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在Thread上看到一篇1903年的文章，大受震撼。文章標題是《勸女仔入女學堂讀書》，署名「浣白女士」，估計是指晚清時份有份創辦《拒約報》的朱浣白（查不到確切作者，姑且疑以存疑）。行文大量使用「個」「哋」「亞」等粵語虛詞，用語如「拈得學費出」、「閉翳」、「蠱惑人」、「亂噏」等，完全是典型的古典粵語。這讓我深深讚歎，原來我們的母語在120年前已有系統的書寫方式，並能公開發表。同時也讓我自然反思：為甚麼這樣的粵文書寫，會在一個世紀之後變得如此罕見？
在進一步發掘之前，我們先深入分析這篇文章。文章主題十分清晰，勸喻廣東鄉人讓女子進入女學讀書。文章很淺白地駁斥各種反對女性就學的對象和理由：「我地哋女人。幾多艱難。至得攪成一間女學堂。咁就睇住咁多蠱惑人。你話個哋人係阻學唔係呢。亂造謠言。造人老豆。造人大佬。咪個耳朵軟軟。妄聽人言。阻個女個妹讀書條路。我女界好彩到極咯。我哋姊妹。你話我講哋野着唔着呢。」明確指出鄉里謠言、宗族阻力、家長耳根軟是新時代女性教育的障礙，呼籲為人父母者不要輕信旁人「造人老豆、造人大佬」之言，真正為女子的未來著想。那個時代的女學面貌，也可以從文章中管窺一二：「而且學堂裏頭。有咁多野教。又修身。又史學。又文學。又家政。又算學、咁多樣。真係唔同往時哋女館播。」這是很典型的晚清「女學堂」課程，傳統框架如「修身」、「家政」、「史學」，和近代新學元素如「算學」、「文學」，都納入了系統化課程之中。時人思想的解放，希望女性進步的願景清晰無遺。
抽離內容，從形式上看也頗有趣味。文章採直排印刷，字體明顯帶有木刻和鉛活字混排的痕跡，口語虛詞用「○」分隔句逗，而非現代標點符號，很明確的晚清出版風格。與此同時，行文對象明顯是地方上的家族和家長，而非整個國家，所以作者選用淺白的廣東口語寫作，而非當時仍屬主流的文言文。重點是，這篇文章的存在證明了一個長久以來被刻意忽視的事實：粵語曾經是公共論述的正規語言，而且是一種能承載教育、倫理、社會改革的嚴肅語言。
這讓我不得不追問：粵文如何從公共論述的正規語言，變成今天被視為「不正式」的存在？這個轉變，真的是語言自然演化的結果嗎？
我傾向認為不是。粵文的式微，不是因為語言本身有問題，而是權力在制度中持續塑造的結果。現代很多「粵語不正式」的論述，是後來政治發展的產物，而不是語言本身的缺陷。要理解這個過程，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現場。
歷史的轉折
事實上，粵文書寫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廣東是中國最早「現代化」的地區之一。這個地區有廣州、香港等世界級通商口岸，因此很早就接觸到西方印刷術、報刊文化和傳教士帶來的新思想。同時，與海外的商業聯繫也為社會帶來了很高的識字需求。廣東社會在晚清發展出對「能讓普通人看懂的文字」的需求，而不是傳統只流傳於高級知識分子圈的文言文。在那個時代，文言已不是普通人能理解的語言，但發生在廣東地區的種種事務，諸如教化、募款、勸學、禁賭、禁煙……全都需要「即讀即懂」的文字，於是社會上出現一個非常實際的選擇：將「大家平時講嘅嘢」寫出嚟。
