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故事勝過一百篇道理，這是我喜歡讀和寫故事的緣由。而兒童至青年時期更是屬於故事的年代，他們從故事裡叩問心中的疑惑，也透過故事尋找鼓勵與慰藉、提醒與警惕。奧登馮霍爾瓦特（Ödön von Horváth）生前最後一本小說《沒有神在的青春》，講述一個老師面對一群被納粹沙文主義洗腦的青少年，在「只要忠誠愛國、對親族有益的言行都是對的」扭曲思維下，如何從憤世嫉俗變得無奈乏力。故事場景是一所學校，背景則是納粹主義盛行的奧匈帝國，軍國統治下的教育固然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愛國教育，而霍爾瓦特透過故事主人翁的掙扎，探尋基督信仰。儘管霍爾瓦特因為質疑上帝在法西斯主義的侵害下，沒有向人顯示慈悲，而放棄天主教信仰，但他仍舊透過這部作品訴說著對人性的希望。
《沒有神在的青春》不僅對法西斯主義大加撻伐，而且更給予對極權屈從噤聲的人一記耳光。男老師因發表「黑人也是人」的言論被學生和家長針對，已陷入困局。儘管他極力保持善良，但為了保住飯碗這個「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理由，而無奈不作聲。其後他更被學生私下稱作「魚老師」，因他的眼神如魚般空洞。被極權統治的人民往往只能活在虛無，因為他們在強大的愛國與民族主義陰霾下，完全無法保存真我。霍爾瓦特的劇作亦多數被禁演，1933年後國社黨（即納粹黨）政府更開始了焚書活動，《沒有神在的青春》被列入「有害和不良文學名冊」，相信霍爾瓦特是把自己所面對的情勢，投射到小說的男主角身上。霍爾瓦特對信仰的質疑，對於有信仰的人甚有啟發性，正如耶穌基督面對苦杯，亦不免向天父訴說自己的痛苦與掙扎。沒有質疑的信仰，到底能否經得起風浪呢？正如成功神學只談「得勝」的人生，卻忽略面對苦難時的成長，又是否真的能抓緊神的應許與恩典？
小說的後半段敘述老師帶學生參與野戰訓練營，其後營內發生了偷竊及兇殺等事件。追查兇手的過程不禁使人聯想到納粹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書中被徵召入希特拉少年團的學生，就是「魚的年代」下的產物；那掏空了的靈魂幹著冷血的行為，為的就是愛國表忠。放在今天的世代，這些情節彷彿似曾相識。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求父寛恕世人的罪，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在虛無的年代，人往往失卻良知，是非判斷、善惡評價皆由政權介入與操控，這是國社黨一體化政策下的體現。這種意識形態最容易從年輕一代開始灌輸，政權覺得只有這樣，才可以保持國族的安全。信仰在這種前提下變成不穩定因子，除非向政權靠攏，否則隨時被定性為反動份子。
霍爾瓦特質疑上帝在人類飽受苦難折磨中缺席，以致他放棄信仰，但在小說中，神仍然站在人民之間。霍爾瓦特寫這個故事並非為了講論信仰，卻使人不自覺地思考有關內容，尤其是苦難中的信仰。他在1938年5月以流亡作家的身份前往巴黎，6月不幸被掉落的樹枝枝幹砸死，當時他身上的煙盒內有一張屬他字跡的字條，上面寫著：「錯誤的事物，終將消逝，即使今日是主流；正確的事物，必將來到，即使今日還不存在。」也許這不啻是霍爾瓦特至死仍抱持的信仰觀，一如小說的男老師，終究擺脫「魚眼」的視野，相信只有在尋回神的路上，不向現實妥協，信仰才能保持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