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5/09發佈於 2022/07/17閱讀時間約 39 分鐘

中國威權主義與美國民主之國家治理效能，見證了中國崛起往上升美國霸權走下坡─深度政經分析（6）

（本文最近一次更新在2024/5/2）

作者：陳華夫

知名的漢學家、牛津大學拉納•米特教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21年1/2月號的〈中國想要的世界─權力將如何重塑中國的野心〉中認為中國崛起的四個關鍵是：威權主義、消費主義、全球野心(Global ambitions)、及技術。（詳細，請看拙文中國崛起之關鍵為何？─美中關係（3））

拉納•米特教授認為中國全球野心顯示在隨著吉布地的海軍基地的建立，一帶一路的推展， 5G技術的世界佈局，中國不僅認定自己為後殖民世界反帝國主義的繼承者。還是二戰後新世界秩序(World order)的締造者。（見《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杜如松，2021）

針對中國的全球野心，拉納•米特教授毫不掩飾的澆了盆冷水。他認為無論中國如何認定自己，中國的戰狼外交，效果並不理想：其關鍵就在意識形態上是專制、獨裁，這就直接違逆了西方民主道德價值觀，並且在體制上，中國的威權主義體制正面衝撞了西方民主體制。於是，遭到美國霸權領導的西方全面圍堵。（詳細，請看拙文全球大棋局戰略博弈下的美國霸權─深度政經分析（3））

哈佛大學薩謬爾．杭亭頓教授認為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差異，會造成不同文化的衝突，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中寫道：「國家都傾向于追隨文化相似的國家，抵制與它們沒有文化共性的國家。就核心國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們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國家，並排斥文化上與它們不同的國家。由於安全的緣故，核心國家可能企圖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國對藏族、維吾爾族，俄國對挺靶族、車臣和中亞穆斯林就是這樣）。」（第153頁）

關鍵點是，薩謬爾．杭亭頓教授認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將威脅世界秩序。中國崛起將導致全球文明之間的戰爭，所以美國就發起T12聯盟，以建立反中聯盟（anti‑China coalition），輸出美國價值觀，來實現全球美國霸權。（見反中聯盟第一次峰會，及〈非對稱競爭─中國與科技的戰略─美國領導力的可行見解〉）

但他的學生法蘭西斯·福山教授卻持不同的看法。他在1992年出版了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在書中他自信的認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文明鬥爭正走向「終結」。因為民主及資本主義已完勝專制及共產主義，於是，文明衝突正式落幕而「終結」。

可雖言猶在耳，法蘭西斯·福山教授卻在22年後（2014年）修正了他著名的「終結」，他在新書《政治秩序及其衰落》裡認為，政治秩序─即政治制度按照某種普遍性的道德價值觀對社會關係進行有效協調、整合所形成的一種良好的政治狀態─的要素，除了法治與民主的問責以外，還要增加一個關鍵要素─國家治理。也就是說，法治與民主的問責以外，國家治理也是良好政治所不可或缺。他並撰文〈衰落中的美國─政治失調的根源〉很有洞識的指出美國衰落的根源即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之國家治理失靈。

法蘭西斯·福山教授對其成名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政治學說髮夾彎（flip-flop），是非常的難能可貴，表示他能突破自己的確認偏誤─即無視相左的證據，卻盲目擁護自己既有的道德價值觀，一舉擺脫了西方學者之西方中心主義通病。任何東、西方學者只有徹底清洗自己記憶底層的確認偏誤後，才能客觀的認清民主與專制之優劣。（深度分析，請看拙文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美中關係（1））

哈佛大學列維茨基和齊布拉特在其2018年的書《民主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中這樣比較民主美國與威權主義：「我們的民主有危險嗎？這是一個我倆以前從未想過的問題。如今，我倆已經花了15年思考、寫作和教導學生民主在很多時代和地方都是失敗的，例如1930年代黑暗的歐洲和1970年代遭壓迫的拉丁美洲。我倆也花了多年研究全球新興起的威權主義。對我倆來說，民主如何（how）及為何（why）消亡的問題已成為一種職業強迫症（occupational obsession.）．．．．這個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成功的民主國家是否正在衰落與滅亡（decline and fall）？」（第8頁）

英國《金融時報》2022/8/24日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教授引用《民主如何消亡》寫道：「顛覆民主制度並不難。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和最近都發生過很多次。首先，顛覆選舉制度。其次，俘獲「裁判員」（即司法系統、稅務機關、情報機構和執法部門)。第三，排擠或消滅各種政治上的反對者，尤其是媒體。輔助上述所有攻擊的就是激烈堅稱反對派不具備合法性、堅稱所有與領袖當今發現非常有用的謊言不一致的訊息都是「虛假」訊息。」（見特朗普再度上台將帶來災難）

