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第四章，Harcourt談許多人開始關注女性、女權、女性主義的出發點：看見女性如何作為受暴的身體，而這也是Harcourt學生時期走上街頭抗議，爭取婦女夜間安全的起點。Harcourt在本文的目的有二，也分別從兩條進路出發（註1，pp.95-96）：
- 闡釋性與性別暴力如何從人權論述中浮現，特別是在宣稱言論自由、免受暴力侵害及個人安全保障的權利之背景下。Harcourt追溯強暴如何從沉默與禁忌轉變為運動、辯論與政策的核心議題，以及如何「主流化」，被納入性別與發展的論述之中。
- 探討種族歧視與殖民遺緒、基本教義派與排外心理所蘊含的偏見與恐懼，如何在性別暴力中展現，這是一個在性別與發展政策中鮮少被直接討論的議題。Harcourt分析戰爭與衝突、基本教義派與軍國主義如何與性與性別暴力交織，探討種族主義與性別暴力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構成了性別與發展政策背後不曾明言的背景。
於是，這顯題化了Harcourt兩條路進背後的問題意識：
- 為什麼有些議題能夠成功打破沉默，成為論述中心，換言之，它們是如何主流化的？主流化的過程中，有什麼是我們需要反省與注意的？
- 我們需要去談那些鮮少被談論、難以主流化的議題，但要怎麼打破沉默，才不至於重蹈Nussbaum的覆轍？
在先前「性別作為歷史」的討論基礎上，我們看到性別作為歷史的身體，有水平的時間性，也有垂直的空間性。如果性別是如此立體、多種側面的肉身，存在在性別範疇中的場域，以及之間的關係；存在在場域中的社會體現，以及之中的關係，要如何撼動它們以及它們之間的界線？就Harcourt而言，我們，也就是當事的主體，需要現身，從多個面向出發去打游擊戰，而大方向來說，又區分成他所提出的兩個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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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court舉出「反對性別暴力的 16 天行動」、《陰道獨白》、「V-Day 運動」都是草根性的運動，最後成功「跨」出國家的疆界，成為全球性的運動。即使《陰道獨白》在沙烏地阿拉伯、烏干達被明令禁止，也還是在地方上悄悄蔓延。WHO也在全球趨勢與論述之下，組織一群女性研究人員，將家庭暴力與健康問題視為關鍵的公共健康議題，這可說是主流化最為顯著的例子。UNIFEM也發布《不能再等一分鐘：終結對女性的暴力》的報告，概述全球婦女組織及部份男性團體為終止性別暴力所做的努力，將各個游擊隊凝聚成更大的一股力量。
然而Harcourt也提醒到，主流化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資源，而這些資源要如何分配將是一大問題，因為這牽涉到打破沉默的論述策略，以及後續對各場域的影響。一支由倫敦廣告公司Leo Burnett製作的UNIFEM影片《終結對女性的暴力》（Let’s 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透過震撼畫面傳遞強烈訊息：僅僅因為生為女性，就可能遭受比戰爭、種族歧視或宗教極端主義更嚴重的暴力。影片首先呈現戰爭、街頭暴力與宗教儀式的畫面，隨後出現一系列關鍵字：「強暴」、「生殖器切割」、「家庭暴力」，最後則以黑白字體提出問題：「下一個會是誰？」結語則警告觀眾，受害者可能是你的姐妹、女兒或母親，並強調「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位在其一生中遭受暴力」（註1，p.103）。將暴力的矛頭指向男性，並將女性客體化為受害者，透過恐嚇來激發觀眾的憤怒與害怕，將種族歧視、宗教極端主義與衝突等問題與性別暴力分開處理，最後，把性暴力的問題簡化為一場「需要捐款解決的危機」。這樣的論述方式，間接影響了英國「百萬女性起義」（Million Women Rise, MWR）運動，Harcourt批評，這場基於憤怒與恐懼，過度強調女性作為受害者的形象的運動，未能充分考量更廣泛的社會、經濟與政治脈絡。這樣的敘事模式可能忽略了性別暴力的結構性成因，例如貧困、教育機會不均、法律與政策的不完善等，進而限制了運動的長遠影響與實際改變的可能性（註1，p.104）。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策略是影視明星如何參與倡議，好萊塢的力量無疑能夠提升議題的關注度，但也帶來兩個關鍵問題（註1，p.106）：第一，「 是否會混淆現實與娛樂？」，影視明星的參與是否讓真實的苦難變成一種商品，進一步助長基於暴力與性別刻板印象的娛樂產業？第二，「是否真的能帶來變革？」，單靠好萊塢的關注，是否能真正影響政策，還是只是另一個成功的營銷故事？我們是否應該依賴明星來推動議題，還是應該直接支持受害者與當地倡議組織？Harcourt結論到，名人的影響力可以成為強大的「跨出圈」工具，但如果運用不當，也可能淪為消費主義的空洞象徵，而非真正的社會行動。
