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一枚悲傷的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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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23)年三月,「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公布第二十七屆得獎者為泰雅族作家Walis Nokan(瓦歷斯.諾幹)。「牛津獎」自1997年創立,由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目的是「表彰對台灣文學有巨大貢獻,長年執著、熱誠犧牲奉獻之作家」。綜覽過往的獲獎者:巫永福、葉石濤、鍾肇政、林亨泰、王昶雄、陳千武、吳晟……無一不是文學史極為重要的作家,而今年的Walis是繼田雅各之後第二位獲獎的原住民作家,對「牛津獎」來說意義非凡。值得注意的是,「牛津獎」每年除了綬予獎牌和獎金,還附帶作家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活動邀請長官致詞、研究者發表和講評論文,今年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都受邀出席。

讓我們把鏡頭移到一篇今年六月引發討論的臉書貼文──文中公開披露有位大學生被「某位大師」性騷擾,留言處有網友指出加害者就是Walis。六月底,Walis在臉書發文回應:「本人作為泰雅族群的孩子,以RUTUX(靈魂)之名起誓:在2021年,以及之前、之後,我從未對一位20歲的女大學生進行性騷擾。」七月初,當初發布指控貼文的作者再度發文、釐清事發經過:「聚會期間,我就發現你一直試圖灌A同學酒,詳細使用的語言我不記得了,但記得是有貶低跟歧視性的語句。後來,我至長桌另一側的飲水機倒水,一轉身,就看到你正摸著他的身體。」而後,當時在事件現場的阿美族詩人嚴毅昇也發文、提供另一個視角的說法:「當時瓦歷斯.諾幹很靠近那位學生說話,幾乎是貼身的,學生講話快哭出來的樣子,還說了『很累…』之類的話,然後擁抱了一下,我以為瓦老是在安慰學生什麼。」在這幾個月期間,相關騷擾事件的表單陸續蒐集到數件針對Walis的投書。

今年度的研討會,我以〈溢出邊界的書寫:Walis Nokan跨文類意識的生成〉為題宣讀論文。我並不是第一次在「牛津獎」發表,也因此而了解真理台文對整體活動的用心。不過,一個事實並不會抵銷另一個事實:站在主辦單位的角度,為「疑似加害者」加冕其文學成就是否正確?在得知指控後,是否應當延期或採取其他措施?站在發表者的角度,自顧自地發表論文是否正是一種默許的共謀?討論作品美學問題的同時,是否意味著忽略了作者的品格問題?當然,這些疑問都不只是一個念頭的事,背後牽涉著種種考量:獎項的定位與目標、已經投入的許多成本、文學界的人際網絡等。看著臉書上的貼文,我在「牛津獎」的活動前後思考了好久、好久。

今年度「牛津獎」頒獎前,真理台文因招生困難而面臨可能停招的挑戰,席間有師長鼓勵「真理台文有困難,整個台灣文學界都會來幫忙」。這樣的說法固然幫身為社會弱勢的「文學」打氣,但當同樣身為社會弱勢的「性騷擾受害者」有困難時,有誰會來幫忙?誠如石牧民老師所言:「瓦歷斯.諾幹不需要牛津獎」而「涉嫌性騷擾的受害者則需要被看見」。以下節錄Walis名為〈尿液〉的微小說:

訣別了軀體的尿液,他抬頭尋找拋棄他的窗口,只見灰黯的天空彈奏悲愴的低音鼓,他左顧右盼,看見悲傷慢慢緊縮過來,最後將他包圍起來。他只好遁入溫暖的泥地,留下一枚悲傷的徽章──?

在這些文字的濃密象徵徘徊逡巡,我深知任何人(包含自己)可能都並非沒有任何瑕疵,但求所有疑似受害者都能對等發聲,釐清真相並獲得應有的公道。對於這些紛擾,此時在書桌前的我除了繼續修改論文,同時也對自己在學術發表紀錄留下一枚「悲傷的徽章」而深深自省。


原文刊於《中華日報》副刊「文學院手記」專欄(20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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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原歷史」的寫作策略與「創作倫理」的社會責任之間,我們是否只能選擇後者、只能呈現當代的立場而必須全然否決歷史的立場?也許在「倫理」之餘,我們可以留給「創作」更多說話的空間。
研討會結束後,由建州老師帶領眾人走讀,在金門的各個文史景點進行踏查。除了前往有「小金門」之稱的烈嶼遙望對岸的廈門,還參訪了睿友文學館、陳景蘭洋樓、喊泉以及楊牧筆下的料羅灣。在文本之外親身感受空間的氛圍是重要的──看著漁舟靜定在海岸邊,彷彿可以稍稍體會詩人的同情與智慧。
舞台中央的書桌是詩的基地,獨角以麥克風現場即時錄製,而後透過人聲效果器的循環播放,關於詩的種種聲響便在相同的時長內反覆疊加。這場獨角戲是詩人與時間的辯證,原先單一的聲響在循環樂句中,成為富有特色的樂段;而在樂段越來越豐富、終於進入高潮時,一切聲響卻戛然而止,被陳育虹的詩朗誦所取代。
看著收據上陌生的名字與年份,以及碎紙機上一次最多丟入三、四張的提醒──幾乎是燒金紙,這些我不曾經歷過的流金歲月,就如此接受命運般被捲入嗡嗡作響的碎紙機裡,直到塑膠殼下的鋼刀一視同仁地把它們絞碎。殺紅了眼,卻又彷彿是救贖。
只可惜,為了維持課程品質,每門課都會有名額限制。如果忘記在開放選課的時間上線「搶課」,許多課程馬上就會額滿,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學分像〈選情〉當中的選票一樣「一張一張選擇離開」。「選票」的「孤獨」,為的是背後龐大的理想。手上握有選票的投票人是如此,我想,每個水深火熱的研究生也應當是如此。
想起這一、兩年進入研究所後,創作與發表的詩作越來越少,能被老師記住該是多麼榮幸的事。我惶恐地應答,還沒說幾句話,不久前才見過的羅智成老師就拄著兩支枴杖進入了會議室──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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