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已婚者自殺率低於單身者的現象，涂爾幹面前擺著兩種解釋。
家庭影響論：家庭環境降低自殺的傾向。
婚姻篩選論：自殺潛力低的人伴隨良好的健康或品德，較容易脫穎而出，找到配偶。
事實上，這正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經典的選擇性或內生性難題，幾乎貫穿各個領域。例如，大家都知道頂尖大學的學歷有助於獲得好工作，但究竟是人們在頂尖大學中獲得更好的教育（影響），還是頂尖大學把有能力的人挑出來（選擇）？我在課堂上問學生這個問題，大多數人選擇後者。
直到如今，社會科學家仍想方設法克服這類難題。其中一種策略是碰運氣：剛好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制度發生改變（並非為了研究目的）。這種自然實驗便可用來釐清「影響」的效果。例如，哥倫比亞最好的大學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 於2006年推動課程改革，大幅減少必修課（其中包括將機率與統計課程由兩門減為一門）。而這樣的改革沒有影響到入學分數，它仍然是排名第一的大學。研究發現，課程改革後該校畢業生的薪資明顯下降，被錄取的機率也大幅下降。「選擇」無法解釋這個變化，但是「影響」可以。有些大學老師看了這個研究，不禁吐一口氣：「我們的努力是有用的！」
近年來幾乎成為經濟學界標配的方法，是尋找工具變數（還是很吃運氣！）。2024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Daron Acemoglu便以此成名。他的問題是：富裕國家總是伴隨較好的制度，究竟是好制度有利於經濟發展（影響）？還是富裕國家有能力負擔更好的制度（選擇）？
他的方法是：找出能影響制度、但是與當代經濟表現無關的工具變數。他找到的是17-19世紀歐洲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死亡率愈高，歐洲人愈缺乏定居意願，只想榨取當地資源，因此建立糟糕的制度。死亡率愈低，則愈傾向比照母國制度，將殖民地打造為「新歐洲」。如此，死亡率可以估計不受當代經濟表現影響的制度，再用這個估計值算出制度對當代經濟表現的影響。（論文）
你應該看出來了，「選擇」往往被當成阻撓我們確定因果關係的髒東西。於是學者們努力將選擇行動從現實世界擠出去，然後去捕獲所謂的純粹因果效應（影響）。社會學者John Levi Martin對此提出警告。他說，人們的選擇行動往往才是社會學者真正要瞭解的東西。
無論如何，當代各種區分選擇與影響的方法，在涂爾幹那個年代還沒有。但是他憑藉古典的求同法與求異法，抽絲剝繭，還是將問題幾乎解開了。那麼，究竟是家庭影響？還是婚姻篩選呢？答案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