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關注一個議題，並與一群無血緣之人密切相處二十年是怎樣一回事呢？
獲得2025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並提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大風之島》，是導演許雅婷長達二十年的影像累積。二十年，她從進入樂生療養院這個當時正「熱門」的社會運動場域，為畢業製作取材的大學生，經歷留學、歸國與結婚、生子，待本片正式完成，與影院觀眾見面時，她的年齡幾乎比初拿起攝影機時多了一倍。
長時間蹲點的優勢儼然成為《大風之島》值得一看的賣點，其珍貴之處不只在於鏡頭如何見證長輩院民們不屈不撓，頂著病體為尊嚴而戰的身影，更在於漫長、複雜的抗爭歷史，如何與許雅婷的生命交織，改變她鏡頭以外的職涯道路與選擇。
拍攝現場的許雅婷（中）
比起前期為了完成畢製、目標明確的拍攝，許雅婷暫離樂生，走入不同人生階段之後再度返回紀錄的這近十年，與其說她是出於放不下、牽掛，或受運動仍未停歇的使命感驅使，我認為樂生對許雅婷而言，更像是一種「召喚」（Calling）——一個人或許終其一生，只會對一種特定人事物產生如此強烈的吸引力，多數人甚至一輩子都遇不到，而許雅婷幸運地屬於「有遇到」的少數人，更特別的是，這樣的相遇還能被鏡頭紀錄下來，供素昧平生的電影觀眾看見。
所以，對我來說，全片最動人的段落，莫過於黃文章阿伯快過世、忘記自己抗爭事蹟時，他沮喪地感嘆自己一生白費，在畫面外的許雅婷輕柔回應道：「不會啊，你讓我的人生不一樣了，謝謝你。」這少數被剪進正片的感性（其餘易使影片走向煽情的心境，大多以字卡呈現），聽起來簡短又不經意，卻濃縮了許雅婷二十年來難以說出口的真摯感謝，標誌出《大風之島》不僅作為一部「議題紀錄片」，亦是創作者個人成長史的獨特位置。
電影以黃文章阿伯哼唱的＜金包銀＞開場
剖析紀錄片時，我們通常會探究創作者「拿起攝影機」與「放下攝影機」的理由，年少時期就隨著同儕進入樂生的許雅婷，或許從打開攝影機的那刻，直到完成畢製短片《樂生活》（2006）的時候，都尚未弄清自己與這個融合醫療、歷史、交通與政治的繁雜議題的關係，而她用往後的二十年光陰逐漸梳理自己的定位，並確立拍攝的緣由。
許雅婷用電影成果自證為何拿起攝影機，但我覺得直到最後，她仍找不到理由放下攝影機。電影之所以能被完成，一方面是見長期紀錄長輩逐漸凋零，產生與時間賽跑的壓力，一方面是確定長片計畫並申請到各方補助後，必須趕緊產出成品，以便給被攝者、投資者和自己一個交代。看完《大風之島》，我總有種她還想、且還能夠繼續拍下去之感——畢竟樂生爭議尚未塵埃落定，仍在進行中——通常這種「懸而為決」會成為紀錄片的缺點，但放到本片，卻正巧彰顯了掌鏡者是如何與被攝對象的生活緊密交織，甚至「共存」。
（兩小時電影來不及交代的，許雅婷則另與樂青成員張馨文、黃詠光出版專書：《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
《大風之島》擁有用時間堆砌出來，其他記錄者難以企及的厚度，難能可貴的是 ，許雅婷選擇以不張揚、充滿謙卑的方式呈現素材，其實電影大可清晰梳理時序，凸顯經歷時間的漫長、強調抗爭運動的偉大，或將影片調性弄得更悲情，畢竟遭隔離一輩子的院民，要在遲暮之年周旋於政府部門、捷運局之間，背負「害捷運難以通車」的罵名，小蝦米對上大鯨魚的故事，本身自帶壯烈色彩；但她把自己「紀錄片工作者」的身分退得很後面，將篇幅拿來呈現院民的細瑣的日常，以「生活感」替疾病去汙名化。此種「退」，並非刻意地縮起、如牆壁上的蒼蠅那般保持一段距離的凝視，而是她早已在漫長的相處中，成為樂生的一份子。
許多觀者會好奇，鏡頭如何捕捉院民阿公阿媽那麼自然、放鬆的模樣？只能說，付出的時間和是陪伴騙不了人的，院民們早已習慣許雅婷的在場，習慣她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卻不擅自代替發聲；接著，你可能又會思索，攝影機的存在難道不會讓純然的陪伴變質嗎？但論目的性，誰會願意花二十年做吃力不討好的事，還等到議題「失去熱度」後才發表成果？我想，早就接受過大量媒體曝光的院民們，可能比我們更曉得攝影機的力量，也知道哪些拍攝者是真正為他們好，以及怎樣的拍攝才能讓他們的聲音能被更多人聽到。
片中提出樂青是否參與太多，而產生代言院民的問題？但院民們也表示，若沒有樂青，他們想推動的事將無法以現有的效率完成
《大風之島》未按時序順暢進行、甚至刻意跳前跳後的敘事策略，有效令觀者共感院民們不斷面臨承諾跳票，院區遭蠶食鯨吞的經驗，我們在影像中看到政黨輪替，地方首長換了又換，資訊交接不當、承辦人員互相卸責的情形卻未改善，而院民們還是在那裡，他們本身就象徵著歷史，他們的存在，就是在抵抗人類慣性的「遺忘」——漢生病（舊稱「痲瘋病」）是現代醫學已經可克服的疾病，比起現在仍有威脅、持續有人罹患的疾病，得到的資源和關注自然少很多，所以電影中院民大多是成長於日治時期，經歷國民政府遷台等大時代更迭的老者。
鮮少主事者願意正面處理樂生問題，除了藏在人類內心深處的歧視、對病體的排斥及恐懼作祟之外，也是拖延心態作祟，任何官員都不想在任期內得罪任何一方，彷彿只要一直打模糊戰，讓屬於「過去」、垂垂老矣卻活生生的院民們真正「過去」，真正地成為歷史，問題就會因無人記得而迎刃而解。
這或許正是樂生不斷吸引不同世代青年靠近它、瞭解它的原因——我們怎麼對待歷史產生的結果，就決定我們想要有怎樣的未來——而唯有透過不斷訴說、傳誦樂生的種種，我們才能抵擋被包裝成「不作為」的暴力。
除了協助弱勢，青年們走入樂生，更是為了珍視歷史，以圖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