晚清至民初的粵文種類繁多，從內容來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第一類是勸世教化文，例如我看到的那篇勸學文(尤其是女學)，勸戒賭博、吸煙、嫖娼，鼓勵勤儉、守法，動員捐款辦學。這類文章大多通篇使用粵語，重在傳意。第二類是報刊上的通俗文章，內容包括諷刺時事、評論社會風氣、教導新知識(衛生、算術、常識)等，這類不少是文言粵語夾雜，但高度可讀。第三類也是最重要的，是戲曲唱本，這也是粵文書寫至今仍存續的類型，包括南音、木魚書、龍舟歌、粵劇唱本等。這些文本的語法完全口語化，並使用了大量粵語固定句式，形成了穩定書寫慣例。可以說，後來許多「書面粵語寫法」其實直接繼承自戲曲傳統。
我們現在讀這個時代的粵文仍覺通順，這不是錯覺。因為當時的粵文尚未被「普通話書面語」干擾，也未經教育系統規範，更重要的是，這些文字來自天然口語的直接轉寫。所以在文章中，我們會看到代詞如「我哋/你哋/佢哋」、副詞如「唔/冇/咪/噉」、量詞如「啲/個/條」，甚至大量的語氣詞如「亞/囉/呢」。有人會問：粵文書寫不是問題，但在識字率偏低的情況下，普羅大眾依舊讀不到這些文章。事實上，當時大眾識字率的確不高，只是即使識字人口不多，文本仍可透過口耳、朗讀、宣講進入公共空間，例如粵人喜飲茶，茶樓雇人讀報是常事，讀報人照報直讀，思想自然能傳播開來。
關鍵轉折點是五四運動。這個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本是反文言的語言改革，提倡「我手寫我口」，要解放書寫的框限。只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當時的文人很快就得面對一個現實操作層面的重要問題：「我口」指的是誰的口？在一連串語言規劃與教育制度化之後，這個「我口」指的白話書面語逐漸被定義為：「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書面標準語」。白話不等於各地方言，而是明清以來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一帶口語，這牽涉自古以來的雅言、國語概念，在此不贅。
然而事實很快發展為：粵文被排除於「現代性」之外，同時被標籤為「方言」、「俗語」、「不規範」、「不正統」，因此不准進入學校、考試和教材。這一步很致命，因為語言只要離開學校兩代，就會被視為「不能正式使用」。大約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粵文仍在社會上存在，但新一代已不再被教「怎樣寫」。粵文被如此制度性地排除於傳承之外，自然開始枯竭。發展到戰後香港，港英政府只關心英文規範，民間自發的華文教育則傳承了五四以來的「現代中文規範」，主流報刊也基本只使用以北方語法為基礎的書面白話文。粵文就只剩下口語記錄、娛樂、私人或非正式使用的空間。到五、六十年代，粵文在香港的公共書寫空間逐步收窄，甚至被「正常化」為不能正式使用的語言。
經歷80年代的經濟輝煌，步入90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的強勢讓粵文在文字媒介中的生命力重新強盛，最終重現在不少媒體上：《蘋果日報》、流行雜誌、漫畫、歌詞、電台文化。這些粵文帶有強烈的個體色彩，以誇張的口語化呈現個體情緒，很多時候帶有表演性質，甚至隱隱成為港人的身份標誌。
但這次粵文的重現，與晚清民國的粵文有本質分別。晚清粵文問的是「我哋要做乜」「我哋要點做」，是社會介入的工具；九十年代粵文問的是「我係乜」，是身份認同的表達。兩者無法自然接續，因為中間缺失了三項關鍵：教育傳承、公共正當性、論述空間。90年代粵文雖然保存了生命力，但始終未能推動粵語成為「可承載嚴肅思想的書寫語言」。
