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讀台北市後段班高中的那些年,總以為國文課本裡的那篇〈廉恥〉,和歷史課本裡,以兩三行段落,描述的明清易代之際,經世實學的代表人物,應該是與顧炎武最後的交集。接著,處理完博論之後,也曾就此以為不用跟顧炎武再見面了。
果然,事情沒這麼容易結束,跟風蹭了近期課綱選文的話題,投給《人間福報》一篇小文章,小聊了顧炎武的旅行史,刊出之後自己重讀,幾百字的篇幅,很多脈絡談不進去,於是又擴寫成這篇。
明代中晚期是旅遊風氣興盛的時代,交通改善、消費文化、與休旅性質的「爽玩」,不再被汙名化等背景條件,都是促成遊風盛行的動因,而在滿足某些客觀條件下,不分士庶商或性別,每個群體都有機會,從事短中長程不一的旅遊活動。前述的旅遊議題,在明清研究學界早已累積了汗牛充棟的成果。
比起受公務案牘所侷限的士大夫,部分文人除了追求享樂與舒適的旅遊體驗之外,也更有閒情、興趣與機會,挑戰險阻與不便,造訪山川奇嶽等「秘境」。而遊記的書寫,則是呈顯自己曾在險奇地域「打卡」的方式。「犯險」、「尋奇」的經驗,往往可以為自己的作品賺來流量,也能形構世人眼中「遊道」不落俗套的人設。
例如「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就曾言,遊山無須戀棧性命,這種說法跟現在的YTR為了吸引觀眾點閱影片所下的聳動標題有八七像。如果難以細數袁氏寫過哪些遊記篇章,那麼以歷時30年從事涉險田調旅行的徐宏祖,留給後世的《徐霞客遊記》,就算沒讀過,但書名也很難沒聽過,如果語文素養沒還給老師的話。
袁、徐這樣的知識人,走上陡峭的旅路,以身犯險的行旅經驗,很難說沒有受到當時文人涉足或憧憬的奇險之旅所濡染。而顧炎武早年也有在山水遊覽間賦詩飲酒的喜好,這樣的經驗也難以自外於明中葉以降的遊覽風尚。
長途遠距、探窮涉險,或學術、知識考察性質的遊歷,在平世為一種選修的經驗值,沒有遠遊歷覽的條件,或一步一腳印追求實學的雅興,那麼跟風蹭蹭江南地區遊人如織的熱門景點,也算參與了蔚為風氣的旅遊文化。
不過呢,明清鼎革,這種天崩裂解的年代,特別是對顧炎武這種眷眷前朝清明與重陽、不出仕新朝,以遺民自居的文士群體來說,過往可選也可不選的移動體驗,則有了更多「不得不」的氛圍。
韃子都打到家門口了,誰還有空看你為了蹭流量與人設,所寫的那些險奇秘境放歌縱酒的體驗?塊陶阿!而家亡國破,為了躲避戰禍與保存恢復的火苗,留得青山在,也沒辦法不跑路;當然還有避免被新朝禮遇(ㄑㄧㄤˊㄆㄛˋ)而出仕,這樣會顯得自己沒有廉恥,那選擇行蹤飄泊不定,或宅進窮山秘境閉戶不出,才不容易被當局尋獲收編。所以「遊走與播遷」,成為易代之際的遺民群體,常見的移動與遊歷樣貌。
老家在崑山的顧炎武,在江南投入武裝反清運動失敗,絕食而死的老母生前,留下希望他不要當清官(清朝官員)的遺願,而來自仇家的敵意與迫害,更使他毫無在南方安身立命的前景。外在的形勢推著人走,就算不願意,但也沒有留下的理由,1645年起,中年的顧炎武開始了南北奔波,行旅天下的生涯,直至50年代後半葉短暫返鄉,賣完祖產之後就不再涉足江南,持續在北方各地遊歷。
鼎革之際,顧炎武展開南北涉歷二十年幾乎沒有僕從,長年以旅宿為家的獨旅生涯。有時候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官方就又找上門,想邀請(ㄑㄧㄤˊㄆㄛˋ)他去報名博學鴻儒科,或幫忙修明史,為新朝效力。即使千百個不想出門,官方刻意的攏絡實在使他不勝其擾,那他也只能出門了。