但西方的觀點，民主與自由是對人民有益的普世價值，卻值得商榷，如蘇聯解體的主因來自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民主化，而隨後的俄羅斯施行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導致經濟更為惡化。大衛·科茨教授如此寫到：「在 1970 年代中期，蘇聯經濟表現明顯惡化。經過十年的小幅調整未能改善經濟表現，戈爾巴喬夫領導的新領導層開始了重大結構改革的道路，其目標是實現蘇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改革。然而，戈爾巴喬夫和同伙卻意外的發現，一系列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改革創造了一個新聯盟，以支持用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並且此新聯盟事實上幾乎在 1991年已具體成形，但在新聯盟中佔主導地位的俄羅斯卻發現只有將俄羅斯與其他成員國分開才能鞏固其權力。這就意味著新聯盟的崩潰與終結。」（見《Revolution From Above_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David Kotz and Fred Weir (1997)，第4-5頁）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21年將地球上59個國家列為「完全專制」國家，佔全球人口37%，包括中國和俄羅斯等。諾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的文章我們必須忍受降低通貨膨脹嗎？也援引此名單，認為：「這59個政權中，只有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強大到足以對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挑戰」。來自中國的挑戰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俄羅斯的問題集中在軍事方面。（見中國與世界脫鉤？德國報告的啟示）

如今，美國主要媒體已經失掉理性的污衊抹黑中國威權主義，例如，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托馬斯·弗里德曼2022/4/19日的文章批評中國COVID-19肺炎的清零政策是：「人不能妄想著愚弄或欺騙大自然；她是無情的。本文的寓意何在？高壓威權系統都是低信息量的系統——因此它們往往比自己意識到的更盲目。」（見俄羅斯和中國都暴露了威權政權的弱點，及〈陰謀論是無害的嗎？〉）

事實上，應對COVID-19肺炎可以理性的探討是否清零或共存？（見人們為什麼越來越無法容忍不同意見）但美國主要媒體卻如此肆意扣中國帽子「妄想著愚弄或欺騙大自然」及「高壓威權系統都是低信息量的系統」。既有如此混淆是非與事實的媒體監督民主，美國新冠死亡超過百萬人也就不是什麼費解的事了。（見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百萬拜登稱「悲劇性里程碑」，及评论：保罗·克鲁格曼的良知去哪了）

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遭到西方列強恥辱性的欺凌，如美國知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1840 年代的傳教士，他們將可怕和有辱人格的鴉片戰爭描述為“上帝的一項偉大計劃的結果，即使人類的邪惡服從他對中國的仁慈目的，打破她的排斥之牆，並帶來帝國與西方和基督教國家進行了更直接的接觸。”」(見〈知識分子的責任〉諾姆·喬姆斯基，1967)

中國救亡圖存的新文化運動就大力呼籲引入德先生（民主）及賽先生（科學），如今，依照拉納•米特教授的中國崛起，賽先生（科學）的發展中國已可匹敵美國，但德先生（民主）卻成了專制的中國威權主義，而遭到美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2021年出版了在美暢銷的《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中所說的，因為中國的相對規模已大於美國，美國就不應該對中國進行「美元對美元」、「船艦對船艦」，或「貸款對貸」的對稱競爭，而應該對中國進行非對稱競爭（Asymmetric competition）─即所謂的不對稱鈍化（Asymmetric blunting），以較低的成本去破壞中國已建立的世界秩序。」（見《長期博弈：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及第 2 部分 | 喬·拜登下定決心，中國不應該取代美國）

為什麼？

本文作者將效法法蘭西斯·福山教授擺脫自身的確認偏誤，以新政治經濟學─即研究現實社會中，政治與經濟交互影響的學問─之角度，檢討中國威權主義體制與西方民主體制的優劣的真相。以落實美國知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的：「說真話和揭露謊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見〈知識分子的責任〉諾姆·喬姆斯基，1967)

首先解釋，中華文明為何發展出舉世無雙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與威權主義制度？（見西方對中國的誤解：三個基本誤解）

