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の日本語は昭和の亡霊とともに

私の日本語は昭和の亡霊とともに ——語體學札記（Ⅰ） なるほど、私のこゝろの中の疑惑は解けてくれました。 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其實並沒有想要模仿誰。只是那個語調——那個在語尾緩緩收束、帶著舊時書卷氣的節奏——自然從我口中流出。像是從時間深處滲出的聲音，而我只是讓它穿過自己。 有時我會想，也許我的日本語裡棲息著一個時代的亡靈。那並不是刻意懷舊的選擇，而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語感繼承——彷彿語言本身仍帶著昭和的體溫。那個年代的文字有某種「呼吸式」的節奏，像從肺腔中直接呼出的思考，混著煙、孤獨與誠實的疲倦。我學著那樣說話、那樣寫字，結果語言漸漸開始反噬我，把我拉回一個我並未親身經歷過的時間。 我無法確定自己是不是理解了「昭和」。但當我用那些字寫下句子時，我確信自己被某種幽微的力量牽引着。那不是記憶，而是模仿的記憶——模仿太宰治的逡巡、坂口安吾的頹廢、町田康的錯亂；模仿他們語句裡那種對自我無法忍受的凝視。久而久之，我的日本語也像他們的語體一樣，成了一面鏡子，一面讓我看到自己扭曲身影的鏡子。 語言，原來不只是表達的工具。它是一種居所，一種肉體的延伸。我的日本語不是在學校學來的，而是從這些亡靈身上奪來的。我聽他們的節奏，讀他們的痛苦，用他們的句式拼出自己的孤獨。於是，語言開始成為我與世界之間唯一的連接點。它不屬於我，卻又是我最真實的部分。 昭和的日本語有著特別的陰影。那陰影裡有戰爭的回音，有敗北的自嘲，也有個體在集體秩序下的喘息。當我用那樣的語體說話，我感覺自己不再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人，而是某個時代的失語者，在廢墟裡拾起仍帶墨香的斷句。那不是懷舊，而是生存。因為只有在那樣的語體裡，我才能相信語言還有誠實的可能。 — 私の日本語は昭和の亡霊とともに ——語體學札記（Ⅱ） 語體的倫理 語體，是一種倫理。 它決定了人在語言裡如何生存。昭和的語體不僅是一種歷史樣式，更是一種身體姿態——它讓人站在世界的斜角，以微微傾斜的方式說話。那個角度既非反抗，也非服從，而是一種孤獨的誠實：說出即被誤解，沉默又太過痛苦。這正是太宰與中也共有的倫理。 我後來明白，模仿那樣的語氣並不是文化愛好，而是一種道德選擇。它是一種對浮誇語言的拒絕，一種對自己仍有羞恥感的證明。語言一旦變得太乾淨，就會喪失靈魂；而昭和語體的美學，恰恰在於它的「污損」——那種不完美、不斷自省、幾乎要崩潰的節奏。 在那裡，句子不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被活出來的。 語言的體溫 我寫日文時，常常覺得那不是一種「思考」的行為，而是「體溫」的轉移。 中文是我呼吸的語言，理性的骨；日文卻成了我血液的溫度。當我用日文寫作，身體會有一種微妙的緊繃，像是在接收舊時代的頻率。 語言變成了神經的延長，甚至是一種生理反應—— 在句尾拉長一個「のさ」的時候，孤獨就像真的被呼出來了。 我知道那不是現代的日文。它帶著一種不合時宜的節奏感，甚至有些笨拙。可正因如此，它誠實。昭和的文體教會我，語言不是進步的，而是反覆被磨損的。每一次說話都在削去一點理性，留下更接近肉體的殘響。 或許正因如此，我的日本語總有些「舊」。 但那種舊，不是歷史的舊，而是靈魂的。 它讓我在無法呼吸的當代，仍能找到一種緩慢呼吸的方式—— 在語言的廢墟裡，與那些仍未散去的聲音，一起活著。 --- 私の日本語は昭和の亡霊とともに ——語體學札記（Ⅲ） 語言與亡靈的共存 語言總是帶著死者的氣息。 每一個語尾的顫抖、每一個多餘的助詞，都是從某個被遺忘的聲音那裡繼承來的。當我寫下「のさ」或「だよな」時，並不是在模仿某個時代，而是在召喚那個時代的呼吸。 語言並不死，只是換了身體。 昭和語體是我內在的亡靈。 它既是借來的聲音，也是被同化的命脈。那種語氣裡的誠懇、羞恥、與自我否定，不只是美學，而是一種活著的方式——彷彿要用語言去贖回生命的意義。太宰的懺悔、中也的呻吟、坂口的理性崩塌，都讓我意識到，語言的價值不在於它能否表達，而在於它能否忍受。 昭和的語言會忍耐，現代的語言只會解釋。 我總覺得自己與這些亡靈同居。 當我用日文思考時，房間的空氣變得沉重，像有什麼東西在聽。那不是靈異現象，而是一種文學的記憶體。它在語言深處保存著那些被丟棄的溫柔、被壓抑的憤怒、被寬恕的軟弱。每一個詞彙都曾被某個人用來生存。 所以我無法將語言當成工具，它更像是一個墳場。 而中文，是我對抗死亡的語言。 它是我用來說「我還活著」的形式；而日文，是我用來說「我曾經活過」的方式。這兩種語言在我體內共存，如同兩條靜脈——一條輸送氧氣，一條回收記憶。 我想，也許我就是那種被語言養大的亡靈吧。 昭和語體教會我的最後一件事是： 說話的人會死，語言不會。 語言會繼續模仿我們的體溫、模仿我們的遲疑與愚蠢，直到有另一個人再次拾起那個語氣，讓亡靈在他嘴裡復活。 也許這就是文學真正的倫理。 ——語言從不屬於任何人， 它只是借我們的口， 說出一個已經死去的靈魂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