南來北往,特別是山東、山西、河北、河南與關中地帶,是其頻繁活動的地區,往來曲折總計兩三萬里。家亡國破的大環境,不得不然的出走,加以顧炎武的身分認同,使其長年在游走與播遷的路上,都帶著特殊的行旅視線。
當大明已成往事,遺民涉歷天下,去了哪裡,看到甚麼,都很難脫卻「殘山剩水」的意象。遊歷到山東,顧炎武登上五嶽之一的泰山,並到孔聖故鄉曲阜,瞻仰孔廟與孔林;前明諸帝陵也是他刻意造訪的對象,他數次拜謁南京明孝陵,與北京昌平縣的十三陵,詳細考察陵制、建築、地理。造訪先聖故鄉與帝陵跡地,無疑寄寓的是儒家教化的澤被與故國的追思。
為了追憶而造訪政教符號鮮明的景點之外,奇峰絕壑、軍事關口也是必去的田野現場。像是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土木堡等邊防要塞,親歷沿途山川形勝、兵防水利與金石音韻之實況。現今以3C設備隨行,在世界各地從事數位游牧,邊旅行邊工作,蔚為風氣,顧炎武則是用騾馬把書載著走,遇到有實際見聞與行文記載之間的差異,則立即翻書對照,了解其延續與變遷。而與當地人群的互動亦不可少,顧炎武不忘訪問耆宿或退役兵士,詢問山水與人事之沿革。
為什麼正統朝和崇禎朝的國安破口,會發生在土木堡或山海關呢?如果是地不利,那該如何補強陸戰?而如果是人不和,例如廉恥淪喪所致,那又該如何強化空戰,匡正人心呢?如果再來一次太陽花,欸不是,如果反清復明的大旗再次舉起,如何從中汲取經驗,致用於恢復大業呢?行旅的足跡與見聞,成了顧炎武在恢復的想像中,反省晚明空談心性的學思流弊,並架構其經世治學著述的鋪墊。
顧炎武以十三陵的田調成果,產出了《昌平山水記》;遊歷期間留下題咏山川關口、陵園古蹟的紀遊詩作;行路萬里同時也覽書萬卷,漂泊奔走間,完成了《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初稿,並於日後定居山西時整理增潤成書。
走上天下行旅之路,在田野見聞中思索如何經世,怎樣致用於恢復,或鞏固不出仕的決心,光靠自己單幹可是不行的,沒有網路社群的年代,遊走的遺民群體,在旅途間相互交遊、問學,換句話說就是同溫層間的聯絡,藉以確信天下之大,自己並不孤單,還是有人跟我同一個鼻孔(?),做同一種學問,呼吸同樣品牌的空氣。
顧炎武與歸有光的曾孫歸莊,被後世稱為「歸奇顧怪」,兩人曾參加詩社,抒發家國遭變的隱痛。隨著時勢推移,滿清的統治逐漸穩定,武裝抗清活動不再復起的形勢已成定局,遺民群體遂將恢復的激情投注於經世之學問。遊歷北方的顧炎武,在途中廣泛結識不願為官的隱逸、學者,通過相互討論實學,磨礪彼此的認同。
明清鼎革之際,四處漂泊的遺民群體,以艱困的遊歷經驗,在遊走、互訪來交流學問與情誼,這是一種回應生存危機,作為拒絕與反抗清政權的方式,所刻意選擇的姿態。遊歷,原為顧炎武早年的志趣,中年以後,則成為他治學,追索恢復與經世實學之道,不得不然的選擇,但也開啟了他行旅與學術緊密相連的人生。可以說如果沒有旅行,他就不會成為這樣的大人。
有國文老師只想要課本裡有〈廉恥〉,卻不談旅行,就別說你懂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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