既然是打多面向的游擊戰，我們當然也需要去撼動男性的行動場域與關係界線。例如全球聯盟MenEngage，促使男性和男孩參與，從而減少性別不平等。Harcourt的工作也從男性著手，在德里貧民窟與巴西貧民區，展開針對男孩、青少年和年輕男性的工作，企圖在男性尚未完全陷入暴力與絕望之前接住他們，以避免轉化為與暴力、性侵略聯繫在一起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男性身份認同（註1，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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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條進路中，Harcourt談戰爭中的性別暴力，而這是一個牽涉到種族歧視、基本教義派、民族主義、軍國主義、殖民主義、新自由主義、男性氣概、父權身份認同等等，形成複雜難解的議題。我們看到戰時強暴的目的在摧毀女性與女孩的個性與身份認同，並同時破壞社群的整體性（註1，pp.109-110），也看到男性與男孩被強暴以羞辱他們並削弱其尊嚴。維和行動中的軍事不僅佔據原應用於教育、醫療與基礎社區建設的資源，更因這種軍事化讓性與性別暴力增加，成為國族主義與父權身份認同的一部分。
事實上，戰爭的性暴力顯而易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也通過第1325號決議，呼籲在和平過渡過程中實現性別平等，承認女性作為社區領袖與積極和平建設者的角色。基於該決議的倡議工作，致力於推動對女性的戰爭罪行進行懲處，並確保女性在戰後局勢中取得政治、政策與法律決策的職位（註1，p.112）。那麼問題是，既然主流化早已進行，為什麼Harcourt仍認為這是一個鮮少被談論的議題？
性別作為歷史其立體的身體，不僅僅是一個平面的範疇，還有縱向的身體厚度，而後者正是我們缺乏討論的。就像是布希政府輕描淡寫的將女兵虐囚視為獨特的「個人行為」，僅僅是水平面向的、個人的社會體現罷了。對戰爭與性別暴力的討論，不能只停留在針對意符的描述，例如這是發生在烏俄之間、打了3年的戰爭、死傷多少人、這次被攻擊的是哪裡等等，我們需要推進對意旨的理解，才能真正讓它成為歷史的主流。那麼該怎麼談呢？Harcourt為我們整理了Petchesky、Eisenstein、Kaldor、Raman等人精闢入裡的分析，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例如女性主義學者Ros Petchesky指出：
男性氣概與軍國主義、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相互交織：「男性對自身男子氣概的認知，通常是脆弱的，而這種認知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不亞於石油、電纜與軍事設備的流動」（Enloe，轉引自 Petchesky 2001）。厭女症與國家恐怖主義及極端原教旨主義並行不悖（註1，p.115）。
另外像是Eisenstein在《性誘餌》（Sexual Decoys）描述到，布希如何聲稱美軍正在將阿富汗與伊拉克女性從穆斯林世界的原教旨政權中「解放」出來（Eisenstein 2007: 125）。這種美國帝國的幻想延續了殖民勢力長期以來的歷史，這些勢力總是以「保護被壓迫女性」、「為無法自主治理的土著帶來文明與繁榮」為藉口，來合理化軍事侵略（註1，p.115）。又或是女性的面紗（veil） ，如何揭示西方殖民視角下的深層敵意，並構築出東方主義式的他者。在這些論述中，女性的身體成為民族主義建構權力話語的基礎。阿富汗與伊拉克女性被塑造成文化／國家的核心，而這個國家「需要被解放」。摘除面紗成為一種強有力的隱喻，象徵著接觸並摧毀這個「他者」文化的核心（註1，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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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court更進一步，細部探討2004年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2002年古吉拉特邦事件，以下節錄精采的段落分析。
在被美軍佔領的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裡，美軍女兵也參與了對囚犯的性虐待，布希政府輕描淡寫為「少數異類」的個別行為，但是，當我們深進個人的社會體現之中，考察女性為什麼行為開始像男性，則可以更細緻的拆解為帝國權力所展現的暴力同性戀式性幻想（violent homo-erotic sexual fantasies），其最終羞辱手段便是由女性來虐待男性（Eisenstein 2004）。女性主義進路的分析為我們揭示了，阿布格萊布事件作為種族化與性別化的暴力事件，其根源可追溯至反恐戰爭的殖民幻想與實踐（Richter-Montpetit 2007）。布希政府時期的美國霸權民族幻想認為，美國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代表著「第一世界」的 自我（self）正在將自由民主與文明帶給無法自主的全球南方「他者」（other）。這種新世界秩序，即便以民主與重建為名，其本質仍然依賴軍事力量的運用。在這場帝國幻覺中，美國及其盟友被塑造成拯救文明的力量，而「流氓國家」則被視為棲息於世界陰暗角落的敵人（註1，pp.116-117）。
