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體鍊魂】第二百六十七回 水之惡－智－（八十八）政治哲學的智慧（四十三）中世紀晚期政治哲學的歷史背景（五）教廷腐敗
（續上回）
此時的贖罪券的措施還無關販賣。
在黑死病肆虐、大量人口迅速死亡的情況下，許多人面臨無法進行「臨終告解」和「最後的聖事」就去世的困境，這在當時被認為會危及靈魂的救贖。
於是，教宗克雷芒六世（Pope Clement VI）於1343年正式確立了「功德寶庫」（Treasury of Merit）理論。
在黑死病期間，教廷頒布了普遍大赦（Worldwide Indulgence），允許神職人員在特殊情況下，甚至允許普通信徒在沒有神父的情況下互相告解，以確保垂死之人有機會獲得赦免。
獲得贖罪券的條件通常是完成特定的虔誠行為，例如朝聖、參與十字軍東征、禁食，或是進行慈善捐贈。
在瘟疫期間，捐款修建醫院、幫助窮人等行為也被視為獲得大赦的方式。
但這些黑死病期間的贖罪券相關措施也暴露了教會在危機中的無力感、內部腐敗以及教義詮釋的矛盾。
這確實對教會權威產生了負面影響，降低了公眾對教會的信任和尊重。
這種影響主要不是因為「販賣」（大規模商業販賣濫用發生在更晚的時期），而是因為這些措施反倒使信仰焦慮增加，而非緩解。
贖罪券原本應是為了安撫信徒因無法獲得臨終聖事而產生的焦慮，但反而讓問題變得更複雜。
信徒的困惑：雖然教宗頒布普遍大赦，但人們對於贖罪券的效用、獲得條件以及能否真正免除煉獄之苦感到焦慮和不確定。
這種不確定性增加了人們對神職人員解釋教義的依賴，但許多神職人員自身也陷入恐慌或死亡，無法提供穩定指引。
不滿的累積：當信徒發現贖罪券並不能保證免於死亡時，對教會解釋能力的信任自然下降。
另外，儘管教廷的官方措施旨在應急，但地方神職人員的行為卻讓教會形象雪上加霜。
雖然許多神職人員冒著生命危險照顧病患，但也有負面例子出現：
索取高額告解費：有些神職人員利用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索取高額費用來進行臨終告解和聖事，或承諾提供贖罪券以減免煉獄之苦。
遺產繼承爭議：許多人在瘟疫中倉促立下遺囑，將大量財產遺贈給教會。部分神職人員在執行這些遺囑時存在舞弊行為，使得教會財富激增，引發公眾不滿。
追求高薪職位：在瘟疫導致許多神職人員死亡後，出現了職位空缺。一些倖存的教士轉而追求待遇優厚的神職，甚至同時擁有多個職位，而非留在教區服務信徒。
逃避職責：許多神職人員逃離瘟疫地區，拋棄了需要精神慰藉和臨終告解的信徒。這使得信眾質疑教會的承諾和神職人員的道德操守，認為教會的指導是虛偽的。
在瘟疫橫行、人倫道德崩潰之際，教會根據基督教義本應展現無私的愛與奉獻，但神職人員的貪婪與逃亡行為與此形成強烈反差，使教會被視為偽善的巢窟。
當祈禱無效、神職人員自身也大量死亡時，這些腐敗行為進一步動搖了人們對教會作為靈魂救贖唯一中介的信心。
也因對教會權威抱有質疑，便直接催生了獨立於教會體系外的草根宗教運動。
如苦修者運動（Flagellant Movement）。
苦修者運動是中世紀時期的一種宗教狂熱現象，尤其在黑死病肆虐的14世紀中葉達到高峰。
這項運動的成員被稱為「苦修者」（Flagellants），他們以公開的、激烈的自我鞭笞行為來表達懺悔，尋求上帝的寬恕。
苦修者運動的核心信仰認為黑死病是對人類罪孽的上帝懲罰。
他們相信通過極端的自我懲罰，可以為自己的罪以及全人類的罪贖罪，以減輕上帝的憤怒。
苦修者通常組成大隊人馬，在歐洲各地城鎮遊行。
他們赤裸上身，手持帶刺的鞭子或鏈條，一邊吟唱聖歌，一邊公開鞭打自己，直到鮮血淋漓。
遊行通常伴隨著特殊的儀式，包括圍成圓圈、重複特定的禱告和互相鞭打的環節。
苦修者運動的興起反映了公眾對傳統教會在危機中無力感的失望，具有一定的反教權傾向。
他們自發組織，尋求一種更直接、更激進的方式與上帝溝通，繞過了傳統的神職人員告解和聖事體系。
當時的天主教會對此運動持懷疑和反對態度。
教宗克雷芒六世（Pope Clement VI）於1349年正式譴責該運動為異端，因為其行為超出了教會的規範，且威脅到教會的權威和社會秩序。
在教皇的譴責和世俗統治者的鎮壓下，苦修者運動在黑死病高峰期過後迅速衰退。
然而，零星的、小規模的苦修行為和相關團體在歐洲一直持續到16世紀。
苦修者運動是中世紀晚期社會動盪和信仰危機下的極端表現，它既是對痛苦的集體情感釋放，也是對傳統宗教權威的一次挑戰，並顯示了人們對傳統教會儀式和權威的失望。
以及異議的萌芽。
（待下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