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次跨性別研討會最後,我開始疑惑,性別到底是什麼?後來在澳洲女性主義學者,同時也是一名跨女,Raewyn Connell《性別的世界觀》裡找到理論資源。雖然《性別的世界觀》往往被視為大學教學文本,因為複雜的概念不多,反倒用了許多例子說明微觀和巨觀不同視野的性別議題;但在第四、第五章相對來說比較理論的部份中,Connell用了非常身體化的談法來闡釋什麼是性別,以及性別如何作為歷史、歷史(性別)如何改變等等。同時,也能看見在Connell意義下的性別引入了時間和空間,揭示出如何在實踐場域中流動,我認為這點尤其重要,可以說是整本書的理論預設,根植於此Connell提到的性別案例才能在時間洪流之中被攤開來檢視。
在推進到Connell的論述之前,不妨先來看看其他說法為什麼無法讓人滿意,特別是由性別差異著手的理論探討。
主張性別是生殖差異的人認為,人類屬二態性的物種,也就是同一物種在生殖演化上又區分出兩種樣態。有陰莖的男性與有子宮的女性,肌肉量大、強壯的男性與瘦弱纖細的女性;就連大腦,也有所謂擅長邏輯與數學運算的男性腦,以及擅長語言和共感性較強的女性腦。睪固酮被認為是使男性較具侵略性與佔社會主導地位的原因,另外也有由演化心理學而來的「性擇」,以達爾文生物學為基礎,從繁殖策略推論到社會性別,來說明男性出軌與女生羞怯的性別差異。上述「認為生殖差異會直接反映在男女兩性之間其他的整體差異之上:例如體能與速度、實際技能、性欲、休閒嗜好、個性、智能等等」(註1,pp. 88-89),這種將身體視為「機械」,會製造出性別差異的論述主要由男性提出,用來維護現存的性別秩序,用以反駁女性主義者主張由社會建構出來的「性別角色」。然而這樣的反駁很快就被反駁。
第一,人類身體並不完全屬於二態性,有相當多人介於之間,例如女性多了染色體X,男性則多了Y。第二,男女外在差異會隨生命歷程改變,嬰幼兒時期外表差異不大、中老年期荷爾蒙又趨於平衡。第三,成年初期,男女整體特徵也有相當多重疊的部份,例如身高。第四,不少研究指出大腦神經元具可塑性,所謂的男性腦與女性腦並非絕對。第五,天生差異論與歷史不吻合,睪固酮並非男性成為領導者的絕對原因。第六,演化心理學背後基於不切實際的個人主義,排除體制外的個人差異,且沒有一個特徵上的性別差異,真的顯示出是演化論的結果。
那麼,由第二波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身體是「畫布」又是如何呢?此派論者認為「文化繪製出女性特質與男性特質的形象」(註1,p. 91)。從過去電視媒體對女性身體的塑造,到近代談Foucault身體規訓,女性主義哲學家Fraser進一步將性別理論化,認為性別化的身體是規訓實踐的產物。「這種規訓的成效是以肉體展現的,因為身體是『溫馴可以教化的』(docile),在社會規訓的狂風驟雨下,連生理也不得不低頭」(註1,p. 92)。舉例來說學校引進了「體能訓練課程」,形成男女身體鍛鍊的差異。而無法「溫馴教化」的身體,也可以透過暴力來達成,如隆乳和陰莖增長手術。
然而身體是「畫布」的說法也很快遭到批評。第一,過於在乎文化意符,忽略了對意指的論述,使符號結構所指向的性別結構,最後都立基在生殖差異。比方鍛鍊女體為柔軟有彈性的體能課,如果我們忽略「柔軟有彈性的身體」之於女性的意義的闡釋,僅僅談表層的文化規訓在「身體上」的成果,那麼最後只是把生殖結構替換成社會結構來談,而終歸到底社會結構的基礎仍舊擺脫不掉「天生的生殖身體」。第二,後結構主義者批評到「身體關係不只是身體之間一對一的關係,而是隨著身體進入關係之中的整個秩序,然後賦予身體性別意義。〔...〕但是過份誇大身體的柔順性。身體或許參與了規訓的體制,但是並非因為身體是柔順的,而是因為身體主動參與了規訓」(註1,p. 93)。例如身體也會追求歡愉,參與使身體疼痛的SM活動;即便穿高跟鞋腳會痛,還是會為了某種審美而穿。身體也會反抗,例如在《男人與男孩》研究中,一名追求男子氣概的年輕男子,經常酗酒、嗑藥、搞女人、玩樂等等,最後身體停擺,病入膏肓;或是缺乏運動的身體出現異狀,最後出現同性戀認同。