監獄中的虐待場景展現了獄卒與囚犯之間的種族化、性別化互動，這種互動反映了帝國的軍事化陽剛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以 暴力、侵略性異性戀主義（heterosexism）、厭女症（misogyny）與種族主義 為基礎，並將其 正常化 為反恐戰爭中「文明化行動」的一部分（註1，pp.116-117）。這些女性與男性士兵拍攝了 1,800 張照片，並分享給親友，其中包括在遭受酷刑與虐待的囚犯前微笑合影，甚至有士兵將裸體囚犯堆疊成金字塔的照片設為螢幕保護程式。女性主義批評者將此類照片與殖民時代的獵殺獎盃合影相提並論：殖民統治者曾經站在被獵殺的野獸屍體上、肩上扛著槍，展現其征服的權力（註1，p.117）。
Petchesky研究指出，「全球反恐戰爭」揭示了新的身體侵犯形式，透過性化、種族化與性別化的技術，將暴力正常化為軍事與外交政策機制的一部分。挑戰了女性主義的基本假設，即女性是性暴力的唯一受害者（註1，p.118）。發展理論學者Mary Kaldor也支持這樣的觀點，提出「新型戰爭（new wars）」的概念，這些軍事與政治暴力衝突與全球其他風險交織在一起，例如疾病傳播、自然災害、貧困與無家可歸等問題。他認為，新型戰爭並沒有明確的開始或結束，並警告說，全球化正在削弱以國家領土為基礎的安全模式，導致全球性的不安全局勢（註1，pp.118-120）。根據Kaldor的考察，全球化削弱了國家的權力與權威，使得國家領導人只能在國際機構、其他國家、跨國企業、非政府組織（NGO）、國內利益集團以及公眾之間，努力維繫錯綜複雜的關係。然而，試圖透過國際關係的強制介入來重塑國家權力，如布希政府發動的「反恐戰爭」，只會進一步加劇全球不安全（註1，pp.118-120）。Harcourt提醒到，這也就是為什麼在西方的發展理解框架中，所謂的「落後國家」、「脆弱國家」或「失敗國家」的存在，往往被用來合理化外部介入，這種介入可能以軍事手段，或是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經濟發展政策（Chandler, 2008）來實施。
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爆發的暴力事件，是印度教基本教義派與暴力的典型案例。Vasanthi Raman將其描述為一種複雜的結合，涉及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以「無就業增長」為基礎，並伴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社會工程」，目標是建立印度教國家（pp.120-123）。這種計畫得到了政府內部基本教義派的支持，並與其商業利益和國家合作相一致。在極端主義與基本教義派的謀殺行動中，鄰居相互殘殺，而印度教女性也同樣參與其中。Raman指出，上層中產階級女性會為外出劫掠與殺戮的男性準備茶點。目擊者證詞顯示，印度教女性辱罵並焚燒那些遭受男性暴力蹂躪的穆斯林女性（pp.120-123）。
女性與男性同樣容易被宗教領袖所煽動的恐懼與不安全感所裹挾——往往，如同在古吉拉特邦，這種煽動也得到了世俗與經濟權力掌控者的默許。當世界許多地區的經濟狀況變得越發不穩定，生存競爭加劇時，歸屬感變得至關重要。所謂「回歸根源」的論述，往往合理化了階級與性別的分裂（pp.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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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court認為，極右翼政黨的擴張與針對移民的暴力增長，顯示出一種對於「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恐懼正在升溫，這進一步強化了與傳統白人至上主義價值觀相結合的排外態度。「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的幻想建立在一種錯誤的安全感上——認為「歐洲」是一個純粹的安全空間，必須防止「外來者」進入（註1，pp.122-123）。然而，事實是，歐洲在歷史、文化與語言層面上一直由許多「他者」所構成。正如Enisa Eminova在2005年國際女性主義會議上的省思（註1，p.123）：
只有當我意識到你與我同屬『我們』，我才能理解，我不應該傷害你。這對於種族主義與戰爭都是真理，因為如果我傷害你，我同時也在傷害自己。這麼簡單，卻又如此難以真正意識到，更難以實踐。而挑戰在於：如果我們建立起一種『我們』的文化，共享責任、共享喜悅、共享痛苦與共享資源，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在其中尊重彼此的差異？（Eminova, 2006）
註
1. Harcourt, Wendy. 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 Critical Debates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London: Zed Books. 2009.
【延伸閱讀】
Body Politics in Development（一）導論：「性別與發展」的流動實踐，以生命政治改寫發展進步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