這個迄今世上最大的官僚制度的起因是地理（黃河氾濫與治理）、氣候（十五英寸（381毫米）等雨線）、與國防等三大因素。黃仁宇如此寫：「黃河常常會塞滿，溢出堤防，造成難以計算的生命財產損失。只有一個統一所有資源，同等對待各方的中央集權政府，才能提供所需的安全保障，解除人們面臨的常態威脅。大自然所加諸的要求，讓中國注定早而持久的統一。．．．．所謂的十五英寸等雨線，從東北東部內陸開始，穿過長城中部，彎向西南方，將中國內陸和青海、西藏劃分成兩邊。在這條線東南方，．．．．農業興盛．．．．在這條線以西及北方，．．．．游牧民族．．．．到了公元前，游牧民族入侵已成為嚴重問題，因此才會把北方個別建造的防禦工事連成綿延不斷的長城，秦始皇也因此名垂青史．．．．國防成為早期就建立中央集權政府的另一項強制因素。」（見《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第371-3頁）

所以，中國從秦始皇開始背負了這個脫不掉的官僚制度包袱，承受史上最龐大之組織運行的組織成本，因此在中央與地方的資訊不對稱及中央某些戰略的諸多因素下，中央必須分權（Decentralization）與地方。（見哈耶克、列寧與中國國企改革）

經濟學家顧准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正當我國歷史轉變的關頭，但是從殷商到西周、東周長期‘神授王權’的傳統，已經決定了唯有絕對專制主義才能完成中國的統一，才能繼承發揚並傳佈中國文明，雖然這種專制主義使中國長期處於停滯不前，進展有限的狀態之中，但這是歷史。」（見中國的哈耶克：顧准的市場經濟思想與比較）顧准並說：「中國是個大陸，不像希臘城邦那樣，是商業、航海、殖民的人們的居住中心。大陸上的“百工”和文化，勢必成為一個王朝權力的依據。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藝，它就可以傳播聲教，可以對外征服。可是這樣一來，工藝、文化就永遠服從于政治權威，“思想”的主題就是政治權威，“格物”就永遠登不上臺盤了。」（見顧准：科學與民主(全文)）

又由於地域遼闊，各地的風土人情差異巨大，中央的統一政令及稅收，落實到地方，就得酌情辦理，便宜行事。所謂帝王駕馭術的法家韓非子《二柄》:「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的賞罰兩把刀，完全處理不了這種微妙的中央與地方治理矛盾。周雪光如此解釋：「（中華）帝國的架構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間不平衡發展，更加重了規模之累效應和治理困難。我將這一困難表述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間的矛盾，即“號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權體制與遼闊國土上地方性差異間的矛盾，前者趨於權力、資源向上聚斂，而後者要求更多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以實現有效治理。」(見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線索)

於是知情的地方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欺瞞中央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陋習。（見「中國奇蹟」與制度基因）也就衍生了所謂官場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貪污腐敗的官員得以權力尋租與投機倒把的欺壓百姓。例如，改革開放之初，生產資料緊俏，為了計劃經濟順利轉軌市場經濟，而引入所謂價格雙軌制─即物品價格採用兩套定價系統，因而造成一些國營企業內的高管，低價買入，再高價賣出的官倒。（見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除了官倒，「在國有企業改制的過程中，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有些國企的主管官員和企業的領導人勾結不法商人鑽政策的空子，利用手中不受約束的權力，蠶食甚至鯨吞公共財產。」（見《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吳敬璉著（2010），第562頁）

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當時中國的尋租現象分為3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期是“經商尋租”，80年代中期是“商品（雙軌制）尋租”，進入90年代初期之後，則成了“要素（土地、資金）尋租”。據胡和立的計算，1987年和1988年中國經濟中的租金總額分別達到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20％和40％的驚人規模，另據萬安培對1992年全國租金總量的估算，其數額竟然達到6243.7億元，相當於該年國民收入的32.3％。（見《吳敬璉傳：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吳曉波（2010），第217頁）

傅高義說：「鄧小平在臺上時一直贊成懲辦腐敗大案，但是當地方幹部為了促進四化、加快經濟發展而悄悄違法時，他寧願視而不見。鄧小平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各級幹部都在想方設法地撈外快。政府官員、醫生和國企領導人都經常收紅包。掌握著土地和建設項目審批權的幹部不但直接拿好處費，還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股份和資產，接受宴請，享用豪車。無論地方還是部隊的幹部，都會向有權提拔幹部的人送好處。年輕人要給徵兵的人送錢才能入伍。高層幹部面對的挑戰是，這些做法現在已到處氾濫，眾多幹部或其家屬牽涉其中，使克服這類問題變得極為困難。」（《鄧小平時代》傅高義（2011港版），頁353）

