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背叛 正如La Rochefoucauld與Nietzsche清楚地看到的:
「狡猾與背信忘義,兩者皆源於無能(《人性箴言》)。」
懦弱者才會背叛,因為他沒有主權原則與人生信條,所以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卻也什麼都不可以再失去了。資格論鑄造的最嚴重罪過,不是人之背棄他人而謀求一己之私,而更在於人之背棄自己的生命價值與精神事業。人一旦背棄自己的生命價值與精神事業,他將遭受自己賦予自己的一切酷刑與社會無情地訕笑:他將永遠只能過著背叛他人與背叛自己的生活,他只能擁有一個片面化的世界,又厭倦於這個世界;他只能擁有一個極其狹窄的經驗自我,並且對之悔恨入骨,並更加悲慘地依附於生命、成癮的享樂與極盡一切的逃避。
一個無能、無責任也沒有個性的人老後,將諷刺地被將之剝削利用透徹的資格論社會給當作廢棄物一般報銷。
四、與資格論宇宙的永恆戰爭
與資格論宇宙的戰爭將是永恆的,因為人之「政治」就必將牽涉「資格」 。Max Weber在其著名的演講稿《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提出了一個擲地有聲的問題:「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 Weber認為,這乃是一個倫理的問題,需要深入探討政治人物需要何種人格條件。但在一個處處都是政治,從而也處處都牽涉資格的人類世界之中,這種問題又何嘗不是一種政治的本體論問題呢?
David Graeber在《規則的烏托邦》一書中,詳加探討了秩序至上的右翼思考本質。他解析了「務實」 、「無可置疑」 與「現實主義」 三個詞彙的基本意涵與核心精神──當我們說「務實」時,我們指的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主流社會強要告訴我們一些「無可置疑」的真理?在國際關係學門中的「現實主義」取徑是什麼意思?
《規則的烏托邦》原版書封
圖片轉自:https://www.mhpbooks.com/books/the-utopia-of-rules/
Graeber指出,從右派政治本體論出發,當有人要求我們要「務實」時:「他通常並不是要我們認知自然、具形的事實,也不是要我們承認人性的險惡。『務實』通常指的是,認真地考量系統暴力威脅的效應。」同樣地,當有人說他在理解國際局勢時採納的是現實主義觀點,那麼就表示:「他假設國家會盡其所能地運用手中的資源去追求國家利益,不惜動武。」於是,在Graeber看來,右翼思考的本質就是:
一種政治本體論,透過細緻的手段,讓暴力成為界定社會存在與常識的參數。
那我們如何理解資格論宇宙中的「無可置疑」之真理或規範運作呢?Graeber說道:
當主人鞭打奴隸時,他是在進行某種有意義的溝通行動,要求奴隸無可置疑的遵從,並試著營造出某種關於絕對、專斷權力的駭人且神祕的形象。當然,上述這些確實屬實是一回事;然而,認定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或是這就是我們需要探討的一切,則是另一回事了。畢竟,若我們沒有進一步探究「無可置疑」指的到底是什麼,那麼,我們所做的其實跟鞭打奴隸沒什麼兩樣,就算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其實並不多。因為「無可置疑」所意味的,不僅表示主人可以完全無視奴隸對其處境的理解,也表示奴隸毫無發言權,就算他明白主人的思考充滿瑕疵,而這種瑕疵思考導致了各種盲目與愚蠢,使得奴隸得要花上更多的心神去理解並預期主人那種混亂的知覺。不去探討何謂「無可置疑」,等於是不讓暴力受害者擁有發言權,並成為迫使他們閉嘴的一份子(《規則的烏托邦》)。
然而,無論Graeber的論述有多犀利或精準,我都還是對於他只將面對資格論宇宙或科層機器的解方與希望,放在左派對之批判的潛力,與某種「創造性的政治本體論」(運用想像力奪權,1968年口號)上而感到不滿。現實自然需要我們去鬥爭與努力,我只提點幾個目前自己一路實踐過來的基本原則。
首先,是最基礎的,即「擁抱未知」(Graeber也有看到這一點,這體現在他對於「人其時害怕玩樂」的分析上)。追求心靈平靜與生活穩定,或許是人性的某種根本欲求,但這不一定是最強力的欲求,而且這種追求,也不一定就和對未知的擁抱相衝突。重點是,你想擁抱的,究竟是現狀還是其他可欲的未來藍圖?如果你尚有人生願景,謹記,除了你自己,八成不會有人會去替你實現的,即便是你的孩子也不行,你的孩子有自己的人生啊。有人生願景是幸福的,至少你在社會性的維度上還卓有活力!
