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評介－兼談「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下）

吳訥的《文章辨體》，其實是一部分體文選，共分五十九體編錄，每一文體，都附加〈序說〉。其《內集》五十卷，大體是以宋‧真德秀《文章正宗》 為藍本。《外集》四卷收錄駢文、詩詞。卷首載〈諸儒總論作文法〉，並於解說文體時，雜以評論。

吳訥（生卒年不詳），字敏德，號思庵，常熟人，是明初賢臣。王直〈吳敏德象贊〉說他：「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明成祖永樂（1403‐1424）中，以醫學素養而受薦。仁宗方為太子時，即聞其名聲，要他教導功臣子弟。仁宗洪熙元年（1425），吳訥擢任監察御史，官至右都御史，諡文恪。《明史》卷一五八有傳。

吳訥傳世的著作，以輯錄者居多；先後輯有《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其中又以《文章辨體》的價值較高。紀昀等在《四庫全書總目》對《文章辨體》並不滿意，認為此書：「大抵剽掇舊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體亦未能甚辨。」 於是萬曆年間，徐師曾（1546‐1610）採取吳訥《文章辨體》的內容，加以損益，完成《文體明辨》八十四卷。賀復徵（1600‐？）所輯錄的《文章辨體彙選》，雖然卷數高達七百八十卷之多，其實也是根據該書增修而成。

徐師曾，字伯魯，吳江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進士，曾任庶吉士、兵科給事中、左給事中，穆宗隆慶中致仕。據明‧王世懋〈徐魯庵先生墓表〉所載推測，其生活年代約當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至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間。徐師曾著述甚富，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注》、《正蒙章句》、《世統紀年》、《湖上集》。所纂集之作，有《文體明辨》、《詠物詩編》、《臨川文粹》、《大明文鈔》、《宦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於世。

至於賀復徵，晚明人，字仲來，祖籍江蘇丹陽。《明史》無傳。但由《文章辨體彙選》本身所收錄賀復徵〈雲社約〉、〈吳吟題辭〉、〈救荒末議〉、〈道光和尚述〉諸文，還是可以知道一點賀氏的出處行藏 。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對於《文體明辨》八十四卷，有如下之批評：

也就是說吳訥的《文章辨體》已經對於前代文體，蒐羅的大致齊備。徐師曾的工作，雖然析分歷代文體為一百二十七體，不過稍加增廣而已。何況徐師曾對於歷代文體的辨析，多少犯了：「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標類於題前，或標類於題下，千條萬緒，無復體例可求，所謂治絲而棼者歟。」 這樣的毛病。

至於賀復徵的《文章辨體彙選》，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也提出下列四個病疵：

其中有一體而兩出者…，有一體而強分為二者，…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又於金、元之文，所收過略，而後人擬仿偽撰之作，…乃概為收入，未免失於別裁。意其卷帙既繁，藁本初脫，未經刊定，不能盡削繁蕪。

也就是說：賀復徵的問題在於：未能服從一個固定的體例，在分合的標準上，有所游移。但賀復徵於文體分類，蒐羅最廣，可謂傾畢生之力，鈔撮而成。遺文墜典，往往有之。何況，賀復徵《彙選》擺脫前代總集「兼收詩賦」之傳統，只專力於收錄應用型駢文、散文，並對於歷代既存的駢文、散文作了進一步的辨析。並非毫無特色 。紀昀最後也還是肯定賀復徵的《彙選》：「祇存鈔本，傳播甚稀，錄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約之一助爾。」既然在保存文獻上面，不無貢獻，還是把它存錄在《四庫全書》中。

《文章辨體》與《文體明辨》兩書都是一面選錄文章，一面依體序說。所選錄的文章都是習見的作品，所以值得參考的地方，反倒不是所選的作品，而是〈序說〉的部分。我們當代人也許應該跳脫紀昀的思想框架，從今人的角度與需求去看待這兩本書的〈序說〉。兩書的〈序說〉，論深度，也許不如《文心雕龍》之「體大慮周」；但論及文體，卻遠多於《文心雕龍》。誠如羅根澤所說：

根據郭英德〈論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所析，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的形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 至於劃分文體的方法，又不外以「文章的內容和功用」、「文章所採的表現方法」、「文章的結構特徵」、「文章的語言風格」為標準 。而這些辨析文體的方法或標準，都可在吳訥、徐師曾兩書的〈序說〉中，獲得驗證。例如：吳訥在《文章辨體‧諭告》引真西山云：

按：真西山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 太祝以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聖人筆之為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

太祝在同場合，針對不同對象，使用不同的「言說」，以行代言之職。則所謂辭、命、誥、會、禱、誄，都是「王言」。是因為行為方式的殊異，以致成為以致形成六種文體。《文體明辨‧前序》曾說：

《文章辨體‧諸儒總論作文之法》也引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說：

夫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採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傷事物、託之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吁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驅馳驟、斐然成章謂之行；……。

張表臣對於歷代重要的五十五種文體，都做成簡要的定義與辨析，在此並未全文徵引。詳觀其辨體方法，即不外從內容功用、表現方法、結構特徵、語言風格出發。

四‧餘論：文體論對古文學習的重要

誠如宋‧倪思所說：「文章以體製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明‧陳洪謨也說：「文莫先於辨體。體正而後意以經之，氣以貫之，辭以飾之。體者，文之幹也；意者，文之帥也；氣者，文之翼也；辭者，文之華也。體弗慎則文龐、意弗立則文舛、氣弗昌則文萎、辭弗脩則文蕪。四者，文之病也。是故四病去，而文斯工矣。」 由此可知，不論習作古文還是研究古文，辨體都是極為重要的工作。

然則，《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這一類的文體資料，究竟可以為我們帶來何種功能？個人以為至少有四：一‧可以了解歷代文章的「體製要求」；二‧可以認識歷代文章的「風格特徵」；三‧可以發揮歷代文章的「社會功能」；四‧可從歷代文章流傳律則，開創「當代文體」；五‧可以藉用文體論方法，開展「文章之學」的研究。

《文章辨體‧序說》與《文體明辨‧序說》之所以可貴，正在於保有大量資料，而且便於檢索；在所有文體條目之下，不但詳為分類、深入辨體，還有各種寫作方法的指引。在當代的語境下，學習歷代文章，如能掌握兩書〈序說〉之內容，不啻掌握「探驪得珠」的巧門；在習作古文時，既能抓住寫作重點；將來研究古文，也比較可以深入精髓。 (完)

明.吳訥等著《文體序說三種》(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6)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10，臺灣學生書局另有出版臺灣版）

郭英德《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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