權力的塑造
真正導致粵文書寫式微的斷裂點，不是文化品味的高低，而在於教育系統中確立了「國語為尊」的共識。從五四運動到戰後兩岸三地「單一標準書面語」的確立，粵語地區的教育體制全面採用「北方白話」作為唯一正統。結果自然是：書面語等同於國家語言，粵語這種「方言」自然被歸入私人化、低層次的範疇。這不是語言自然發展的結果，更大程度上是兩千年來「書同文」意識在現代的重現，只是換了新方式。這是政治需要大於教育需要的決定。
長久以來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成長的人，很自然會覺得粵文書寫是錯的。這在語言學上有個專業名詞叫「內化的語言貶抑」(internalized linguistic stigma)，意思是：當權威不斷宣稱你的語言不正規，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信了。最後，即使偶有反對聲音，權力都不需主動出手，你會自己維護權威的延續。所以才會出現今天這種荒謬局面：粵語人口過億，有完整的語法、歷史、文獻，但絕大部分人一寫粵文就自動道歉：「唔好意思，我寫得唔夠正規。」這不是語言問題，而是完成了心理殖民。
換個角度來看，粵文的口語入文，其實不是犯錯，而是書寫的自然選擇。事實上，今日兩岸三地白話文書寫的書面語，讀起來本就不同，原因就是不同地域的人都會將各自的口語入文。例如北方人很愛用「啥」「咱們」「甭」這些北方方言入文。這些詞彙不是古漢語，明顯是地方用語(甚至有人認為是旗人用字，在此不贅)。只是沒人覺得這些用語「不規範」，因為普通話本身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標準化而來。所以很多人會有個錯覺：北方方言入文是自然的書面語，粵文入文就是不規範、低級。這不是語言問題，而是標準制定權的問題。
另一個對照是台灣的書寫習慣。台灣中文繼承了民國時期的古典用語，但近年也滲入不少台語痕跡，有較通俗的台語如「歹勢」(不好意思)、「少年人」(年輕人)等，也有較粗俗的「三小」、「很屌」等詞彙入文。粗俗與否先不論，但這些台語在台灣書面語中的存在和被接受，是既成事實。這些台語能否入文、能否被容納，關鍵不在於『雅不雅』，而在於社會是否容許口語帶著立場與情緒進入公共書寫。同時，它們出現在公共論述中，不只局限於娛樂。最重要的一點，是台灣社會形成了一個共識：語言可以有立場、有地域、有情緒，而不等於低級。所以台語入文完成了合法化的落地。
反觀同為口語入文，粵文一直被污名化，不是因為語言自身的問題，更多是長久以來被權力排除於制度之外。說狠一點，粵文不是自然被嫌棄的，而是被持續教育成「不應該存在於公眾視野」。在學校，寫粵文詞彙等同犯錯，在考試時會被扣分，被老師看到會被糾正；在文字媒體，粵文等同於搞笑、低俗、娛樂，而絕大多數「正經」論述都採用白話書面語；在政治語境中，粵文被視為不可控的方言，需要教育所有人使用標準語，以方便上位者治理。廣東已在這個政策下潛移默化了數十年，新一代越來越只說普通話，香港也將踏上同樣的路。最終，連粵語使用者寫粵文時都要先辯護：「唔好意思，我寫得唔夠正規。」這個心理成本，正是壓制的成果。
務實的路徑
上文已論及口語入文是書寫的主流，我們寫粵文時也不必有心理負擔。那麼，如果我們想寫粵文，過去有沒有參照呢？
