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有一次,偶然在同學的筆電螢幕上看到自黏便籤,很快把這個習慣學了起來,將待辦事項、訂下來的日期紀錄在便籤上,每次打開電腦都能提醒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簡單的提醒工具讓我熱衷於制定待辦事項和清理它們。我把大量修課產生的大量報告死線列在上面,安排進度逐一完成。
但隨著研究助理、拍片工作等一些周期較長的事情進入生活之中,我突然意識到我無法在像之前那樣每隔幾天清空一次清單,有些項目會一直懸在上面,成為日常裡揮之不去的「未完成」。
研究所之後更是如此,還未完成的事項裡永遠都包含著論文,雖然沒有到被壓得喘不過氣,我仍認真花了不少時間在研究電子遊戲,但「無法清空」的這件事仍令人感到不自由,仍給我一種好像每天都至少得有一點進度的壓力。
畢業之時,還未開始搬家。必須問自己,下一步是什麼?上一次畢業時沒有那麼不安,大四先去修研究所的課,因為知道那是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先做銜接,之後還可以抵學分。研究所畢業後的一小段時間,我依然回到課堂上旁聽,但失去了學生的身分,每個人都明白你不會待在這裡太久。
明確意識到,便籤已好久沒有這樣空白。不再是學生,可是接下來應該要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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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個學姊和我提過某種「自願成為社會中齒輪」的想法,沒有完全理解,但她的前提似乎是:如果你有想要一起生活的人,就會逐漸學會接受(當時的語境,包含著那種些微惱人的「你以後就會懂」)。
從這一個時間點去思考所謂的「社會的齒輪」,我明白社會要能夠現象在這樣運轉非常不容易,需要很多人「不求甚解」地去做好那些他們被交辦的事情。
但從每一個、任何一個個別的人的角度來說,我仍覺得那種想法令人害怕:你並不在那個工作上得到成就感或快樂,你將從事那份工作的自己理解為讓整個社會運轉的一顆小螺絲釘,你看見自己被異化,並且你自願讓自己繼續那樣。
人類的獨特能力讓我們可以去為每一件事情賦予意義,我們可以去用各種方式將事情朝「讓自己比較舒服」的方向合理化。為了家庭、為了所愛的人、為了社會、為了正義……,我們可以過得痛苦、窩囊,只要我們能夠找到一種說故事的方式,就能把它形構為一種所謂的「犧牲奉獻」,以此以為崇高。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未達目標,不擇手段」,同時,它是另一種形式的「怠惰」、另一種形式的鴕鳥心態。
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我們想要完成什麼?我們想要怎麼做?而這一切又都為了什麼?
當我們不再如大學生那樣有著「學期」與「畢業」這兩組特定生活目標卻自由,「人生」沒有明確的分界、也沒有可以清楚參照的成績單和級分對照表。我們需要自己給自己發布作業,需要自己將待辦事項安排好。就像那幾年的論文一樣,或許我們依舊需要有某件事情階段性地被長期擺放在那。然而,這次我們必須自己想出「那件事情」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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