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0 為何看似平淡，卻可能是全球碳市場最關鍵的一年
在多數即時新聞與社群回顧中，2025 年於巴西貝倫舉行的 COP30，被描述成一場缺乏政治張力的氣候峰會：沒有新的化石燃料淘汰時間表，沒有突破性的氣候融資數字，也沒有足以登上頭條的宏大宣言。相較於前幾屆會議所累積的高期待，COP30 的「安靜」甚至被部分評論解讀為氣候多邊談判動能衰退的象徵。然而，這樣的判斷忽略了一個更深層、也更不舒服的事實——COP30 並非失敗，而是刻意退出政治表演舞台，轉而進入制度落地與技術清算的階段。
當全球氣候治理逐步從「宣示願景」走向「可核算行動」，一場成功的會議，反而不再需要煙火與口號，而是需要帳本、規則與執行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COP30 所展現的低調，並非動能消失，而是一種治理邏輯成熟化的徵兆。
一、從政治宣示退場：COP30 的真正主軸是執行能力
COP30 所處的時間節點，注定它不可能再複製《巴黎協定》初期那種以政治動員為核心的談判模式。在 COP29 已完成 Article 6 全套規則書，並確立至 2035 年每年 1.3 兆美元的全球氣候融資長期目標後，國際氣候治理的核心問題，已不再是各國是否願意表態支持共同目標，而是是否具備將承諾轉化為可執行行動的制度能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COP30 刻意降低公開協商文本與政治宣示的比重，改以封閉磋商、技術對接與制度協調作為主要工作方式。這種形式上的轉變，常被誤讀為談判降溫，實際上卻反映治理重心的實質移動：當規則已定、承諾已立，會議的功能自然從政治動員轉向制度清算，從宣示轉向執行。
巴西政府提出的「Mutirão（集體行動）」概念，也不應被理解為象徵性政治語言，而是一種明確的治理方法論轉向。其核心要求，是在既有承諾框架下，正面面對長期被政治語言掩蓋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制度碎裂、國家能力落差、國家帳本尚未建置完成，以及 MRV 與對帳基礎設施不足等現實瓶頸。這樣的轉向，確實不利於即時新聞操作，也難以製造情緒動員，卻更貼近當前氣候治理的真實處境。
沒有制度，承諾終究只能停留在政治語言的層次。
二、碳市場地位翻轉：從自願工具走向主權治理的一環
若說 COP30 釋放了任何清楚而一致的制度訊號，那無疑是各國政府對碳市場態度的根本轉變。過去十餘年間，碳市場多半被界定為企業層級的自願行為，是國家氣候政策之外的補充工具，甚至在部分政治語境中，被質疑為企業轉移減排責任、延後結構轉型的手段。正因如此，碳市場長期處於一種被使用、卻未被真正納入主權治理架構的曖昧狀態。
然而在 COP30，這種模糊定位出現明顯轉折。多個由政府主導的碳市場合作平台正式成形，其討論焦點已不再停留在「是否應該使用碳市場」，而是轉向更具制度含量的問題，包括如何在合規體系中使用碳市場、如何確保減量單位的完整性與可核算性，以及如何使其與國家 NDC 與長期減碳路徑對齊。
這樣的轉向，意味著碳市場正被重新納入主權治理架構之中。其合法性來源，不再只是市場需求、企業承諾或私人標準的認可，而是取決於國家授權、國家帳本登錄與會計承認。在此框架下，碳信用不再只是交易商品，而是與國家氣候目標、主權會計邊界緊密連動的治理工具。
這也實質上宣告了「去主權化碳信用」時代的終結。未來能被國際體系承認、並真正發揮政策功能的碳信用，將不可避免地嵌入國家治理結構之中；任何試圖繞過主權、僅依賴市場敘事與私人標準運作的模式，都將面臨合法性與可用性的雙重挑戰。
三、Article 6 的現實考驗：制度存在，能力仍不足