文首的晚清勸學文學不來。一則語法邏輯在一百年後的今日已有所更迭，二則我們已有較先進的標點系統，無謂回頭走老路。一種說法是我們可以學三及第。三及第是夾雜文言文、官話白話文和粵語白話文的書寫文體，早在清朝出現，流行於1940至1960年代的香港。如高雄的《經紀日記》：「結果又到俱樂部，我想打舊章冇問題，現款雖不多，未必不夠也。不料人衰鬼弄燈，米少飯焦𥧌，四圈未完，已輸二百元，袋中數目，已差不多，勢色唔同，想話鬆頂，老孫曰：『豈有打四圈便走者，怕老婆乎？』出來撈不能唔化，惟有再執位。」粵文、文言、白話三種書寫混用，相當巧妙。
只是三及第的核心精神不是傳意，反而是以語言混雜來製造滑稽、反諷和世情感。本質上這是一種文字遊戲，帶有以文字運用來表演的意味，藉此彰顯市井智慧，甚至混用的語言本身就是笑點。這種「我識晒三套語言」的文字遊戲對讀者的文學水平有一定要求。及後文言式微，三及第也隨之式微。
另一種說法是學90年代的粵文復興。那個年代，流行文化的強勢讓粵文重現生機，《蘋果日報》、流行雜誌、漫畫、歌詞都大量使用粵文。這些粵文帶有強烈的個體色彩，以誇張的口語化呈現個體情緒，甚至成為港人的身份標誌。這套粵文系統成功保存了粵文的生命力，功不可沒。
但90年代模式有個致命弱點：它讓粵文「講得出口」，卻始終未能讓粵文「寫得入理」。粵文停留在娛樂、情緒表達、身份認同的層面，卻沒能進入嚴肅論述的空間。你可以用粵文寫專欄講笑話，但很難想像用全粵文寫學術論文、政策分析、社會評論。結果就是：粵文只是一種文字風格，而非論述工具。這種定位，反而強化了「粵文不正式」的刻板印象。
三及第是文字遊戲，90年代是情緒表達，兩者都不足以讓粵文成為「可承載嚴肅思想的書寫語言」。那麼，出路在哪裡？
現實是，世界大部分地方使用的中文書面語，都是基於白話書面語演變而來。當我們考慮跨地域的理解時，就不得不使用更多人能理解的白話書面語系統。這是從工具效能出發的思考，而非從語言存亡出發的考慮。但同時我們也得認清一點：一旦語言完全去地方性、去口語感，只剩標準規範，就會失去溫度和質感。所以我的建議是粵語書寫者不妨以白話書面語為主體，在關鍵位置嵌入粵文，用母語更準確地表達我們的情緒、態度、價值判斷。
這不是理論，而是實踐。你現在讀的這篇文章就是這樣寫的。有些段落全是白話書面語，有些段落會出現「講嘅嘢」「用嚟判斷」。不是為了表演「我識寫粵文」，而是因為那些位置，粵文比白話更準確。讀者讀到那些粵文時，不會覺得突兀，反而會覺得：係喎，就係咁嘅感覺。始終有些情緒與判斷，用白話寫得出，但寫不準；轉用一句粵語，反而就到位。語言地位之爭，最終不是口號，而是這種『精準表達』的累積。
這種做法不是新發明。晚清至民初嘅廣東知識人，大多以白話為論述主體，只在關鍵位置轉用粵語。文首的《勸女仔入女學堂讀書》就是例子：論點是現代的，語言是地方的；目的是社會介入，而非文學表演。沒有作者或讀者覺得這樣的切換矛盾，大家都明白語言不是身份表忠工具，而是傳意工具。
我輩粵語使用者若不為粵語正名，任由權力矮化粵語為方言，其實是辜負了粵語。而要達到這個目的，最有效、最務實的路徑，就是在一般人可閱讀的書面語中，有節制、有功能地加入粵文：讓粵語不再只用嚟「講」，而係用嚟「判斷」。
這需要我們拋棄「一係全粵文、一係零粵文」的二分概念。語言史中，幾乎沒有一種成功現代化的書寫語言是單靠一刀切完成的：日語中漢字和假名混用，德語中拉丁文和俗語過渡，現代中文的文言白話混合期更是長達數十年。混合期的長期存在不是退步，而是必經階段。
在這個混合期中，我們應該選擇「可被閱讀」，而非「自我封閉」。讓北方讀者、台灣讀者、海外華文讀者讀懂大部分內容；同時讓他們在閱讀時必須承認：「有啲意思，係靠粵語先講得清。」這就是語言地位爭議中，最有效、最低姿態、但最難被反駁的方式。
