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做事情的人並不等於伙伴,伙伴是我們敢在他們面前表現自己的軟弱、擔憂、甚至恐懼;也敢在他們面前承認自己犯的錯誤;也願跟他們尋求協助。
荒野把志工奉獻的精神推到極致後,能留下來繼續出錢出力,不爭名不誇耀,願意為信念與理想挺身而出,一點一滴默默耕耘,彼此在長期的共同承擔與努力後,建立深厚的情感與信任,然後才形成伙伴關係。
互挺的荒野伙伴關係
星期天上午與太太開車到社區大門,準備搭公車然後換捷運再搭高鐵到台中,車子離家門不到二十公尺的山路上,從錯身而過的車裡傳來打招呼的聲音,匆促間聽不清楚是誰,蘊慧懷疑會不會是昨天在花蓮碰面的伙伴。
因為前一天中午與花蓮的荒野親子團伙伴吃飯時,才得知隔天他們將到我住的花園新城,因為北部親子團育成會正舉辦基本訓練,他們要來「探親」。
當蘊慧得知他們從花蓮大老遠來到台北,之後又有一大段路程來到我們山上,最後只是為了探視團裡正在這裡受訓的伙伴,二、三小時後就循原路回花蓮,老婆大人直歎真是太瘋狂了!
到了台中,剛好碰到荒野秘書長松雀鷹,因為他之前也曾在親子團當了多年志工與幹部,就問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會有這麼瘋狂的事。
只見松雀鷹聳聳肩,一副你真是少見多怪的樣子:「每次訓練快結訓前,會有時段是探親時間,而那些各團前來探視的家人大概都有二百人之多吧!」
蘊慧聽了下巴都快掉了:「親子團裡的各區各級各個種類的幹部訓練營隊,每年應該有二十來場吧,每次都這麼勞師動眾,豈不是太浪費人力了!」
松雀鷹回答:「這就是所謂的相挺吧!」
我忍不住插話:「其實除了荒野親子團有這麼濃郁的情感聯繫之外,荒野各志工群組裡的伙伴關係也都常有這種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
我說了一個過往的故事。
那年我還當理事長時,依慣例我的課都排在志工訓練的最後一天或最後一堂課,上完後順便頒發結訓證書。
忘了是那一期的自然解說員訓練,結訓地點在宜蘭雙連埤,當天傍晚我與數個伙伴坐著解說組幹部穿山甲(陳俊霖,又名村長)開的車,從台北出發到宜蘭,那時高速公路還沒完工,我們沿著九彎十八拐的山路開了三個多小時才到。
剛好趕上結訓晚會選定點,也就是公開選出他們以後在荒野當志工時的長期分組。穿山甲在營火最外圍默默看著,當晚會進入尾聲時,他跟我打個招呼說他明早有事,先回台北了!
我大吃一驚,想說他開那麼久的車來,待不到兩小時,也沒有上台講話,就這樣回台北,那麼他幹嘛來呢!
只見穿山甲淡淡地說:「因為這期訓練的召集人是我們組的伙伴!」哦,他是專程來「探班」,也就是松雀鷹口中的相挺。
前兩天我跟蘊慧講了這個故事,想不到昨晚就跟穿山甲碰面,因為無意中從網路上看到他在台北市圖總館有一場演講「綠色護照──生態保育與醫療保健的結合」,這是他這些年將精神科醫師的專業與生態保育及園藝治療相結合的成果報告。
演講結束,等他的眾多粉絲散去後,我跟他一起去吃宵夜,想想也有好多年沒遇到了,但是當年並肩作戰一起打江山的伙伴,見面是一點也不會生疏,感覺似乎不久前大家還在一起打打鬧鬧互相消遣的熟悉。
吃完宵夜,在捷運站揮手告別,坐在車裡腦海中浮現許多人的臉孔,雖然這些年社會大眾提到荒野,都會以徐仁修老師跟我為代表,但是其實以荒野為終身職志的伙伴非常多,比如穿山甲與浮游生物(柯典一,荒野成立二十五年來一直都擔任副理事長),都是從荒野籌備至今,都還在荒野的第一線,倒是徐仁修老師和我,在卸任荒野理事長後,就不再過問會務,也不必再出席荒野難以計數的志工訓練跟許許多多的會議與活動。
很多年前,許多志工幹部早就體會到,荒野的理事長雖然同樣是志工,但是必須投入的時間絕對如同全職上班,甚至不誇張的說,是連周末假日都得投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有活動或會議必須出席的志工,這是無法「改善」的,因為荒野的分會及志工群組實在太多了,而志工的各類訓練也太多了。
伙伴的相挺是荒野的文化,相挺就是人要出現,就是要投入時間。雖然如此,但是每個人都心甘情願且活得興高采烈。
同一份資料不同解讀
有一個關於團隊文化的研究發現,當團隊能信任伙伴,安全感越高,犯錯率也就越高。
最初的研究結論認為,心理上的安全感會滋生出自滿,而且當伙伴彼此信任時,反而不太會去質疑別人或仔細檢查自己的工作。
從數據到推論似乎都很合理,但是進一步分析,發現這些所謂的錯誤是來自於自我報告。於是結論大翻轉:信任度高有安全感的團隊會提報更多自己的錯誤,但是他們實際上會犯的錯誤反而比較少,因為他們敢於承認錯誤,所以也就能清楚知道究竟為何會犯錯,避免錯誤往後繼續發生;相反的,彼此不信任且工作沒有安全感的團隊,大家會隱藏自己犯的錯誤以免受罰,這會使得大家難以判斷原因解決問題,反而容易在以後發生難以彌補的後果。
所謂心理安全感是一種彼此尊重,開放且信任的氛圍,大家可以自在地提出建議與自己的疑慮,不會擔心得罪別人遭到報復。
缺乏心理安全感的團隊通常比較會強調績效文化,論功行賞,也會因失敗及犯錯而受罰,因此人人必須保護自己及證明自己的能力與功勞,錯誤就會被隱藏起來。
其實同一份資料,卻有截然不同解讀的情況非常多。像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盟軍指揮部為了保護飛機的安全,就調查飛機在空戰中最容易被敵機擊中的地方,打算加強防護。
統計結果發現機翼與機尾中彈最多,因此指揮官下令要在這兩個地方以鋼板加強。幸好有位聰明的幕僚提醒,那些列入統計的飛機是能順利返航的,所以被擊中的地方應該是最不重要的地方,相反的,飛機油箱或駕駛艙只要被擊中,飛機就回不來了,所以就無法列入我們的統計。換句話說,沒被看到的數據才是最關鍵的資料。
心理學上有個「倖存者迷思」,我們常常會訪問成功者的心得,那些在競爭中存活下來的優勝者當然也會提供我們很多訣竅,但是問題是,更多更多的失敗者其實採取的方法也許也都跟倖存者一樣,只是他們沒有機會跟我們分享,換句話說他們採取了與成功者一模一樣的方法,但是卻失敗了。
因此,我總是覺得,我們從成功者身上其實學不到太多東西,因為同樣做法有人成功有人失敗,那些秘訣與原則,聽聽就好。倒是失敗者的慘痛經驗,可以給我們更多的提醒與警惕,對我們幫助更大。可惜的是,在媒體上,很難得看到對失敗者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