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Nature Plants》刊出一篇社論〈Old crops in new places〉，討論氣候變遷下農業的巨大變動。文章開頭描述一幕令人錯愕的畫面——水稻不是種在越南或韓國的稻田，而是在英國劍橋以北的試驗田中。
這篇社論指出，「作物轉換」（crop switching）可能是全球農業適應氣候變遷的關鍵策略。模型預測顯示，若世界各地能夠依照未來氣候重新分布作物種類，可以維持產量、減少投入，甚至創造新的地方市場。
然而，作者也提醒，這樣的轉變會撕裂人與土地之間千年累積的文化連結。為什麼呢？
在歐洲，葡萄酒不只是農產品，而是文化符號。法國的波爾多、香檳，義大利的托斯卡尼——每一個產區的地理、品種、釀造法都被法律與歷史定義。若因氣候而被迫改種，等於失去了地方的靈魂。如法國的香檳，只有生產在特定區域域的香檳才可以被稱為「香檳」。如果該區域不再適合種植葡萄，那麼農民該怎麼辦呢？而種在其他地區的葡萄用相同方法所釀製的葡萄酒，能叫做香檳嗎？對衣索比亞的咖啡農而言，北移種植雖能救活產業，卻意味著與祖先土地的分離。
社論最後呼籲：在追求糧食安全與氣候韌性時，別忘了那些深植於土地的文化記憶。
歐洲的焦慮：文化根深而動不得
《Nature Plants》這篇社論的情緒，來自一種歐陸式的焦慮——
他們害怕的不是收成減少，而是「風土被抹去」。
在歐洲，農業被歷史與法律制度化。農民往往是家族土地的守護者，農作物承載著血緣、社群與地名。改種其他農作物，等於撕裂身份。
因此，當氣候變遷逼迫葡萄園北移，或咖啡園上山，這些變化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危機。社論說得婉轉，但本質是：歐洲農業過於「文化化」，以致於在變動面前變得脆弱。
臺灣的故事：根不深，但活得下去
相比之下，臺灣的農業歷史呈現出相當不同的軌跡。
我們的農民，對「改種」的恐懼較低。從殖民時期到今日，他們早已多次經歷作物結構的劇烈轉換。
嘉南大圳：由甘蔗到稻米的第一次大轉作
1920年代，日本總督府推動嘉南大圳建設，使嘉南平原由旱田變成可灌溉水田。結果出現了著名的「米糖相剋」——水稻與甘蔗爭奪土地、水源與補貼。
糖業是出口導向的殖民工業，稻米則是內需導向的社會安定政策。兩者皆是國家控制下的經濟戰略。
農民並非被動接受，而是在制度縫隙中靈活調整：糖價好就種蔗，米價高就種稻。
而且，由於殖民者的剝削與控制，甚至還有句俗諺：「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而當時的報紙也將嘉南大圳稱為「咬人大圳」「水害組合」。
這種「現實主義農業文化」奠定了臺灣農民的特質：不執著於作物，而執著於能繼續耕種、更穩定更好的收入。
由農轉工：從稻米到檳榔的第二次轉作
1970年代以後，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年輕人離開農村，勞力短缺。老農改種勞力需求低、收益高的檳榔。
雖然這個決定在環境與健康角度備受批評，但若從社會學角度看，它是農民面對勞力流失與市場壓力的自救策略。
對他們而言，「改種檳榔」不是文化背叛，而是延續農民身分的方式——我還在種，只是種別的；維持穩定的收入，是最重要的考量。
氣候變遷時代：從稻田到可可園的第三次轉作
近十年，氣候異常、臺灣社會風氣改變與國際市場變化再度重塑臺灣農業版圖。屏東農民放棄了檳榔開始改種可可、嘉義種咖啡、花蓮試種香草與藍莓等等。
這些作物原本屬於熱帶或高經濟價值品項，如今成為地方轉型的象徵。
然而，這波轉作與前兩次不同，它牽涉的不只是生計，而是品牌與文化策略。可可與咖啡需要加工與行銷，否則只是一時風潮。若無長期政策支持，這些「新風土」仍難避免再次崩盤。