世界上存在多個「使用人口過千萬甚至過億，但長期被否認為語言」的個案；而其中不乏成功翻身的案例，證明了語言是否被承認，從來不是語言學問題，而係書寫、論述與自我定位的問題。
最經典的一組對照，是挪威語如何在丹麥語霸權下正名。挪威人口基數長期不大，國土長期被丹麥統治。在1814年丹麥挪威聯合王國解體前，丹麥語是挪威的官方語言，當地行政、書寫、教育全部使用丹麥語。現代挪威語書面語是在挪威脫離丹麥後，基於當地受丹麥語影響的口語逐步制定的。此前，口語挪威語一直被視為「鄉下話」。轉捩點出現於19世紀，挪威知識分子提出一個主張：「如果我們不為自己的語言撰寫嚴肅的文本，我們的語言永遠只會被視為低等語言。」
於是，挪威逐漸出現系統的書寫實驗，不是「把丹麥語踢走」，而是「在丹麥書面霸權的遺產上建立兩套挪威書面標準」，並通過教育、媒體、公共行政長期推進其正當性。時至今日，挪威語被承認為完整語言，反而丹麥語在挪威退居次要位置。這正證明了關鍵不在使用人口，而在於是否「用自己語言寫正式的公共論述」。
挪威的例子對粵語的啟示是甚麼？不是「踢走」白話書面語，而是「在白話書面語的基礎上建立粵語書寫的正當性」。就像挪威人不是把丹麥語踢走，而是在丹麥語的遺產上建立挪威語標準。我們也不需要「拒絕」白話書面語，而是要在白話書面語為主體的系統中，讓粵文有一席之地：不是作為「不正規」的例外，而是作為「表達需要」的選擇。
再多舉一個例子，加泰羅尼亞語(Catalan)。加泰語的處境與粵語極為貼近，條件幾乎相同：都是使用人口過千萬級的準語言，具有海外社群，長期被國家語言(西班牙語、普通話)壓制，曾被污名化為「地方話」。對此，加泰知識分子採用的方法是：不爭取純口語化入文，反而採用可跨語言理解的書面語，在嚴肅寫作中保留語言核心特徵，進行長時間的正式書寫。這種長時間的深耕從20世紀初開始，中間雖經歷專制獨裁政權在公共領域(行政、教育、媒體等)嚴厲壓制加泰語的使用，但最終在1975年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去世後，加泰語在西班牙獲得了官方語言地位，並被承認為獨立的歐洲語言之一，擁有完整的教育、學術、媒體體系。
加泰的經驗更直接：在獨裁政權壓制下，加泰知識分子仍然堅持用加泰語寫嚴肅文本，不是為了娛樂，不是為了表演，而是為了證明「加泰語可以承載嚴肅思想」。這正是粵語現在需要的。我們不缺粵語歌詞，不缺粵語笑話，我們缺的是用粵語寫的政策分析、社會評論、學術論文，即使只是「混用」，也要讓人看到：粵語可以進入論述空間，可以分辨是非，可以下判斷。
願景
從一篇《勸女仔入女學堂讀書》出發，走筆至此，其實是想重申粵語語言化的願景。120年前，那位「浣白女士」用粵文勸學，因為她知道只有用「大家平時講嘅嘢」，才能真正說服鄉里。120年後，我們也應該明白：只有讓粵語進入嚴肅論述，才能讓粵語不再被視為「不正式」。
粵語要被承認為語言，最務實的一步，就是讓它能在書寫裡公開地推理、判斷、說服，而不只用來搞笑或抒情。我們有豐富深厚的歷史，我們有精彩多姿的語言，我們所欠的，是承認自己母語價值的決心、勇氣和毅力。
但這是我輩粵語使用者應該走、也終究要走的一步。跨出這一步，我們才對得住這個培育我們的母語，不再辜負它所承載的文化與重量；就像120年前那位「浣白女士」，用粵文為女性爭取教育權利一樣，我們也要用粵文為粵語爭取語言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