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瑪莉蓮．亞隆的《天真的目擊者》：關於二戰的童年回憶

作者：瑪莉蓮．亞隆 原文作者：Marilyn Yalom 譯者： 劉卉立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2022/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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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在二戰結束許多年後提筆寫作這本書，是出於一種虧欠感，我終其一生都欠那些代替我受苦的千百萬人。……

如今，我的這些朋友泰半都已離世，我自己也已經是風中殘燭，來日無多，為了不讓世人遺忘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我感受到一種迫切感要出版這些回憶記事。兒童成了最佳的見證人。他們是無辜者，與長輩的暴行無干。即使生活在今天這樣一個暴力充斥的世界裡，我們只要寄希望於兒童，他們仍會給我們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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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旅程的終場時分，瑪莉蓮．亞隆邀請我們搭上回憶的火車，重新回到童年的戰場。這班由白髮蒼蒼的老人們駕駛的記憶列車，將帶領讀者進行一場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光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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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維琪法國。布里奧特跟隨著家人逃到鄉間，設法避免納粹軍隊的侵害，並看著自己的母親默默進行地下反抗運動的同時，是何等焦急地等待被俘父親的歸來。馬夏爾同樣疏散到鄉下，轟炸機與炸彈的火光讓他既著迷又害怕，多年後他仍時常做著空襲的惡夢。在赫爾辛基，卡查杜里安面對的是蘇聯和德國的雙面威脅，母親帶著她和姊姊一起逃難到北方的拉普蘭，之後又再逃亡瑞典，她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使自己成為了「拉普蘭國王的女兒」，並在異鄉贏得了友誼。當德軍入侵捷克，身為猶太人的蘇珊和母親逃難到英國，在英國接受保護和教育，但大戰結束時，父親已經死於集中營，返國的蘇珊從此找不到家鄉的感覺。同樣身為猶太人的瑪莉蓮，則是在美國遙遠地感受著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發生的一切，她要到戰後才知道自己有親戚死於集中營中，她無法不對此感到深刻的虧欠……

納粹的孩子同樣以無辜的眼光見證了戰爭。身為納粹基層黨員之子的魏斯，親眼目睹了自己的父親押解猶太人前往火車站搭上死亡列車，也是在同樣的地點，他和家人送父親前往前線從軍，而父親自此再無返家。在美軍佔領德國後，他接受了另外一種的教育和認同，這影響了他的一生。

在第五十屆校友會上，鮑伯跟歐文．亞隆談起了自己深埋多年的戰爭創傷。身為一個匈牙利猶太人，他沒有逃離祖國，反而加入了反抗軍的活動，但太多時候只能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殘忍殺害而無能為力。這種無力感和罪惡感持續一生，成了他從事心臟外科醫師的根本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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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故事，七個童年回憶，七種關於大戰的童年經驗，你或許會發現，在砲彈的隆隆轟炸聲下，當死亡與飢餓遍佈大地，人們逃離家園，這其中一定會有座火車站。彷彿宿命般的出現不同的故事裡，分離與重聚，生存與死亡，愛與暴力，均在火車站交會。戰爭呈現出人們是可以何等的對立和疏離，但也顯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緊密連結；只要努力維持著一個「家」，就永遠存在希望。

當男人們在前線為了各自的基督而流血，後方的更大片世界則由女人撐起了一整個家，年幼的孩子在無情戰火的窺伺下，學習認識這個世界的殘忍與溫柔，同時也學習自愛愛人。很多時候你會發現，戰火下的女人與兒童一點都不脆弱，也不能脆弱，他們努力活著，在最艱困的情形下盡力去愛。

然而，男人的罪過又往往由女人和孩子承擔，這是何等荒謬！不論是戰時還是戰後，她們是戰爭暴力的最大犧牲者，無論如何的天真無辜，身體和心理的傷痛將伴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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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鮑伯的故事，戰爭其實能持續一輩子；他終其一生都在與揮之不去的罪惡感和虧欠感搏鬥，即便已經成為了一位救人無數的心臟外科權威，內心深處仍為自己面對暴行的無能為力而自責。戰爭也永遠奪走了蘇珊的家，當她戰後回到捷克，不僅要面對父親的死亡，還要面對自己的複雜族群身分所引起的敵視，生離死別與歸屬感的喪失讓童年回憶永遠黯淡下來。

活下來的人確實是幸運的，但當他們繼續在人生路上向前行，創造出自己生命的光輝燦爛時，心裡卻也背負這一段沉重的記憶，一段難以化解的愧疚，一段永遠失落的鄉愁…

當每個故事主角試圖以孩子的角度去回憶那場戰爭，他們其實也是在心中撫慰著那個受傷的童年自我，同時完成一種未竟事務：代替已無法言語的同伴發聲，為過去和現在的不幸者說話，期盼著暴力和恐懼不再成為未來世代的威脅。

然而歷史總是不斷地重複。在一個人們不再認為戰爭會發生在文明世界的時代，戰爭依舊發生，再一次的，男人們為了自己的基督而流血，女人和小孩被迫逃難，被迫成為獨裁者權力算計下的犧牲品。目睹這一切的你我，絕對不能忘記這個至今仍在進行的現實，我們也應該為受難者而觀看，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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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著瑪莉蓮和這些長者的二戰回憶，我想起了自己的外公生前也很喜歡跟孫子們講戰時的故事，當他人生最後一兩年失智時，最常向家人表達的憂心是「米缸的米快沒了」。那時的我沒有體會到外公是這麼認真的在訴說他生命的深層經驗，沒有想到那場大戰能對活下來的人造成那麼久的影響。當二戰的兒童逐漸老去、離去，我希望我們能好好把握機會仔細地聆聽他們的人生故事，也許我們會發現，他們和我們其實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