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現在說『亡國』到底是亡哪個『國』?從嚴格的國際法來看,台灣是一個主權未定的地方,但是如果把『國』看成一個social system(社會體系)或是生命共同體、政治共同體,我們一直都在,這不能否認。」(吳介民)這是從國家或是政治體的角度來審視亡國感的議題,台灣的政治對立正是存在於兩種亡國感的並存,一種是隱名為台灣顯名為中華民國的亡國感,另一種則是隱名中國為顯名為中華民國的亡國感,這都起因於概念所造成的混亂,而這也造成處在這塊島嶼上的人自我認同、民族認同的混亂,因為若透過不同語言可以知道,所謂Republic of China、Chinese,就是中(華民)國、中國人,但是對於不諳語言者卻能矇騙為「中華」文化的產物,然而華人只不過是被塑造為橫跨五十個世紀的大故事,是像小說一般的虛構。
香港的血腥示範不僅是一個威嚇,更是一個提醒,提醒台灣人忘記或是刻意不回憶的過往,過往的台灣與今日的中國確有相似之處,或更正確地說,過往的中華民國與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有相似之處,畢竟,兩個都是蘇聯的子嗣,以China為名的都可說是同根生,因為他們所繼承的都是列寧的遺產。例如在台灣,恐懼是威權政體(此處採取杭廷頓較為廣義對於威權的理解,包括獨裁、極權,基本上即為非民主政體的意思)統治的重要工具,在人民之中播種恐懼,無需良久即能收割,當人人想要自保,信任即會瓦解,舉報共匪或像《返校》中的魏仲廷為了存活的「自白」,或說為了取得特定的社會地位,像是客戶、職位、標案甚至情人,就只需要舉報,就是達成目的的最速手段。這是因為舉報的邏輯不是無罪推定,而是要自證己無罪,自證己無罪不僅在法治(rule of law)國家已是一個難如登天的任務,更不用說只是依法而治(rule by law)的威權國家。在韋伯(Max Weber)對於現代國家的定義最特出之處正在於其工具性的理解,也就是國家對於武力的壟斷,然而舉報卻是一種變態地權力下放,一種陰險的方式:「舉報就是將國家暴力廣泛分配,全民收到一支遙控器。看誰不順眼,以前忍氣吞聲。現在有遙控器可隨心所欲隔空引爆對方,想毀滅誰就毀滅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如此:舉報台獨,(貌似)台獨支持者就被封殺;舉報批評國家、批評黨,隔天被消失;舉報造謠國家有集中營,隔天就成為學員。然而,舉報的意義在這裡是限縮的,不是所有舉報都是黨國所讚許、承認的行動,而是只能對政權有利的舉報才是好舉報。相反地,只要是對國家不利的舉報,就是會變成是自我舉報,舉例來說,舉報國家活摘器官、迫害宗教、滅絕種族與文化、蔑視人權、濫捕律師、冒行鎮壓,舉報人就是被舉報人,而這並不矛盾,也無重疊,因為整個系統本身就是為了統治的永續而設計,只是常常在極權中的順民與保守派是看到棺材才發現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