深入研究中國腐敗的美學者魏德安（Andrew Wedeman）教授這樣描寫中國改革的官倒：「中國的改革紅利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原來價值遭到人為低估的國有資產在市場定價機制下的自然價值回歸，另一個是經濟改革過程創造的大量新財富。改革期間，這些改革紅利主要遭到了兩個群體的瓜分，一個是控制資產轉移過程的官員，這些人掌握著資源從國家到市場的分配，另一個是仍然在市場中創造巨額財富的人。（《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美]魏德安，2013，第409頁）

魏德安教授還細緻描寫中美腐敗的異同之處：「當代中國政治經濟中的腐敗狀況與美國在“鍍金時代”的腐敗狀況有些類似。．．．．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同時也是腐敗氾濫的時代，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更是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因為在這個時期，政治體制充斥著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他們的政治機器不斷地壓榨經濟，盜竊誠實正直的公民的財富。」（第377頁）也就是說，魏德安教授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官倒類似美國的鍍金時代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壓榨盜竊公民的財富。鍍金時代這個名字取自馬克·吐溫第一部長篇小說，諷刺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腐敗的美國政府。

魏德安教授並揭露了美國民主政治機器的腐敗：「簡而言之，美國的政治機器就是一個政商聯盟，首要目的是控制地方政府，然後實現這個組織及其支持者的政治、經濟目標。從根本上講，這種形式的政治也是以追求利益為目的的。政客追求的是權力和“誠實賄賂”。」（第379頁）及「在機器政治中，只要私營部門願意為操縱政治機器的“老闆”們輸送政治獻金，這些“老闆”們就願意保護私營經濟。所以，雖然機器政治具有唯利是圖的本性，但有可能推動政治與商業建立起合作的關係，促進經濟增長，所以這種制度比盜賊統治優越，也比無政府主義和掠奪性腐敗優越。」（第385頁）

他並且比較了中、美的腐敗結構：「中國的腐敗也沒有組織性，這種情況與美國非常相似．．．．，中國的腐敗只涉及個別官員、小集團、個別機構，或者相互勾結的官員、企業主和黑社會，這些腐敗分子基本上是獨立運作的，沒有出現系統性腐敗的跡象。換句話講，只是黨政機關內部的個別人利用權力謀求私利，到目前為止，整個中國政府還沒有墮落成為掠奪工具，腐敗仍然具有離散性。」（第387頁）

魏德安教授並提出中國經濟高成長及高腐敗悖論：「「中國似乎給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學生提出了一個雙重悖論，一方面，腐敗問題惡化和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並存，另一方面，掠奪性腐敗加劇，而經濟仍然快速增長。因此，中國似乎不僅以其獨特的情況打破了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即腐敗與經濟增長之間是負相關，而且在遭遇非常嚴重的腐敗時，經濟仍然能保持快速增長。」（第399頁）

最後，魏德安教授肯定了中國反腐敗的決心：「。因此，不斷惡化的腐敗遭遇了反腐鬥爭，而且雖然很難說中國共產黨的反腐鬥爭成功地減少了腐敗，但證據表明，雖然中國的反腐鬥爭存在缺陷，但防止了腐敗出現失控的局面。」（第400頁）

張五常教授說：「我們都知道在中國，貪污的行為正在廣泛流行。但我認為這"廣泛性"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那麼嚴重。在目前的中國，政府管制市場的規例舉不勝舉，而政府幹部及國家職工更是不計其數。管制引致貪污，而根據上文的定義，貪污者只限于政府雇員，中國的貪污豈有不廣泛之理？從這一個角度看，比起印度、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地方，中國的貪污，在管制及政府雇員的比率上，只是"小兒科"。天下烏鴉一般黑，在某種程度上，貪污是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沒有地方沒政府，沒有有政府的地方沒管制法例。」（《中國的前途-增訂本》（2002），頁39）

所謂「陽光法案」的官員財產收入申報立法，在中國一直停滯不前。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財產收入申報法》列入5年立法規劃，28年依然千呼萬喚不出來，猶抱琵琶全遮面。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反腐劑。公職人員及其直系親屬財產公開是政治文明的標誌，也是各國通行的常識。俄羅斯這麼粗野，也有相關立法，普京就每年依法申報並公開財產。這個問題不宜搞中國特色。（見陽光法案：中國反腐敗標本兼治的不二選擇）

