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選擇站在怨念這一邊

近日台灣文學的盛典「金典獎」公布入圍名單，沙力浪在複審針對廖偉棠的《劫後書》有如此評語：「他〔廖偉棠〕書寫原住民的議題，雖然他的文字會使用不正確的，現今已不會使用的詞彙，但也是重新整理他者如何看待原住民的歷史。」所謂不正確的、現今已不會使用的詞彙，就是「蕃人」與「黥面」──〈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的「蕃人」，以及〈風神1983〉當中的「風神來了／脫下他泰雅人的黥面」，如今應改稱為「原住民」與「紋面」。

偉棠老師的回應是：「很高興他指出本書涉及原住民議題時所呈現的文字──這點需要說明，我之所以使用類似『蕃人』之類的詞彙，的確是試圖還原歷史語境中的乖離和錯謬，具體地說：這是我筆下的人物在其所屬的時空中選擇的用詞，而不是我的用詞。」在《劫後書》當中，「這裡面沒有單純的政治正確站隊，更多的是歷史的幽微折磨。」

當我寫到賴和的時候，這個發現突然把我震驚了：我一下子感覺我找到了『台灣文學』真正的合法性在哪裡。賴和他去翻譯一首所謂『蕃人』（就是原住民）的歌曲時，其實他不懂的。他並不是在翻譯，他其實是把聽他們唱歌還有目睹他們怎樣被禁止這、被禁止那，把這些都融進去他所謂『翻譯』的這首詩裡面。所以實際上，這是賴和寫的第一首、台灣的第一首新詩，但是又是原住民把這股力量賦予給他的。我們不可能在那個時代，期待原住民有一位懂文學的人去寫這個東西；但我們也不是說他一定要依賴賴和去寫，而是說他們的靈魂、他們的這股精力，跟賴和當時也很想衝出一樣。比如說，賴和他一直寫舊體詩，還有他受日本文學這些等等各種影響，但是他沒有找到一個聲音；結果，他在這些『蕃人』（原住民）唱的歌裡面找到了這種聲音，然後他去應和──這變成台灣文學一個完美的開端。

對此，詩人馬翊航提出了疑問：「所謂的『完美開端』是因為什麼？因為這股力量來自於『內部』（而不是外來的文學力量）嗎？還是因為這是原住民與漢人的『完美結盟』？」在探尋所謂的「完美開端」之前，也許我們可以先回到過往學界對「台灣文學開端」的眾多討論。

以下作品不分語言，都曾在不同時間被學界認為是「台灣第一首新詩」：

• 追風〈詩の真似する〉（日文，1923年5月22日）
• 施文𣏌〈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漢文，1923年10月13日）
• 張耀堂〈台灣に居住する人々に〉（日文，1922年8月1日）
• 各丁〈莫愁〉（漢文，1922年8月12日）

不同於以上早被討論過的詩作，廖偉棠以一個後見之明，將書寫於1922年2月11日、原被認為是翻譯的〈譯蕃歌二曲〉詮釋為「新詩創作」。如此，這首「賴和取徑於（想像中的）原住民的新詩」也就成為了台灣新詩的開端。

回到「完美開端」，〈譯蕃歌二曲〉這首詩的「完美」也許就在於以廖偉棠極為重視的「語言」掙脫了過往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收編──追風與張耀堂以日文寫詩；而本名劉國定的各丁是湖南人，為上海南方大學文科學員（見《台灣新詩史》）。賴和〈譯蕃歌二曲〉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是一首「組詩」，第一組附上了原住民歌曲的日文平假名記音，其他部分的「漢字」實質上是以「台語文」來書寫的（見《新編賴和全集．新詩卷》）。也因此，對重視「語言」的廖偉棠來說，這個「完美開端」、這個「合法性」的意義在於：終於以這塊土地的語言來書寫，而不是單純在多元主義的凝視下而被收編。

回顧詩題「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廖偉棠站在的位置為何？除了「應和」，私以為他更站在「語言」的位置，甚至整本《劫後書》都站在語言的位置。無可否認的是，若不站在「語言」而站在「民族」的位置，賴和筆下的原住民就是一種被日本政府建構的「原住民」，而「應和」賴和的廖偉棠其筆下的原住民，則是一種被日本政府、漢人（賴和）所建構的「原住民」。如此的現象，也許正是馬翊航所謂的「二度消聲」，以及陳柏煜「正企圖混淆創作倫理的問題」、「文化敏感度，極低，低到底線」如此嚴厲指控的源頭。

台灣文學之父賴和在〈譯蕃歌二曲〉翻譯的代言行為，可能真如陳柏煜痛斥的「對原住民文化如此粗暴」、是一種「近乎調戲的浪漫凝視」。但廖偉棠在〈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是否繼承這樣的姿態？節錄詩作：

永遠都有治者嗎？
永遠都有怨念，這島這山這湖
當我選擇站在怨念這一邊
這些陌生的鬼魂
竟然割開了漢字的結界

我以為，廖偉棠正是意識到賴和的「代言」並不正確，所以將這首「翻譯」視為漢人（漢字）本位的「詩創作」，而這便不難看出當中反思的意味。儘管我認為《拓孤之地》的詩作沒有代言問題，但我想：身為一個寫作者，只要筆下有觸及他者歷史傷痛的部分，永遠需要保持更加、更加謙卑的姿態。

另一方面，在「還原歷史」的寫作策略與「創作倫理」的社會責任之間，我們是否只能選擇後者、只能呈現當代的立場而必須全然否決歷史的立場？也許在「倫理」之餘，我們可以留給「創作」更多說話的空間。

原文刊於《中華日報》副刊「文學院手記」專欄（202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