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從小就夢想當心理師。 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連「好好活著」都覺得困難。 那是一段被憂鬱緊緊綁住的歲月，黑暗、沉重，像在泥沼中前行，也像在密林中吶喊，卻始終得不到回音。我憤怒、孤寂，卻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對抗什麼。那時，我真的以為——這輩子就只能這樣了。 直到孩子上了高中，和青春期的「中二死孩子」過招三年後，我終於得以稍微放手。忽然間，多出一些時間與空間，我報名了社工的進修課程。當時想法很單純：「再去把書讀完吧。」 國中畢業後被迫中斷的學業，一段段地補了回來，卻總覺得還沒到我想要的位置。 我還記得第一次走進教室的那一刻，心裡霍地一聲：教室裡竟然有好多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同學。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教授說：「在美國，很多女性在孩子長大後再回到學校。」我當下像走進了同溫層，莫名受到鼓勵。 隨著一堂堂課、一個個案的故事，我慢慢發現：我不是來學怎麼幫助別人，而是在學著如何陪伴自己。那些課本裡的理論，那些個案身上的痛，竟悄悄對應著我內在的破碎。 我開始明白，自己受的苦不是誰的錯，也沒有所謂的「既得利益者」。
那是整個社會與文化長年累積下來的壓迫與結構。即使我再怎麼倔強，也未曾真正逃脫過它的掌控。 但同時，這些體制也正是在一個又一個倔強的女性手中，慢慢被改寫。 記得女兒小時候，我曾帶著她創作一本繪本參賽，獲得優異成績。繪本巡迴展出半年後回到我手中，卻發現上頭沒有我的名字，「指導老師」填的是學校的導師。那只是過去二十年生活的縮影：我努力過，卻過得無聲無影。 有一年看了電影《忘年山丘》。主角在老伴過世後，發現女兒對她的生活毫無關注，決定獨自登山。在山上，她對女兒說：「我把你們養大了，但我一無所有。」那句話在我心裡震了一下，感謝電影說出了那份女性特有的失落。 成為助人者，不是因為我比較堅強， 而是因為我也痛過，我懂。 後來，我進入心理諮商研究所，進修碩士、接受督導、實習、考照，一路跌跌撞撞。拿到心理師證照那天，我沒有喜極而泣，只覺得像終於抵達岸邊的旅人，只想靜靜坐下，好好呼吸。 心理師這條路，說起來光鮮，做起來沉重。有時候，我們只是陪著一個人慢慢倒下，然後又陪他慢慢站起來。 很多人說心理師在救人，但其實，我們也在救自己。一次又一次，在別人的故事裡找到自己的碎片，在陪伴的過程中，也悄悄療癒了自己。 我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會走上這條路。 是那些痛，把我推過來的。 如果你此刻也還在痛裡，不要急，我想告訴你： 有些路，是要走過，才知道自己正在長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