中國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後，被中央紀委公布查處的高級官員達335人。而據媒體報導，專門處理銀行不良債權的國營華融金控前董事長賴小民涉貪腐，於2018年被捕，2021/1/5日被判死刑，2021/1/29日就被行刑。（見全球／華融金控「壞帳」大窟窿中國陷金融危機！）

於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中國威權主義體制治理官僚制度貪污腐敗上，與西方民主體制打了個平手，並沒有系統性的差異。也否定了一篇文章所寫的：「對改革危害最嚴重的腐敗現象，不通過政治的民主化是無法杜絕的。」（見民主在中國的常識與誤解），但腐敗是牽涉權力、產權、組織、及制度各層面，事實證明，美國的民主的確無法杜絕腐敗。

新政治經濟學即研究現實社會中，政治─即威權主義或民主體制─對經濟的影響，有文章說：「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統治資源和人力，都面對無法解決激勵機制問題的陷阱。具體地看，只要面臨重要的多重任務，自上而下的政府官僚制度就無法解決各級官僚的激勵機制問題；自上而下的司法制度，無法有效執法；自上而下的財政金融制度，會產生軟預算約束問題，從而限制創新。」（見「中國奇蹟」與制度基因）所謂軟預算約束是指政府預算無法約束政府產生財政赤字。而民主的美國2021財年預算赤字達2.77萬億美元。（見美國2021財年預算赤字達2.77萬億美元為歷史第二高），約7倍於威權主義的中國財政赤字27,500億元人民幣（約0.41萬億美元）。（見2021年中央財政收入超9萬億元）所以，軟預算約束及其衍生的「限制創新」之說，不僅不利益於證明民主優於威權主義，還適得其反。

經濟學諾爾獎得主科斯就曾寫道：「民主化（抑或非民主化）吸引了當今政治辯論的大部分注意力，但開放的思想市場才是政治體制運行的關鍵所在，無論該體制是否民主的。當今世界有著眾多的民主國家，不是每一個民主社會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鋒，與此同時，歷史上也有數個成為新思想大熔爐的非民主社會。」（《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英）科斯，王寧著（ 2013）第259─260頁）

接下來談中國威權主義體制西方民主體制在經濟與科技發展創新的差異：

當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放棄計畫經濟，轉型市場經濟，這是重大經濟制度的大變革。喬治·馬格努斯2018年的《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書中說：「若中國真能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這將是歷史上第一個專制國家或獨裁國家成功的先例。」（第171頁）

經濟轉型為何這麼困難？

答案在法蘭西斯·福山教授給他老師薩謬爾．杭亭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新版序言〉的解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不是同一事物的嚴絲合縫的組成部分。後者隨著諸如政黨和法制系統之類組織的設立或衍變為更複雜的形式而具有自身的、另類的邏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2014)，第30─31頁）

也就是說，雖然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各有自身的邏輯，現實上，兩者卻是千絲萬縷，互相影響。於是中國的專制的威權主義體制就決定了其市場經濟轉型的腳步和路徑。問題的根源正如《脆弱的設計：銀行危機和信貸稀缺的政治根源》中所說：「因中國銀行體系是威權主義下，國家控制的國有企業，它幾乎不可能再維持中國過去三十年奇蹟式之GDP成長。它為了為維持國家經濟穩定，必須低效率的向國有企業貸出款信用貸款，利率控制和定期大規模救助瀕臨破產的銀行。如果中國的銀行系統真的是非國家控制的私人銀行體系，可以設定利率，並以效率高低的原則分配信用貸款，由此導致的大量國有企業倒閉，失業率大幅上升，危及政權穩定。許多經濟分析師認為，中國GDP繼續增長的關鍵是中國銀行系統的私有化，但在當前威權主義體制下，銀行的自由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脆弱的設計：銀行危機和信貸稀缺的政治根源》查爾斯·卡洛米里斯和斯蒂芬·哈伯（2014），第544頁）。

而對中國經濟前景更危言聳聽是喬治·馬格努斯的《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他如此寫到：「這本書的核心是關於我認為中國的四個經濟陷阱面貌。這些包括未來幾年的債務陷阱；以及與之債務陷阱相關的人民幣陷阱；以及在中期的人口或老齡化陷阱，以及中等收入陷阱。這些陷阱每一個單獨都是相當大的挑戰，而中國不得不或多或少地要同時面對它們。雖然債務陷阱是最緊迫的，但人口或老齡化陷阱已威脅到中國官僚制度的官員素質，有害於未來中國GDP的增長及經濟挑戰的解決。」（《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喬治·馬格努斯（2018），第13頁）

