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臺灣的博物館來講臺灣史可以談很多面向，也可以從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去談，本書書名的副標：『博物館與紀念場址如何建構臺灣人身分認同、形塑歷史記憶，定調「臺灣的故事」』，清楚點出本書聚焦的面相就是臺灣人vs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一個在臺灣政治上一直相當有爭議的課題，並基於不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形成兩個相互對抗的政治主張，一方是將臺灣人放入中國人的範疇，強調臺灣與中國血脈相連，一方是主張臺灣中國一邊一國，臺灣與中國互不隸屬。
其實這本書是某個炎熱週末下午，跑去書店吹冷氣隨意翻書看時，突然揪見本書封面，稍微翻了一下目錄非常有感，就趕快查電子書是否上架，看到有上架就立馬下單買下來。
會對本書很有感，其實是因為書中提及的內容跟我上一份工作很有關，我有長達十五年的時間都在辦理文化設施興建與營運規劃業務，除了北部流音中心、衛武營、台中歌劇院這些表演場館，更多的是博物館與文化園區這些展覽場館，只要是要向中央申請預算興建或整建的文化設施，甚至申請委外營運評估規劃補助，基本上我大多有接觸過。本書討論的場館，除了忠烈祠，慈湖與故宮南院，完全沒有接觸過，也不熟悉其政策過程，其他則或多或少有接觸過，至少對各種爭議事件可以聽聞到第一手資訊。書中很大篇幅討論的臺灣歷史博物館與蘭陽博物館是我剛進前單位直接接手的業務，也是早期工作最常去的工地，所以特別有情感，單單蘭陽博物館籌建工程因為工程進度嚴重延宕，我接手第一年就去了十幾次，那時候還沒有北宜高，只能坐火車到頭城再請文化局專車接送，或租車走九彎十八拐。不過蓋完開館後我還沒進去過，大部分經手的新建設施在完工開館後我就再也沒進去過。
實際看本書過程，常會讀得心情很煩躁，裡面提到很多事件我都以底層承辦人參與其中過，或至少是第一線搖滾區旁觀者（苦主是其他同事），像中正紀念堂改名認定古蹟事件。很多事件我看到的過程有些不同於作者的描述，或是對於事件發展脈絡存在著微妙的差異分歧點，心裡不時會想著是這樣嗎？
特別是作者完全以政治意圖與動機解釋各種事件的發展趨勢與結果，更讓我看得有點不爽，突然能理解那些被西方人類學田野研究的土著對於人類學家研究的敵意與不滿，硬是用一套外來宏大分析架構來探討土著的日常生活，活生生具有多元複雜意義的生活被化約成一套簡潔的解釋概念與理論模式。
雖然作者最後在後記有提到這個問題：「某些讀者可能反對我透過政治/國家的角度來看待臺灣的展覽文化，他們可能會指出個別參訪者與博物館互動、從中汲取意義的方式複雜而多樣。」但看完他的辯解，我還是覺得有很多有些問題不是對於展覽的解讀，而是作者對事件脈絡的理解，用民族意識形態主導事件發展，好像民進黨與國民黨為了去中國化與再中國化的意識形態左右了台灣博物館的發展。當然不能否認裡面有政治意識形態參雜其中，但意識形態不能解釋事件的全貌。
作者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析很武斷地對很多事件下了很直率的結論，如台史博籌建工程延宕多年，作者依據籌備主任呂理政的說法，直接認定主要是因為政治意識型態的紛爭導致，根本是有點牽拖，有點淡化籌備單位的責任，其實所有大型展演設施計畫，不是總統一句話下去就馬上可以蓋，單選址就會花很多時間，不獨台史博，這涉及地方爭奪資源分配的問題，地方政府搶強搶資源雖然有意識形態目的，但更多的是為個人政績，當年宜蘭縣爭取傳藝中心也是花了不短時間，游縣長花了多少心力。台史博成見延宕還涉及精省因而業務轉移，用地取得抗爭（目前園區裡還留有廟就是因民眾抗爭妥協出來的），還有施工廠商破產重新發包等問題。書中也忽略一個很大時序問題，台史博機構掛牌成立時，只有行政典藏大樓蓋好，施工技術超難導致廠商倒閉的展示大樓還沒蓋好，實際上正式對外營運還要好幾年後。
台史博遇到的工程延宕問題，大多數工程都會遇到，籌建計畫不斷延期的問題很常見，我承辦的業務除了彰化藝術中心興建計畫（現在叫彰化美術館）沒有延期，順利開館，其他籌建計畫嚴重落後是常態。
