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在信神明的話，我的確覺得問題讓神明處理是最好的。
因為人通常用自己的方法只會越搞越糟糕，法律在人事上的界定雖然有點荒謬，但有一點其實還勉強沾邊，也就是關於他做的他賠償、你做的你處理的概念，只是這樣的概念核心其實也不同於肇責比例。
說真的事件不過就是二股能量在對撞糾纏，你幾趴、我幾趴是沒什麼意思的。
．．．
法律邊界
《來自地獄的法官》最後案件審判：25 年前連環殺人案過法律追訴期，應該怎麼審。
台灣在講廢死的時候，我並不贊成，不過對可惡之人判不判死的觀點有很大的翻轉：類比一下，稍早酒駕調高罰則的聲量我也身在其中，但這對於當事人二造雙方都不是公允的，就像有天你開車撞到人家死了，她的表妹跳出來說你人品很差應該關 20 年。
這其實就算是民粹：一，對方撞的人不是表妹，二，有問題的話應該請死者顯靈來談。
所以這個題目是這樣，就是說如果是親屬家人討公道的界線在哪，我目前是滿敢篤定大部分人對於死者要什麼，是一無所知的：死者很可憐沒錯、殺人犯很可惡也沒錯，錯的很多時候是不關我們的事，又或者，法律正因為視角不全需要講求證據。
那就讓神明來判準裁罰應該是更好，讓死者自己去說。
不過並不影響我死刑存廢的看法，我無法表示認同，做了這個決定之後承擔後果的多半不是這些少數人，法確實有它的能力，但不應該是這種傲慢跟找邏輯漏洞的展現：法可以不關第三人的事，不代表可以製造更多僅限於雙方討論的法律事務。
以尊重議題來看民粹確實有點愚蠢，並不尊重死者主觀意識；法也是，想干涉他人家務事就把該講的事情講清楚，傲慢也是一樣的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