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3/07/14發佈於 2020/03/02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為何美國比中國更反對「全球化」─美中經濟（15）

作者：陳華夫

「全球化」不是個口號，而是現在進行式的現像與無法抵擋的潮流。新冠肺炎在短短三個月內蔓延全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牛津大學教授伊恩•戈爾丁是《蝴蝶缺陷》(The Butterfly Defect)一書的作者，認為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的傳播令人擔憂，但並不出人意料。全球化帶來了系統性風險。隨著貿易、金融、旅遊、網路及其他各種體系不斷擴大規模，且相互影響增多，這些體系也變得更加複雜、更加不穩定。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的傳播令人擔憂，但並不出人意料。全球化帶來了系統性風險。隨著貿易、金融、旅遊、網路及其他各種體系不斷擴大規模，且相互影響增多，這些體系也變得更加複雜、更加不穩定。

混沌理論之父愛德華•洛倫茨曾提出，一隻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就可能在得克薩斯州引發一場龍捲風。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程度和複雜性不斷增加，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它也會面臨「蝴蝶缺陷」。全球化好處的「超級傳播者」—如具有樞紐地位的大型機場—也是全球化壞處的「超級傳播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生動實例，顯示出危機如何在一夜之間從美國蔓延至全球市場的。網路病毒的快速傳播亦是如此。

佛里曼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2005）認為「全球化」抹平了世界，但15年後的今天，「全球化」的負面也一一浮現出台面：隨著主要國家央行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多年之後，超低或負利率使得投資組合（Portfolio）損失慘重。於是，保險公司等機構為了追求收益，必須甘冒「匯率風險」和更多「信用風險」的從事跨境「套利交易」─即借入低利率的融資貨幣（如日圓，美元），投資於新興經濟體收益率較高的資產，而導致新興經濟體的股、債、房市的劇烈波動與危機，及社會的財富不平日益擴大。

從15世紀「地理大發現」開始的「全球化」進程，目前正面臨著走回頭路的壓力─全球貨物貿易在收縮，世界各地製造業投資疲軟，全球供應鏈正在解體。而最響亮的反對聲音，居然來源於過往「全球化」最積極的倡導者英國和美國。為何處在國際分工產業鏈最高端的西方要反「全球化」、而賺著微薄加工費的中國卻義無反顧地擁抱「全球化」？究其原因，有三：

1）全球化有利於西方受過良好教育、有國際化工作機會的個人和能進行全球化資產配置的跨國資本，而對一個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美國人來說，全球化讓他們不得不捲入和全世界廉價勞動力的競爭中，這讓他們覺得利益被損害了。「鐵鏽帶」的美國人因此選擇支持特朗普；歐洲研究機構勃魯蓋爾(Bruegel)對英國脫歐公投的研究也顯示：在貧富差距大和顯著貧困的地區，脫離歐盟的票數居多。據統計，2005-2014年世界25個高收入經濟體有65%-70%的家庭實際收入停滯甚至下降。顯然，全球化在西方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失意者的相對剝奪感和不滿。

而中國的貧富差距程度雖然並不比西方低，但各個群體大體能相安無事，並沒有出現你之所得就是我之所失的嚴重對立局面。這是因為中國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時，百廢待興，起點很低，但迅速抓住了發達國家製造業轉移和移動互聯網革命等機會，加上民眾的勤勞和紀律性，經濟實力迅速提升。即便到了今天，經濟的增速已經明顯下降，但總體上，經濟財富的蛋糕仍在不斷的做大，雖然大多數人對腐敗、收入分配不公嘖有煩言，但也同時承認，與改革開放之初的赤貧狀態相比，自己的生存狀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2）二戰後西方興起福利主義，強調政府對人民的種種義務和責任，加上選舉政治的影響，個人為自己負責的精神漸漸減退，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訴求比天大，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社會和別人（按：即心理學所謂的歸因於外部原因）。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政客操弄民粹、尋找國際的替罪羊及禍水的做法就大行其道。

相對的，而中國盛行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人力爭上游，長時間工作、頻繁加班被認為是理所當然，這一方面強化了中國勞工和中國製造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一個人一旦在競爭中失利，更多會責備自己，從自身找原因（按：即心理學所謂的歸因於內部原因），並傾向於通過親戚朋友網路來獲得幫助，東山再起，很少人會在這方面對政府寄予厚望，一般也不會諉過於來自外部的競爭。這就使得仇外、排拒（全球化）競爭的言論在中國缺乏擁躉。

3）迄今為止，中國對全球化的擁抱是有選擇性有節制的，主要加入的是經濟和貿易領域的全球化，資本、人員流動、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球化基本談不上，這使得中國可以盡情享受「全球化」的好處，而避過了相關的風險和陷阱。例如「全球化」帶來了嚴重的難民問題；英國脫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歐盟的開放邊界政策使得移民和難民大量湧入，感覺不堪重負；歐洲近年來頻發恐怖襲擊，原因是過去半個世紀裡吸納了太多穆斯林移民又融入失敗；在美國，非法移民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社會議題。而難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在歐美紮下根，是因為這些國家有一系列足以讓難民和移民留下來的政策，比如即便你沒有合法身份也可以就醫上學，費用由政府負擔；久不久會有大赦，非法移民一夜之間就合法了。這些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鼓勵難民和非法移民湧入的作用。

而在中國，異國難民不管在中國待多久，他們基本不可能獲得中國身份，在停留的過程中工作生活子女教育也都會面臨很多障礙，這就大大降低了非法難民長期滯留的可能性。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規定不是中國政府對外國難民和移民的特殊限制，而是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的必然結果，一個湖南人來到廣東打工，其遭遇和這些難民移民也差不多。

除了上述三點原因，如今，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川普為了競選連任，一直避免指責導致疫情蔓延的任何一方（包括中國）。他的首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繼續增長，他的官員們被告知要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脅。但疫情在美不可避免的擴散後，更可能讓美國政治旗幟鮮明地抵制全球化。

而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與2003年SARS疫情危機時，已截然不同，曾經的紅利已變成今日的掣肘因素。在2003年，中國擁有全球化和人口雙重紅利，而今天，國際上是逆全球化，中國國內是老齡化，尤其是城市化進程遇到公共服務不足的重大短板，並且中國還面臨著增速換擋、動能轉換和化解沈重債務等多重挑戰。

雖然川普總統的民粹主義是反全球化，但美國2020年歷經了總統大選及新冠疫情，經濟大幅衰退，世界影響力也大不如前，阻止不了「全球化」的消弭全球貧窮，及增加全球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