作者對很多事件的理解很片面，一個主要原因應該是他引用的文獻很偏頗，然後對於博物館成立緣由與經過很仰賴事後才發展出來的論述去詮釋，實際訪談的對象又很少，本書對很多事件的發展大量引用張譽騰與呂理政的意見，這兩人都算是好長官，做人不錯，但對各種事件的解釋還是會站在自己立場去發言，或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說法。很多影響臺灣政府博物館政策發展的重要人物在本書幾乎沒聲音。
不過我看到書中一直在引用呂理政的話，一直以為會出現呂很愛講的名言：台灣博物館沒有歷史，歷史博物館沒有台灣，只有台灣歷史博物館有台灣又有歷史。看到最後完全沒出現。
總之結果就是本書對台灣的文化政策理解很片段，不能說完全錯，但只談片面，用片面來代替全部政策意義，像社區總體營造的解釋，本書的描述不能算錯，但很片面，會誤導，書中對該政策說明中，完全忽視居民共同參與，凝聚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意義，而且相較於"地方博物館"的籌設，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對於強化本土認同意識，打造民族共同體，其實更為關鍵核心。
地方博物館發展的另一個契機是文建會一九九四年實施的「社群總體營造」政策，旨在重建因污染、多年人口向城市遷移和其他問題而遭破壞的地方社群。
本書更讓人想兔曹的是對台灣當代歷史發展的瞭解很片面。
只從台灣人身份認同角度來分析博物館政策的改變也忽略很多政策脈絡，忽略台灣起源於1980年代末的政府改造計畫，以及1990年初台灣政府爆發財政危機，新自由主義小而美政府成為政府改造的指導原則，博物館經費減少也有一部分是精省後組織改組，很多省立文教設施改隸中央後，預算都變少，不單台灣博物館。公辦民營，行政法人，開源節流，提高經營效率，不是從亞洲金融風暴開始，而是從1990年初就成為政府施政目標，與台灣民主化轉型息息相關，下面引文就是很武斷，完全忽略其他政策的影響。臺灣博物館哪有啥穩定長期私人贊助，企業偶而為之，都麻政府的錢，因為政府想消減財政赤字，每個政府機關都嗎要重新自我訂位，不獨博物館。
一九九○年代末，亞洲爆發經濟危機，臺灣博物館獲得的政府和私人資助便已減少，被迫尋找新的生存之道
臺灣博物館界重新自我定位，而且更加體認到博物館所發揮的商業和經濟作用。
書中提到史博館引發的超級大展現象，也完全忽略全球博物館政策的轉向，博物館從社會教育功能轉到休閒娛樂消費市場是當時整個全球趨勢，並非台灣獨有現象，台灣也是在學習其他國家作法。
看到作者知識背景出現明顯薄弱情形，為此查了一下，作者不是歷史學專業，也不是博物館專業，而是中國文學專業，難怪作者對於博物館的定義如此寬鬆隨意，很多陳列館、文物館都被當成博物館。
從一九九○年到二○○五年，臺灣大約新建了三百座博物館
例如國立臺灣史前博物館的南科館就被賦予「社區博物館」的使命。
那三百座博物館很多是文物陳列館，然後把南科館當成社區博物館，我想南科館館員看到會想哭。
因為欠缺對當代臺灣整體政經社會發展歷史的掌握，書中對於很多文化政策都做出很武斷的推論
在政治／經濟領域，文化和創意資本的提升反映在臺灣政府文化官僚體制的變化。二○一二年，文建會升格為「部」，更名為文化部。身兼作家和學者的龍應台在它升格之前擔任主委，後來成為臺灣首位文化部長。如今，文化領域有了自己的部會，重要程度比以往更具政治和公共性。與此同時，文化部成立後也試圖讓文化官僚化、讓國家對文化的支持去政治化，並促使文化更能回應臺灣各個不同的選民群體。
文化官僚化，他知道他在說啥嗎
還有大南海文化園區的爭議都是聽信片面之詞，原本科教館的八角樓現在是工藝中心台北分館。
史博館還與持有其所在處土地的農業部捲入一場土地糾紛，針對現已廢棄、毗鄰的國立科學館該歸誰使用，雙方爆發衝突。（行政院研究結論：這棟建築應該移交史博館。）另外該館每年的參觀人數（大約三十萬人）也很少。此後，它一直與諸如中華航空等企業簽訂贊助協議來增加收入。博物館轉而舉辦與臺灣相關的展覽可能是要因應這些情況。
大南海計畫停止原因其實是經建會的減壓政策，把停止歸到鄭部長身上完全是不懂台灣政治決策過程，不瞭解經建會（現在的國發會）才是行政院的決策核心。
然而，就在我撰寫本文時，計畫能否實施仍懸而未決。二○一七年，民進黨新任文化部長鄭麗君以影響環境為由，宣布不會繼續進行這項計畫。
書中可以吐槽點實在太多了，除了忠烈祠與故宮南院我不熟，其他真得有一堆很想吐槽的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