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奏零》人性、凝視與權力的暴露

在《節奏零》（Rhythm 0）這場行為藝術中，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簽署了放棄自我與身體主動權的契約，自此刻起，她的身體仿若被「時間停止器」所定格，陷入一種靜止的狀態，成為物化的極致體現。

這種靜止與被動不僅象徵著她身份（符號能指）功能的喪失，更是否定了她整個主體性存在，使她淪為時間的延續性重複，而變化則是差異的具體化。

在這過程中，「個體」因失去「主體性」並被「他者」物化，「權力」與「欲望」便越過了人性與道德的邊界。

當個體被剝奪主體性時，他們不再被視為「人」，而純粹成為工具或表演的媒介。

在場的觀眾也隨之進入一種道德解離（Moral disengagement）狀態，這種狀態常見於戰爭中的士兵，在凝視後無意識地被內在的權力與欲望驅使，參與了他者的非人化與物化。

「物化」（Objectification）在後現代批判中被用來描述人被視為物件的現象，特別是女性主體的物化，往往使群體思維偏向於性取向的失控。

觀眾透過目光將內心壓抑的衝動與欲望投射至瑪麗娜身上，她成為了「被凝視」的對象，而非擁有自我意識的主體。

這種「凝視」使她者成為物，不論是溫和的接觸還是暴力的侵害，都是觀眾內心世界的反射——「觀眾的欲望，即大他者的欲望」。

能指若長期失去主體性，終將被社會規訓（符號系統）所改變，成為新的身份（能指）。

“大他者的欲望是無意識的欲望”

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觀眾面對失去主權的他者時，能夠輕易越過道德的界線，以暴力達到對主體的控制。

然而，當瑪麗娜表演結束起身，以恐懼的眼神反視觀眾時，權力結構瞬間反轉，觀眾成為了被凝視的對象，羞愧與不安油然而生。

瑪麗娜的反凝視，使觀眾意識到自身慾望在權力失衡中如何無所顧忌地展現；在瑪麗娜的目光之下，觀眾無法逃避自我的暴露。

這種反向凝視，正是薩特所闡述的「被凝視者凝視」：當加害者成為被凝視的對象時，暴露了施暴者內心的羞恥與罪惡感。

這也突顯了「凝視」作為權力工具的影響，以及在「被凝視」與「反凝視」的動態中，自我與他者間的複雜關係。

「凝視之下，她成為了他者目光的捕捉物，不再是自主的主體，而是被看、被操控、被定義的對象。」

而當我們面對反向凝視時，那份羞恥與內疚感警示著我們人性底線的危機，逼迫我們反思自身行為。

這種轉換揭示了權力的流動，以及在凝視的關係中，個體如何被定義、被控制，從而失去主體性。

-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