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美國反恐戰爭已經持續了十多年，數百名美軍被廉價的路邊炸彈炸死，受傷人數更是不計其數。當時美國國防部花費超過 250 億美元開發更好的方法來保護其在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員，創新措施包括改良裝甲和更大的車輛。然而在當時，恐佈分子似乎都能更快地適應，以極低的成本對美軍構成威脅。
事實證明，挑戰並非主要在於更優良的硬體。美國政府已經累積了大量關於恐佈分子製造這些炸彈的方法，以及這些裝置最集中的區域的資訊。它所缺乏的是一個能將所有這些數據匯集到一處的系統。最終，陸軍快速裝備部隊尋求了 Palantir 的支持，這是一家於 2003 年創立的矽谷軟體公司。
Palantir 的名稱取自 J.R.R. Tolkien 的《魔戒》中堅不可摧的水晶球，其使命是利用大數據來幫助應對恐怖主義和其他威脅。如今，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軟體公司之一，與美國國家安全機構有著深厚的聯繫。在《科技共和國》一書中，Palantir 的共同創辦人兼首席執行長 Alexander Karp 反思了這項使命與矽谷主流文化的衝突，在矽谷文化當中，支持美國國家爭奪霸權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他認為，在當今地緣政治競爭激烈的世界中，這種立場是一種不可持續且不合理的奢侈。
這個論點直指社會契約的核心。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學，乃至整個國際體系，正被新型態的力量徹底重塑。人工智慧、生物技術、量子計算和加密貨幣等技術是新的黑金。
但從H.G. Wells在1940年寫的《The New World Order》，他描述引導世界走向世界和平，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威爾斯斷言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科學規劃的世界政府來捍衛人權；這與1946年曼哈頓計畫結束這段時期以來，我從未見過對西方政治理論基礎以及科學與安全關係進行如此根本性的重新評估。
《科技共和國》這一本書或許代表一個新時代正在降臨。人們正在尋找一套新的原則來規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在思考未來時，人們從過去，包括戰爭時期，尋找靈感。
許多矽谷的創辦人們現在積累了如此巨大的資源、社會資本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以至於他們的思想正在轉向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問題。從存在主義哲學到世界秩序的本質。
Google 前首席執行長 Eric Schmidt 與 Henry Kissinger 合作撰寫了兩本關於 AI 和人類未來的意義深遠的書籍。
Elon Musk 不斷擴大的待辦事項清單中，顯然除了成為言論自由的福音傳播者，現在還包括創建一個新的太空系統，使美國無懈可擊。
Palantir 的另一位共同創辦人，也是川普核心圈的重要人物 Peter Thiel，他曾是一名哲學畢業生，創辦了自由意志主義和保守主義的《Stanford Review》。
與此同時，Alexander Karp是個特立獨行的政治人物，他過去曾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他擁有"新古典社會理論"博士學位，看似註定要在學術界發展。
在《科技共和國》中，他與他的共同作者 Nicholas Zamiska（Palantir 的法律顧問兼企業事務主管）共同完成了一部同樣雄心勃勃的政治理論新書。
他們從幾個核心命題開始。首先，矽谷的文化因其與政府和社會集體需求的分離和敵意而變得扭曲。其次，西方政治體系存在更深層次的意義和目的危機；要在致命的國際競爭時代生存下來，需要進行路線修正。
Karp和 Zamiska 敦促人們從狹隘的功利主義中解放出來。他們問，如果沒有一場關於什麼構成了美好生活的積極辯論，我們如何能指望導航我們未來的道路？
《科技共和國》公開宣稱的目標是為更豐富的論述以及對社會信仰更有意義的探究做出貢獻。我必須承認，我在接觸這本書時帶有一些懷疑，或許它會是一種以科技為中心的理論 ，或是一種常見的傲慢表現。即在一個領域取得巨大成功後，便將心思轉向另一個領域。但 Karp 和 Zamiska 的這本書是細緻入微，讓人信服且人放心地謙遜 。
故事始於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將科學服務用於軍事目的。作者們喚起了 奧本海默和愛因斯坦等偉大人物在美國公共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時代。
NASA 和 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DARPA) 等機構，均成立於 1958 年，在與蘇聯的競爭推動下，成為 美國國家目標感的重要組成部分。
到 1961 年，美國總統艾森豪不僅在告別演說可以得知，美國軍工複合體的概念慢慢浮出檯面，還擔心公共政策本身可能成為科學技術菁英的俘虜。如今這些話在跟川普的美中對峙讓我很有共鳴 。
然而，Alexander Karp 將美國心靈的掏空及其對美國國家計畫信念的侵蝕歸咎於其他趨勢。一個是從 1960 年代後期開始，在大學中逐漸吞噬、消耗古典教育的後現代主義。
另一個是美國資本主義文化的狹隘化。書中寫道，這使得矽谷的工程師和企業家在自己周圍創造了一個社會繭房，他們專注於「狹隘的消費產品，而非涉及和解決我們更廣泛安全和福祉的專案」。與此同時，國家也從其先前願意為國家目的利用工程和技術專業知識的態度中退縮。
Karp 和 Zamiska 借鑑了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 Jürgen Habermas 的觀點，警告說菁英的頹廢只有在它能提供經濟增長和安全時才被容忍。
相較之下，《科技共和國》呼籲再次融合商業和國家目標。儘管如此，Alexander Karp 堅持認為，這應包括對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包括促進個人權利和公平，做出堅定且無爭議的承諾。
在哲學層面上，這一本書對科技文化，像是對成果的癡迷專注和對作秀及姿態的毫不感興趣。所提出的政策建議，例如請求矽谷將其資金雄厚的精力轉向執法、醫療保健和教育等問題，以及國家安全，不算是一種革命。
但是，當資本主義開始侵蝕我們智慧、精神和集體生活的各個方面時，很難不同意書中關於回歸第一原則的請求。
最後看完這一本書後，我在想，像是造山者的台積電以及《科技共和國》的Palantir。我們有沒有這個決心花20年以上去打造一些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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