其次,有活力是不足的,需要對現實有適切的認識。因此,我們應該學著拋開資格論的思考方式,而直面問題的本質。但這並不表示資格論式的提問都沒有價值,正好相反,因為我們都活在資格論宇宙中,我們往往無可避免地都從資格論式提問開始入手理解經驗現實──別國的文化保存為什麼可以做得這麼好?台灣的古蹟為何會自焚?在台灣做文化行政或管理的相關工作,是不是只有在做保存,而沒有其他活力?這樣還值得我們去理解與投入嗎…?這些資格論式提問都關照到了現實的某個片段,我們的見解當然可能就停留於此,但它也可以是個好的橋樑或階梯,帶我們通向更本質性或更深刻的生命探求中──文化保存工作有哪些要素?古蹟自焚的歷史脈或或社會條件是什麼?文化除卻保存工作,還有什麼值得積極投入的發展項目…?資格論式提問可以有內在的價值,作為架接個人煩惱與公眾論題的社會學想像力樞紐。另外,資格論式提問也如同Alfred Adler分析的,它可以不是作為人生藉口的自卑情結自我詰問,而可以是追求卓越的自卑感之豐富源頭。它鼓舞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並起找到合適於自身的人生任務與社會角色。
再次,既然資格論式提問也可以有內在意義或價值,那麼,挑定資格論當對手也將是理論與實踐上都可行的積極目標。去沿著資格論宇宙的邊緣做出自己的論述 ,勇敢地當個敢於在邊緣位置思索資格論中心問題、並碰撞社會主權典範的異例吧!革命與藝術都需要對手才會變得深邃。
接著,支撐我們對抗體制的勇氣,來源於左派的務實認知:「要求不可能之事(1968年口號)。」 還有就是,在具備歷史意識與結構分析能力的情況下,理解到:其實這個社會不會有無條件的權威。 右翼政權上台後進行的一貫社會控制方式,依據情境主義者的分析,不外乎都是:消滅自己奪權的歷史,並把自己塑造得無懈可擊。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都不是上帝,這大概是政治本體論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也是政治哲學的第一堂課。Max Weber就將「權力」(Power) 描述為一種「機會」(chance) ,有了權力即代表有機會去開啟一個政治遊戲的空間 。
Max Weber
圖片轉自:https://www.dw.com/en/weber-one-of-germanys-major-intellectual-exports/a-17580494
最後,有了擁抱未知的心態、有了直面問題本質的洞見與自己獨特的批判性論述,還有對抗總是有條件的社會權威之勇氣,我們尚需要尋找或建立反叛者社群的支持系統 。社會是不公平的,並且,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個得以茁壯健康,能夠毅力於政治世界並且盡其所能消化與整合經驗現實之人,除了需要論述上與行動上的敵人或標的,他還需要友人與夥伴支持。這種力量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往往,自我價值感與人生方向,除了受到資格論宇宙目光的審核之外,應該還要有一種內生的與串連的良性健全人際社群(簡稱同溫層)在背後力挺,以進行有意義的衝撞與對話。很難有人心性堅毅與強大到可以獨自面對資格論宇宙三重天的各項綿延不絕的考驗。
最後的最後,從生命哲學的立場出發,我想提醒兩件事:首先,不要違抗來自生命深處、根源性的欲求。 人的精神之偉大,成就於沒有背叛與怯懦。但另一方面,人也沒有偉大到可以純用精神力戰勝自然物質、歷史與社會實在。理智、情感與意志,無法繞到生命背後去改變生命,就如同我們無法繞到世界的背後去更改基本物理法則。人自然可以出賣或壓抑自己的理智、情感與意志到某一個程度,但也就是到某一個程度。Weber也精準看到踏上政治的道路其實很可能是一個「非人化」的過程 (他將之喻為「和魔鬼打交道」 ),我們要理解的事情是:人是有限的,搞清楚就算政變成功了,但我們也都不再是人類了的意義與價值在哪裡,否則我們都將容易被政治的魔神(或所謂固有法則性)玩弄。
其次,從現象學出發,生活世界是先於個人的存在的,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各自的生活世界之中,我們既然生於斯、長於斯,那任何人都沒有任何必然的理由要去背棄他的生活世界,包括蘊含其中的既得利益、社會地位以及政治本體論。 了解人性,就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短時間就強要他人改變政治立場或社會評價系統的,認知到此事後該如何做才是關鍵。即便是左派,Paulo Freire也明晰地意識到,我們還是很容易掉入資格論的陷阱,動用各種門戶之見與刻板印象等生活世界施加給我們的知性範疇來理解或框定別人。這自然無法完全避免,但應盡力為之。並且如果我們心中還有任何一點古典哲學的正義理念的話,我們就應該聆聽Socrates在《理想國》當中的教導:正義不是傷害敵人、幫助朋友。正義是幫助不義的靈魂變得良善。
Socrates
圖片轉自:https://www.history.com/topics/ancient-greece/socrates
資格論宇宙最大的人性陷阱在於分化敵我與等級位階,利用人性中的妒忌與自愛來推展一種暗黑無邊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我們的命運是,我們終將和許多和我們不一樣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們沒有可以更改遊戲規則的社會主權及暴力、我們沒有變換他人生活世界的洗腦技術,我們也沒有堅若磐石的記憶能力與政治信念。價值尺度有自己的用處,也有其無法觸及的終點。人性比我們所知的都要偉大,也比我們所以為的還要來得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