但喬治·馬格努斯此書短短226頁的文本，這個英文字”authoritarian”（威權）出現了24次，每此出現都是長篇累牘的貶抑中國的專制及威權主義不可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例如他說：「由於所討論的 GPT〔筆者按：即通用科技，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是新的，其研發必須冒險、創新與這不合中國威權主義下的科學家之激勵機制。中國專制可否激發科學家的積極性與使命感？中國專制可否與變革與創新共存？假如可以共存，習近平的中國也不會援引西方自由化的改革方案，於是本書所提供的解決中等收入陷阱的西方方案，中國斷不會採納，而將發展自己的高效率國家治理。但我們懷疑中國真能長時間的避免資產負債表衰退，也懷疑中國真能成功的發展出全球標準的商業化科技。雖然，我知道如此的懷疑，很多人並不認同。但我相大家都認同，若中國真能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這將是歷史上第一個專制國家或獨裁國家成功的先例。」（第171頁）

喬治·馬格努斯的《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雖打著經濟學的外衣卻深染民主與專制對立的意識形態色色彩，企圖以他所謂的債務陷阱，人民幣陷阱，人口或老齡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四大陷阱，來論述西方民主必勝，中國專制必敗。（見中國為何陷入經濟危機（上）：看似安靜，實為暗潮的債務陷阱，及中國為何陷入經濟危機（下）：內外夾攻的人民幣陷阱）

但喬治·馬格努斯的論述套路正是西方中心主義學者典型的「先畫靶心（即民主必勝），再瞄準靶心打靶（即中國專制必敗）」的伎倆。（詳細，請看拙文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美中關係（1））

本文將不賣弄經濟學玄虛，以大眾看的懂得文字反駁喬治·馬格努斯，並同時闡明中國威權主義優於西方民主體制。（詳細，另請看拙文中國真的陷入債務陷阱的金融危機？中國造成斯里蘭卡的一帶一路債務陷阱？─深度政經分析（8））

首先解釋什麼叫做債務陷阱？

若張三大學畢業工作四年，結婚準備生子，向某甲銀行房屋貸款買了棟愛的小屋。某甲銀行是貸款方─即債權人，張三是債務人，所買的的房子是房屋貸款的抵押品（mortgage）。這真是張三與某甲銀行雙贏的美好局面，但往往天有不測風雲，有一天張三突然和老闆吵架，拍桌子走人而失業了，於是繳不起房屋貸款，被某甲銀行扣押拍賣，但通常拍賣所得無法彌補房屋貸款的損失，於是某甲銀行就背負了一筆不良債權。再假定更不幸的，某甲銀行碰上通貨膨脹上升或利率上升，民眾繳不起增加的房屋貸款，結果某甲銀行的不良債權猛增，超過資產，瀕臨破產，於是陷入債務陷阱。

但重要的是，中國的銀行陷入債務陷阱的主要原因並非汽車貸款、房屋貸款、或消費（信用）貸款。而是為了配合國家財政刺激政策，信貸給重點國營企業及基礎建設計畫（高速公路、高鐵等）。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要從計劃經濟順利轉軌市場經濟的關鍵即是把大部份的國營企業私有化成私人企業。但銀行體系必須融資貸款給在市場經濟上無法創造利潤的國營企業，而衍生巨額的不良債權。在1999年，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貸款的不良債權的比率高達25%，早就瀕臨破產。中央不得不借鑑美國，先後成立信達、東方、長城和中國華融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各公司獲得了中國財政部的100億注資，且按當時帳面價值接收了1.4萬億的不良資產。這就是喬治·馬格努斯的極力渲染的中國債務陷阱。（詳細，見《紅色資本：中國的非凡崛起與脆弱的金融基礎》（美）卡爾·沃爾特，弗雷澤·豪伊，2011）

但美日的銀行之巨額不良債權通常來自無視風險的房地產貸款，造成房地產泡沫的金融危機。舉兩個最近也最慘痛的金融危機例子：（1）在2000年間，美國房地產市場火熱，信用不好的人也能獲得貸款買房─即叫做次級貸款買房，華爾街金融機構把次級貸款做成各種資產證券化商品─例如ABS（「資產支持證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結果是大規模ABS連環債務違約，而造成了2008年金融海嘯。（見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的商品已捲土重來）（2）我在拙文日本失落的30年之深度分析美國2022年通膨危機─深度政經分析（1）中，分析了在1980年為世界經濟第二的日本，在1992年，房地產泡沫破滅，開啟了至今（2022年）長達30年之日本失落時代。日本央行副行長若田部昌澄在《日本大停滯與安倍經濟學：世界的教訓》中說：「據1993年至1994年任職財政部負責金融檢查的官員高橋洋一推測，財政部在1998/10月不得不投入60萬億日元的‘公共資金’[原文如此]解決了的不良債權問題。他進一步推測，若財政部在1992-1994年間採取適當處置，則所需注入的‘公共資金’只需要60萬億日元的十分之一（高橋2003,40)。從這個意義上說，財政部在處理不良債權問題上失掉先機，而失敗了。」（第147頁）