身體也有勞動,「這是身體被配置與消費的具體實踐,而性別意義則在具體化的過程中出現」(註1,p. 94),例如從事營建、鋼鐵等粗重工作的男性,將自己放在一種易被傷害的具體位置,同時「也可以是獲得、表現和永久保存社會化男性氣概的一種方式」(註1,p.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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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有能動性的身體仍逃離不了生殖差異的論述,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的身體配置、消費以及最終所指向的一切承受,都實踐在具有生殖意義的身體上。那麼如果身體既是「機械」又是「畫布」呢?將性與性別視作不同歸屬,前者為機械性的生殖運作,後者為畫布式的性別角色互動。1970年代一群女性主義者提出此雙元論場的模型,用以說明何以生物性不能當做女性從屬合理化的藉口(註1,p. 95)。「生物性差異所造成的侷限只限於生物論場,另外還有一個社會的(或是「文化的」、「角色的」)廣大論場,是一個自由的論場,在這裡的個人或社會都可以選擇他/她們想要的性別範型(pattern)」(註1,p. 95)。這樣的模型也影響到心理學界,提出「雙性特質」來定義性別範型,即性別是陽剛和陰柔特質的混合體。
這波思潮重要影響了1970年代北美婦女運動,打破過去不可動搖、壓迫的性別配置,引入了身體的能動性,為我們帶來自我選擇以扭轉性別角色的可能。這個原則也促使心理學、教育、心理治療的改革,直到90年代另一股聲音出現。有研究批評到,文化選擇的差異無法解釋為何男性總比另一方受到更多的重視,更有論者直指「身體與心靈並不是始終分離的,因此我們的肉體本身就足以解釋我們的主體性」(註1,p. 97)。況且,「機械」加「畫布」的加總說法不易相容,生物性的解釋往往較有力,使得「在生物性的框架中,各種社會制度都行得通」(註1,p. 97)。
Connell指出,雙元論場在「在大眾心理學的領域裡,身體差異與社會影響通常都是靠特徵二元論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女人應該有一套自己的特徵,而男人又有另外一套」(註1,p. 99)。性別到底是什麼?真的有差異嗎?然而事實上許多研究都指出,特徵二元論並不可靠,性別的差異其實非常小。但在某種分類和用對摺來區分的思考習慣之中,不僅一般大眾認為沒有分別就好像沒有研究結果,研究者也往往避開虛無假設的結果。直到對後設調查進行後設分析,才漸漸突破迷思,證實早期的研究結果。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既然性別相似性推翻了特徵二元論,使我們失去將心物二元黏著起來的膠水而必須放棄雙元論場,那麼現在,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身體與社會的關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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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ll認為:
身體不但是社會實踐的受體(object),同時也是參與在社會實踐中的能動者(agents)--同樣的身體在同一時間內兩者兼具。身體介入的社會實踐形成了社會結構與個人生命軌跡的變化,而這個結構與變化又提供了新的實踐環境,讓相同的身體繼續介入應付。這其中有個循環不息的圈圈,連結身體過程與社會結構;事實上,這樣的循環不只一個,而是許許多多個循環在不同的時間出現,也隨著時間改變,最後總結成一個歷史過程,社會就在這個過程中體現(註1,p. 108)。
