞叫環保恐怖主義，就是用恐怖主義的方式要求社會對環境有一些責任；他之前做研究曾發現在歐洲的環保恐怖主義團體會用罷工或其他比較激烈的方式來喚醒人們對生態浩劫的意識，他們可能出發點是好的，但可能後續影響的效果是不好的，反而破壞了原本想表達的訴求。

我試著讓自己先不要帶有預設立場地用分析哲學的方式拆解為什麼人們會對這樣的行為感到強烈的反感，甚至定義為恐怖主義。我們在判斷一個倡議運動是否討喜的時候，會不會有議題價值高低的區分，或是手段目的間比例原則的判準呢？

我先假想一個例子並向大家提問，假如兩週前德國剛剛接連發生前所未有的極端氣候現象，例如龍捲風肆虐或是熱浪造成的森林大火，然後最後世代以一模一樣的方式抗議，人們是否就不會那麼反感？大家沉吟了一陣子，似乎有些動搖。冠廷想起，核能議題的風向確實在日本福島事故發生前後發生很大的變化。

所以我們今天之所以定義其行動為「恐怖」，是不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倡議的議題不夠值得？如果今天現狀比起他們的行為更為恐怖、更迫在眉睫，那麼大眾是否就會認識到行動訴求的必要性，並更可能認同他們的做法？如果這樣的假設成立，我們不難想見為什麼經典的海龜鼻孔插吸管的影片會廣為流傳，因為這是具體且近在眼前的恐怖，能夠挑起一般民眾渴望改變的情緒。

究竟氣候變遷與環境浩劫的恐怖與急迫性如何，我們無法量化。看到同一份數據資料，每個人的感受可能都跟〈雅量〉裡宋晶宜的朋友們一樣，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與感受。從公共辯論哲學的善意理解原則來看，我們至少可以做到「理解最後世代可能是覺得氣候變遷就是那麼恐怖」（這確實也是一個已知的概念：氣候焦慮（climate anxiety）），儘管我們自己未必能夠同感。

而關於手段目的間的關係，林彤補充，行動跟訴求之間要有最低限度的連結，否則沒辦法讓大眾聚焦於議題，只會覺得環團在無理取鬧、是麻煩製造機；媒體報導時也會使用「環保團體『又』出招」這樣的字眼，加深民眾「又是你！每次都是你！」的印象，如此一來有害於議題推動，反而本末倒置。

那麼怎麼樣才算是「正確」的倡議方式呢？或是說倡議方式真的有所謂「正確」的標準嗎？法律上當然會有合不合法的客觀標準；但實際上一個運動能不能直擊人心、收穫民意，卻是一個不涉合法性、非常主觀的事情。（例如當年太陽花運動儘管有所違法，仍然能獲得大量的民意支持，甚至有以「公民不服從」為其辯護者。）

深受儒教「溫良恭儉讓」規訓，講究抗爭也要「和平非暴力、垃圾不落地」的臺灣人們，心中最理想的倡議方式大概就是最為溫和謙遜的那種，例如寫寫文章、辦辦座談會、募募捐款。事實上臺灣絕大多數的倡議團體都是如此安守本分，但他們經常對於倡議效果也是有著滿滿的無力感。「我如此在乎的事情，在大家眼裡卻這麼不值一哂」是一種寂寞而無助的感受，久而久之可能會走向放棄理想或走火入魔兩種極端。

倡議的困難在於突破同溫層。在民意支持就是唯一真理的社會運動領域，為了吸引民眾注意力，除了魔化成恐怖主義者以外，冠廷提到，不極端的方法可能還有利用KOL或商業包裝來推高關注度。這確實是百分百合法且討人喜歡的好方法。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很多議題的推動都會使用社群媒體，例如做成輕鬆有趣的懶人包圖卡。但我個人有一個義務論者或是本質主義者的精神潔癖。

我想起我跟昱凱討論過大麻合法化、性工作合法化等議題，我很不樂見許多與我同立場的支持者並不是真正做過功課或是好好去理解過法律問題，而是因為某些他們覺得很潮很酷的KOL這麼說或是這看起來很有趣。這意味著，這個社會仍然不是、且不會被培養成為一個健康的公眾議題討論環境。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風行草偃的意見領袖所能帶來的強盛民意，如果用在正確的地方當然沒有問題，但我們不能保證不會有出錯的時候（例如網路暴力、錯假訊息）。過度依賴商業策略推動議題，將議題簡化成為立場或意識形態，是一種對民粹主義的妥協，並且也是對於公眾思辨能力的不信任。但說穿了這也就是我個人的精神潔癖罷了。現實上，我們只能期待民眾對於透過流行社群或商業行銷獲取的資訊，願意進一步深入了解並內化為他們的信念，最後再外化做出行動。

社會運動策略是一個龐大的問題，甚至涉及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術專業，我們小小的讀書會其實也討論不出什麼所以然啦。但是敝讀書會聚集了對於公眾議題有想法、有期待的人們，我們其實已經進行了一場規模超小型的健康公眾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