相對於美日如此慘痛的金融危機，中國迄今並沒有重蹈覆轍，背後原因是後發優勢的吸取了美日的教訓，而用威權主義體制上的優勢，明智的以央行出面收購（Buyout）這些不良債權。

怎麼說呢？

真正解決（註銷）不良債權的方法就是如日本央行副行長若田部昌澄所說的動用‘公共資金’（筆者按:即全國納稅人的錢）彌補銀行或承擔銀行不良債權之資產管理公司的虧損，換句話說，最終是由各國的央行出面收購（Buyout）這些不良債權。但以無辜納稅人的錢拯救銀行的虧損，並不公平，尤其美日都是私人銀行，平常高槓桿的融資炒作牟利，玩過頭而破產，美日央行在道德上不該用納稅人的錢拯救私人銀行，終釀成上述的美日兩大金融危機。

中國的銀行不良債權雖也有來自炒作牟利虧損，但大部份來自配合國家財政刺激政策。於是「解鈴還需繫鈴人」，自然應由中央發行長期國債（蒐集民眾的長期儲蓄）及提高稅率（徵收更多賦稅）籌集‘公共資金’來收購（Buyout）不良債權。例如，大陸爛尾樓風暴延燒，屢爆業主停貸斷供，傳大陸政府打算祭出銀彈攻勢，以挽救低迷房市。據路透報導，大陸一名國有銀行官員透露，政府將設立一個房地產基金，購買未完工的房屋項目並完成建設，幫助房地產開發商解決債務危機及收購（Buyout）爛尾樓，目標最高3000億元（約合新台幣1.3兆元），規模初步定為800億元，由中國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央行支持。（見北京將設1.3兆基金搶救爛尾樓）

因為這些不良債權的資金當初投入回收期長，利潤低的國營企業搞高科技及基礎建設計畫搞高速公路、高鐵等，這些都是全國民眾可以享受的公共財，如今以納稅人的錢拯救瀕臨破產銀行，並非不合理。只要比較中國八縱八橫的高鐵網絡與美國還停留在1950年的落後基礎建設，就可以明瞭中國威權主義不僅用不良債權發展科技與基礎建設，還可以把金融危機之風險控制在可控範圍內。

企業的投資來自信貸，而是稀缺資源，必須用在刀口上。（詳細，請看拙文「稀缺」的詛咒─為何我們獲得越多，反而失去更多？─深度政經分析（7））中國過去20年利用國家財政刺激政策，信貸給重點國營企業及基礎建設計畫（高速公路、高鐵等）。但可惜的，英國《金融時報》2022/7/22日報導：「二十年來，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並未利用廉價信貸建設自己的未來，而是長期處於投資不足的狀態。在所有關於「重建更美好未來」以及使經濟具有「競爭力」、「戰略自主性」和「韌性」的討論中，都有一個未明說但可悲的前提。數十年來，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並未建設自己的未來，而是長期處於投資不足的狀態。這一問題因不被承認而更加難堪。」（見發達國家在投資上「失去的二十年」）

2022年歐洲央行經濟公報發表了篇文章〈中國企業部門的金融風險：房地產及其他〉列出了下圖：

並說明中國在過去十年中佔全球 GDP 增長的三分之一左右，但近期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動盪以及恆大集團等幾家大型中國房地產開發商所經歷的支付困難（筆者按：即指恒大集團被追債810億合作夥伴遭拖累事件），說明了中國普遍存在的高槓桿、高增長以及最終高度互聯的商業模式所固有的風險。尤其是房地產開發商很大一部分債務融資來自銀行業之外，中國整個私營部門的債務與 GDP 的比率目前超過 250%。

關鍵是，歐洲央行經濟公報的此文之結論：「總體而言，中國經濟的金融風險仍然很大，必須繼續通過持續的監管努力來降低經濟風險，以確保中期內的穩定增長。」講的是如何確保經濟GDP增長，並沒示警任何中國不良債權的金融危機。

