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提到，「資本報酬率」在近年來快速增長，並超過「經濟成長率」，因此導致貧富不均的擴大。
不均的發生可以在世代內，也會在世代間產生。
如果只是發生在世代內，也就是個人憑藉來自遺傳的天分，自己的打拼，以及難以解釋的機運，而有不同成就與收穫，這樣的不均還不至於被其他人所憎恨 (競爭性不平等)。可是，當前社會許多的不均是發生在起跑點的不公 (非競爭性不平等)，這通常來自於環境 (家庭背景、社會結構、國家資源等)與世代間的移轉。
人們對不均現象感到無力感，通常是來自於世代間不公平的移轉! 因為透過自身的努力競爭，未必能超越結構性的不公。
決定經濟成果的因素分成非個人力量所能控制的「環境條件」 (例如家庭背景)，以及個人應該負責的「努力條件」。
當前一類的變數 (即環境條件)不會影響最後結果時，便達成機會均等。
如果有人努力讀書、通過種種考試，之後進入醫學院，那麼他們身為醫師因而得到的較高薪資，至少有一部分 (但不一定是全部) 都可歸功於努力；反之，如果他們之所以能進入醫學院是出於父母的影響力，那這便是機會不均。
機會不均基本上是一個「事前」概念 (每一個人應該從相同的起跑點出發)，但重分配活動的重點在於「事後」的結果。
今天的「事後」結果，會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今天由於結果不均而受惠的人，會將不公平的優勢傳給明日的下一代。
現代人對於機會不均的擔憂、對於社會流動受限的擔憂，已經隨著收入及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均等而日漸升高。
這是因為家庭背景會對結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相關性有多高，以及家庭背景有多不平等。
這個世代取得的不均結果，是下一代人可承襲的不公平優勢源頭；如果我們擔心未來的機會是否均等，現在就要開始擔心「結果不均」的問題。
我們從最近的經濟危機中悟出的心得，只看總體經濟加總後的結果是不夠的，個體間的「經濟差異」是首要之事。
這幾年，台灣陸續出現年輕人要躺平的聲音，媒體多以房價、物價太高為由，說會扼殺年輕人奮鬥的積極性，但其實我們的上一代條件更差，而比較認本分也不那麼看重生活品質，努力存錢的人，造成了上一代的「結果不均」。
上一代的「結果不均」，就導致了我們這代的「機會不均」；曾在一些文章中看到某些觀點覺得有人出生就在台北，而北漂的人很辛苦，起點完全不同，當然也有人反諷，那應該回家問你爸為何當初不犧牲一點，上來台北卡位呢？
每個人看的角度不同，結論當然也不同，其實重點還是回到自己身上，要不要努力一把，翻轉自己的人生，讓自己「結果不均」，然後同時讓下一代「機會不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