誰的哀傷？從葡萄酒到《無米樂》
歐洲農民的悲傷，是失去傳統；臺灣農民的悲傷，則是失去土地。
紀錄片《無米樂》記錄的正是這樣的悲哀：不是作物消失，而是耕作的環境與制度崩壞。當水利系統調整、農村高齡化、地價飆升、土地被徵收，老農縱然勤奮，仍然無法維持以農業作為生活方式的存在。
紀錄片《無米樂》封面
他們說：「我們不是不想種，是沒得種。」
那是一種制度性放逐——農民被城市化與產業升級慢慢推離土地。與歐洲的「風土哀傷」相比，臺灣的哀傷更務實、更沉默，也更殘酷。
文化的差異：歐洲守根，臺灣遷根
如果用文化生態學的語言來比喻：
歐洲是「深根型農業文化」，風土被制度化、神聖化；
臺灣是「遷根型農業文化」，不執著於種植特定農作物，但對於「不能再種田」的恐懼，卻是真實存在的。
臺灣的農業文化並非缺乏歷史，而是歷史被打斷太多次。
殖民、戰後、工業化、自由貿易——每一次都讓農民重新定義「什麼叫種田」。
這樣的歷史，使臺灣成為一個高適應性社會：
農民對變動敏感，願意嘗試；政府與市場也早已習慣以補貼、契作、品牌化等方式調節。
但這種「靈活」的代價是——缺乏長遠規劃與文化認同。
氣候變遷下的共同命題：誰能持續種？
《Nature Plants》的社論提醒我們，氣候變遷下的農業調適不僅是科技議題，也是倫理與文化議題。
臺灣的經驗顯示：農民能夠迅速改種，但無法抵抗土地流失。
這讓我們看到兩種不同的脆弱：
歐洲農民的脆弱在於文化太深，難以改變；
臺灣農民的脆弱在於制度面上容易被剝奪。
在氣候變遷的時代，兩者其實殊途同歸——
最終的問題都不是「要不要改種」，而是「誰還能種？」
從全球到在地：我們該學什麼
面對氣候變遷，科學家談「作物轉移」；政策談「糧食韌性」；
但臺灣的歷史提醒我們：技術適應若沒有社會根基，最終只會變成一場短命的嘗試。
嘉南大圳的水利現代化，造就了一整代農民的繁榮；
然而半世紀後，都市化與地價壓力又讓同一片土地被混凝土取代。
這不只是土地利用的問題，而是「社會對農業價值的態度」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想讓臺灣在氣候變遷中擁有農業韌性，
就該同時保存兩種資產：
1. 技術上的彈性——能根據氣候與市場調整；
2. 文化上的穩定——讓農民有理由留下，讓耕作有尊嚴。
不同的悲傷，同樣的提醒
歐洲農民為葡萄哭泣，臺灣農民為田地的消失哭泣。
前者是文化失落，後者是生存消逝。
氣候變遷的真正威脅，不在於我們種不出食物，而在於我們不再認為「種食物的人」重要。
或許，《Nature Plants》的社論與《無米樂》的呼喊，其實在說的是同一件事——
當土地與人之間的關係被切斷，科技再先進、作物再多樣，都只是短暫的綠意幻覺。
參考文獻：
Nature Plants (2025). Old crops in new places. Nature Plants, 11(10), 1977–1978.
侯孝賢等（2005）《無米樂》。
陳鴻圖（2023）。〈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臺灣學通訊》第118期，頁8–10。（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
黃毓棻（2017／12／12）〈台灣在地可可 原來是農民走投無路後的精彩重生〉。《食力 foodNEXT》。訪問日期：2025-10-27。
取自 https://www.foodnext.net/news/newstrack/paper/4357998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