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說我大學唸數學,研究所畢業後在某大學教了三年書,接著轉職為軟體設計工程師,約二十年後才進入社大工作時,許多社大人都感到訝異!
從軟體設計工程師轉化為社大行政工作者,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最主要原因乃是為了「教改」;事實上,因為關心教育改革,我主動參加了1994年4月10日的街頭運動,也就是俗稱的「410教改運動」,參加前看了許多報導,活動結束後更關心後續發展,因此,自然也關注媒體針對教改的各項資訊與文章,特別是買了台大數學系黃武雄教授寫的幾本書,也看了他當時在媒體發表的文章與訪談稿,因為「數學」的連結而倍感親切,更重要的是認同他許多觀點,其中,最打動我心的是「教育改革應該與社會改革並行」,也因此開始關注「社區大學」的發展動靜。
1999年基隆市政府成立「基隆社區大學籌備處」,地點正好在我住家附近,讓我非常興奮,因此,主動拜訪籌備處主任及主秘,表示可以來當志工,同時也願意協助邀請在地文史工作者開課,一來是因為當時的資訊業,許多已經週休二日,所以我可以在週末擔任志工,二來是直覺認為社區大學應該要讓大家認識在地,以回應當時的教改氛圍;因此,基隆社大在1999年12月20日開學後,就有一門「暖暖采風」課程,老師群帶著學員深度認識暖暖文史;不過,當學校準備開學前,由於擔心成課率太低,因為知道我在電腦公司上班,評估電腦課較容易開成,因此突然問我能否開電腦課?當時抱著「好人做到底」的態度,而開啟我社大講師的另一段人生。
從前面的描述,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當年辦社大,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情,在那個年代要開辦社大,不但要有正式的籌備工作(包含成立籌備處),還要擔心開課後沒人選讀的後果。
當時基隆社大籌備處及後來的校本部設在暖暖教師研習中心,籌備的前一年,1998年我剛好進住人生第一間新房,那是一個超過600戶的中大型社區,因緣際會下我成為該社區管理委員會首屆主任委員,就在年底主委卸任前,社區旁一所國中,被市政府公告將成為基隆市的中輟生學校,而引起許多暖暖居民的恐慌,開始聚集要求舉辦公聽會;這個新聞讓我回想起過去幾個月,三不五時會有一群該校學生,翹課到社區搗亂的情形,於是後來積極參加公聽會,了解該國中的辦學狀況,公聽會告一段落後,參與公聽會的一些社區居民提議成立協會,以進行長期的教育監督,於是在1999年3月,誕生了一個沒有跟政府登記的「暖暖區教育關懷協會」,我則被推舉為該協會第一任主任委員(相當於理事長)。
事後回想1999年前後幾年,台灣社會有一股蠢蠢欲動的能量而發生了很多事情,其中多數我只在一旁鼓掌,但從1998年起,就開始身歷其境,包括擔任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立基隆的第一個家長團體,接著進入基隆社大擔任講師,但沒想到進入社大後,有更多的事情發生。
2000年某日,基隆社大一位講師詢問行政人員,基隆有沒有家長團體?於是在行政人員的牽線下,認識了深度參與教改及社區大學,現在任職於清華大學的李天健,在跟他見面討論後,我用協會名義在基隆社大開設兩們親師合作課程,那時候認為社大開這種課程,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事實並非如此,除了基隆社大開過一期,就是屏東縣家長協會曾經詢問我有關家長研習的意見,我建議他找已經更名的屏東社區大學合作辦理,其他社大則未曾見過類似課程,基隆社大也只開設一學期課程,我認為是開課規格難度太高所致。
由於遇到網路泡沫化的年代,2001年年底我辭掉公司工作,打算開始SOHO族的生涯,沒想到基隆社大得知我在家「閒閒沒事」,於是問我願不願意接任主任秘書一職。
每天看著電腦寫程式跟每天面對人群是截然不同的工作形式,因此,這項邀請讓我思索非常久,直到2002年農曆過年前,在前往台北客戶開車途中,聽到另一位重要的社大推動者,林孝信老師的廣播訪談,聽到他年輕在海外就開始參與社會改革工作,解嚴後回到台灣,還繼續努力推動社大運動,聽完後有種自形殘穢的感覺,於是隔日立即回覆基隆社大,從2002年3月起正式擔任主任秘書一職,也開啟我認識全國各種樣態的社區大學,同時開始學習過去未曾有機會學習的基隆在地知識。
那段時間在社區大學的唯一遺憾是,內心關心教育的種子繼續長大,「暖暖區教育關懷協會」為了成為全國家長團體的一員,正式向市政府登記,並改名為「基隆市教育關懷協會」,我成為創會理事長,同時積極參與全國家長團體聯盟,而讓我有機會更廣泛的參與各種教育政策的討論,但這些卻沒有反映到社區大學,在其他社區大學也幾乎找不到同樣關心教改的夥伴;很長一段時間,參與社區大學及教育改革是兩條平行線,但我內心卻一直想把它們拉在一起,至少要設法拉近一點;直到在2018年,我同時擔任北投社大校長及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任內,促成「社大與十二年國教」計畫,至今有超過30所社大跟體制高國中小協作108課綱。
我在2008年年底離開基隆社大,當時其實還想回頭從事軟體設計工作,畢竟相較於社區大學的工作,軟體設計單純多了,但沒想到北投社大問我是否有意去接任校長,我很喜歡北投,尤其是那股溫泉味,於是從2009年起,展開我超過十四年的社大校長生涯;其實,除了溫泉味外,黃武雄教授屢次在他文章中所強調的「深化民主與發展新文化」,更是驅使我接任北投社大校長的最主要因素。
由於家長團體緣故,有機會大量參與教育相關會議與活動,讓我更深入了解教育現場的狀況,深深感受到「校園民主」雖然重要且是大家的理想,但卻沒能如預期般的順利進展,作為一個「教改」倡議者,針對這個現象,自然會在不同場合給予批判,但也自我反思「校園民主」該如何落實?又會帶來什麼樣的「新文化」?
雖然在擔任社區管委會主委及民間團體理事長期間,努力推動「組織民主」文化,但畢竟那是間歇性且少量的操作;擔任基隆社大主秘期間,當然也設法推動「校園民主」,但畢竟還有個校長,當與校長理念不同時就很難使力,因此,當北投社大找我接任校長時,即便不是體制學校,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實踐「深化民主與發展新文化」的理想,於是就大膽接受這個任務。
前面兩千多字看似在回顧我的職涯,實際上是用我的職涯案例,闡述社區大學發展的脈絡;我認為需要有更多人,特別是社大講師與學員,都需要了解這些脈絡,並與社大行政工作者協力將社區大學建構成民主學校,如此才有機會擴散到體制學校,並形成台灣新文化,我自己在北投十幾年的時間,努力想方設法往這個理想前進,雖然離理想還非常遙遠,畢竟「教育為百年大計」,要形成新文化何其容易?但只有開始就可能朝理想邁進一些些,現在雖然離開社大現場,但還是期待更多人一起為台灣新文化努力。
黃武雄教授那個「教育改革應該與社會改革並行」的觀點,用更淺白的文字表述,就是「當大人沒有改變時,如何能透過大人規劃的教育改變小孩?」,這個觀點打動我並促使我的職涯下半場進入社區大學工作,我認為如果社區大學能秉持初衷辦學,社大將是台灣社會改革與教育改革的最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