我把這樣的過程稱之為「社會體現」(social embodiment);而從身體的角度來說,也可以稱之為「身體反身的實踐」(body-reflective practice)--也就是在人類社會行為中身體同時為受體與能動者(註1,p. 108)。
在Connell意義下,性別是一個非常生動的圖像。首先,他將同時作為受體與能動者的一整副身體視為介入社會(結構)的起點,一個具體位置,能夠張開行動的場域(arena)。而身在其中的我們,能夠藉由身體來打交道,讓一些具有社會性的事情在這個場域裡發生:包括「女人」和「男人」這種文化類別的誕生。Connell稱這一系列過程為「社會體現」,而「性別就是社會體現的特別形式。性別關係造成特定的社會結構,指涉特有的身體特質,而性別實踐則在二者之間形成一個循環」(註1,p. 109)。換言之,性別,是我的身體與其他人事物打交道所展現出來的形式,面對他者(Other),形式與形式之間所形成的動態關係,便形成了社會結構。當我的身體緊密與社會結構依存,身體也就捲入了整個歷史之中。
也是如此,「性別涉入一長串的人類社會實踐--包括撫養小孩、生育、性行為--這些行為都必須調度人類身體的能力去孕育、生產、泌乳、給予或接受性愛歡愉等」(註1,p. 109)。這些跟生殖有關的身體實踐,Connell稱之為社會生活中的生殖場域(reproductive arena),並認為有別於「生物基礎」的傳統觀念,因為生物基礎不會影響性別實踐,甚至連構成性別實踐的範本都沒有(註1,p. 110)。Connell談到:
在性別過程中,生殖場域永遠都只是指涉的一個點,從未涵括所有與性別相關的事物。我們同時需要另外一個我稱之為「性別範疇」(gender domain)的概念,指的是社會生活中與生殖場域做社會聯繫的整個場域,不論是人與人之間或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都是在這個領域中靠這樣的社會連結建構出來,因此也可以理解成性別關係。(註1,p. 111)
生殖場域與周圍場域互相影響,形成動態關係,而這一整個被Connell稱之為「性別範疇」。而依此形構出來的性別範疇會在歷史不同時期有不同變化,也可能透過反身性的實踐來改變,例如女性主義者去性別化的策略。關於性別範疇裡不同社會體現的樣態,Connell另外舉例到,美國政府部門中有25%的女性表示曾被職場性騷擾,男性則只有6%。在澳洲,針對男性健康所做的調查發現,受到穿透性眼球傷害的病患,有88%是鄉村男性,因為婦女鮮少接觸拉直圍籬鐵絲的工作。此外還有加工食品工廠如何區隔男工與女工,以及工人在家庭中的勞務如何性別分工。
性別體現牽涉到實踐的長期循環,在共同場域中勞動的我們,不分性別,共同參與了媒體凝視下的身體、工業經濟下的職場能力、設備機械的操作等等被性別化的過程。性別秩序影響我們的性別實踐,但反過來性別實踐也會產生不一樣的性別秩序,因此對Connell來說,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性別能不能改變?」,而是「性別要朝向哪個方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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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最一開始因跨性別研討會而產生的疑惑。在Connell義理下,跨性別所跨的「性別」,是一種在生殖場域中具體的生殖身體作為障礙,與其他場域產生衝突關係的這樣一種「性別範疇」。例如跨男護理人員提到學生時期以膠帶纏胸,跑大隊接力最後一棒時膠帶卻掉了,使他必須扶著胸部、無法全力衝刺,最後跑了第二名,又或者另外兩位跨男對無法生育的焦慮。至於Connell如何闡釋性別與歷史的關係,就留到下篇整理。
註
【延伸閱讀】
【“Trans”parency ·「跨」透透】研討會(上):跨性別到底是在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