2022/7/25日英國《金融時報》的 FT中文網音頻《i聽粉》訪談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大國發院副院長黃益平教授：中國經濟中蘊藏著多少隱形的金融暴雷風險？黃益平教授在訪談最後說：「像斯里蘭卡這樣的事情，就提示我們，債務重組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的問題。我們現在慢慢地增加對外融資或者借貸，將來這些問題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多。我們怎麼跟其他國家包括國際組織一起協調？不要因為我們做一些什麼事情，最後產生影響。總體上說，還是希望這些融資也好，援助也好，真正能幫助當地經濟的發展。這個過程當中會出一些問題，也很正常，就像我們自己做銀行不也會有壞帳嘛。最終的根本點在於，我們能不能有比較好的辦法平穩地解決這些問題。這時企業有個複雜性，第一，債務是跨國的。第二，可能也會影響跟這個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對這些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之間也有關聯性，所以我覺得還是需要加強協調，共同幫助解決這樣的問題。」（見從村鎮銀行到經濟降速：中國經濟金融何以險象叢生？）

再來談喬治·馬格努斯另一個危言聳聽的人民幣陷阱：

本質上，所謂前面講的債務陷阱是屬於債權/債務經濟學問題，而人民幣陷阱是屬於是貨幣經濟學問題，而債權/債務和貨幣卻是經濟學上一體的兩面，互相關聯。

怎麼說呢？

自從1971年，在尼克森衝擊的背景下，金本位的布列敦森林制度終結後，所有國家發行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Credit Currency）。貨幣是可用於交易資產 (即有價值之物品)及勞務，或清償債務（即借款）。於是，一個「貨幣經濟學」上重要的問題出現了: 貨幣到底是屬於資產？還是屬於債務？其答案令人驚訝，貨幣對個人、企業、銀行是資產，對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是債務。（詳細解說，請看拙文美聯儲膨脹資產負債表的大量印鈔之美元貶值「後遺症」─貨幣及美元的本質（1））

舉個簡單的例子：當央行印鈔了5萬元人民幣給張三，張三用它買了部汽車。但央行並不會、也不可能製造汽車，所以央行就永遠「欠」社會一部汽車，也就是說央行所印刷人民幣（基礎貨幣M0）都是欠社會的債務的總額，但這個債務不必也無法歸還。前中國中央行長周小川說：「貨幣在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的右邊，是負債方，意味著中央銀行對貨幣的購買力是有承諾的。」（見周小川：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與爭議）

中央可以透過央行所印刷人民幣向社會發行債務，讓人民買車買房，企業買設備營運賺錢。但若如美聯儲無節制的量化寬鬆印鈔，就會導致美國2022/6月的通膨率CPI年增率達9.1％的40年新高之通貨膨脹。（詳細，請看拙文美國高通脹與道瓊摜破3萬的真正原因及解決之道─深度政經分析（5））

而更嚴重的，美聯儲為對抗日益高張的通貨膨脹，把基礎利率提高至1.50‑1.75%的區間，造成美國債大跌，美10年期國債殖利率暴漲，危及美元霸權。（詳細，請看拙文美國債近期暴跌的嚴重後果之真相─深度政經分析（2））

相對於美元霸權近期的遭遇，人民幣並無任何異常的變動，喬治·馬格努斯在人民幣陷阱這一章的結尾不痛不癢的結論說：「未來幾年，中國不可能維持穩定匯率和穩定的準備金，如果銀行系統資產繼續增長明顯快於儲備和GDP。那麼，人民幣的命運是與中國最終解決債務的方式與去槓桿問題密不可分。」（第126頁）真是作實了他所謂的人民幣陷阱是言過其實，危人聳聽之論。

再來看喬治·馬格努斯在2018年的《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中，花了62頁（第128─190頁）所描述的最後兩個陷阱：人口或老齡化陷阱及中等收入陷阱。其主旨就是強調中國的專制體制不可能維持高GDP成長及發展超過西方民主的高科技。但實際的世界科技發展已否定了他的說法。我在拙文美國製造業相對中國大幅衰落的真相─美中經濟（1）中，已說明了中國崛起在科技上不僅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並且在製造業上大幅領先美國，因而諷刺性的成為喬治·馬格努斯所說的：「這將是歷史上第一個專制國家或獨裁國家成功的先例。」

結論：中國在2022年亮眼的中國崛起已經否定了深染意識形態的西方民主體制優於中國威權主義體制之論述。當今世界實際經濟與科技的發展軌跡，見證了美國霸權走下坡中國崛起往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