COP30 是《巴黎協定》第六條（Article 6）從談判文本正式進入實作測試階段的第一個關鍵場域。在 COP29 完成規則書後，COP30 的任務不再是修辭與設計，而是正面面對制度一旦啟動後所暴露的現實落差。會議期間，多個國家已開始簽署雙邊 Article 6.2 協議，嘗試進行國際減量成果（ITMO）的實際移轉，這標誌著機制正式走出理論階段，進入操作層面。
然而，伴隨制度啟動而來的，並非一帆風順的推進，而是各國能力差距的全面浮現。多數國家在會中坦率承認，國家帳本尚未完全建置、對帳與追蹤系統仍不成熟、技術審查與報告能力高度不均。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Article 6 才真正進入現實世界，而不再只是談判文件中的理想設計。
在 Article 6.4 方面，圍繞方法論複雜度、永久性與自然型移除的爭議，最終並未導致規則重開，而是選擇維持既有標準，讓機制先行運作，並於未來既定時間點再行檢討。這反映出一個逐漸成形的務實共識：在氣候時程高度壓縮的情況下，過度追求理論完美，反而可能延宕實際減量行動。
制度不再等待完美，而是在執行中校正。
四、京都時代的落幕與新秩序的形成
COP30 另一項被外界低估、卻具有高度制度意義的決定，是對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正式退場安排。在本屆會議中，各方終於就 CDM 的終止時程給出清楚界線：2026 年 6 月 30 日為最後提出 CER 發行申請的期限，2026 年底前完成既有 CER 的轉移與註銷，並於 2027 年啟動剩餘額度的行政註銷程序。這代表誕生於《京都議定書》時代、運作近二十年的 CDM，並非進入任何形式的「長期過渡」，而是在制度層面被正式關閉。
這項安排不只是舊機制的行政收尾，更象徵全球碳治理邏輯的根本切換。在京都體系下，碳信用的核心判準在於專案是否符合方法學、是否通過第三方驗證，其合法性主要來自標準與程序；然而進入後巴黎時代，碳信用是否「存在」，已不再取決於市場是否接受，而是能否被納入國家帳本、是否具備對應調整，以及是否能在主權會計邊界內被核算與承認。
在這個新框架下，碳信用不再只是可交易的市場商品，而是與國家減碳責任、NDC 目標，以及跨國對帳機制緊密連動的治理工具。COP30 所完成的，不僅是對 CDM 的告別，也是對未來秩序的明確劃界：在後巴黎體系中，任何無法被國家會計體系承認、無法與 NDC 對齊的碳信用，將逐步退居為象徵性或貢獻性工具，而不再是可被正式使用的減量單位。全球碳市場正完成一次不浪漫、卻必要的制度收斂，從多頭並存、標準競逐的市場時代，走向以主權帳本為核心的新治理秩序。
結語：必要的轉彎
COP30 之所以讓人感到平淡，並非因為它缺乏野心，而是因為它開始拒絕以宣言取代執行。在《巴黎協定》進入第二個十年的時間節點上，全球氣候治理已不可避免地進入必須面對現實的階段。制度是否能實際運作、數據是否能在國家之間對帳、減量成果是否能被正式承認，正逐漸取代政治承諾，成為衡量行動成效的關鍵指標。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COP30 不應被解讀為失敗，而是一場必要的轉彎。它標誌著全球碳市場與氣候治理邏輯的深層轉換，從以目標與宣示為核心的政治動員，轉向以帳本、制度與核算為基礎的治理實作。這樣的轉變或許不浪漫，也難以激發情緒共鳴，但在氣候行動進入深水區之際，唯有回到制度、回到可核算的現實，減排行動才可能真正落地並持續發生。
本文參考出處
IETA, COP30 Summary Report
https://www.ieta.org/uploads/wp-content/2025/10/COP30-Report.WEB_compresse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