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灣文學的盛典「金典獎」公布入圍名單,沙力浪在複審針對廖偉棠的《劫後書》有如此評語:「他〔廖偉棠〕書寫原住民的議題,雖然他的文字會使用不正確的,現今已不會使用的詞彙,但也是重新整理他者如何看待原住民的歷史。」所謂不正確的、現今已不會使用的詞彙,就是「蕃人」與「黥面」──〈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的「蕃人」,以及〈風神1983〉當中的「風神來了/脫下他泰雅人的黥面」,如今應改稱為「原住民」與「紋面」。
偉棠老師的回應是:「很高興他指出本書涉及原住民議題時所呈現的文字──這點需要說明,我之所以使用類似『蕃人』之類的詞彙,的確是試圖還原歷史語境中的乖離和錯謬,具體地說:這是我筆下的人物在其所屬的時空中選擇的用詞,而不是我的用詞。」在《劫後書》當中,「這裡面沒有單純的政治正確站隊,更多的是歷史的幽微折磨。」
在這篇貼文發出後,引發了一些討論,如詩人陳柏煜認為這個姿態「傲慢」。也許,我們可以回顧今年6月《劫後書》講座中,廖偉棠的發言:
當我寫到賴和的時候,這個發現突然把我震驚了:我一下子感覺我找到了『台灣文學』真正的合法性在哪裡。賴和他去翻譯一首所謂『蕃人』(就是原住民)的歌曲時,其實他不懂的。他並不是在翻譯,他其實是把聽他們唱歌還有目睹他們怎樣被禁止這、被禁止那,把這些都融進去他所謂『翻譯』的這首詩裡面。所以實際上,這是賴和寫的第一首、台灣的第一首新詩,但是又是原住民把這股力量賦予給他的。我們不可能在那個時代,期待原住民有一位懂文學的人去寫這個東西;但我們也不是說他一定要依賴賴和去寫,而是說他們的靈魂、他們的這股精力,跟賴和當時也很想衝出一樣。比如說,賴和他一直寫舊體詩,還有他受日本文學這些等等各種影響,但是他沒有找到一個聲音;結果,他在這些『蕃人』(原住民)唱的歌裡面找到了這種聲音,然後他去應和──這變成台灣文學一個完美的開端。
對此,詩人馬翊航提出了疑問:「所謂的『完美開端』是因為什麼?因為這股力量來自於『內部』(而不是外來的文學力量)嗎?還是因為這是原住民與漢人的『完美結盟』?」在探尋所謂的「完美開端」之前,也許我們可以先回到過往學界對「台灣文學開端」的眾多討論。
以下作品不分語言,都曾在不同時間被學界認為是「台灣第一首新詩」:
不同於以上早被討論過的詩作,廖偉棠以一個後見之明,將書寫於1922年2月11日、原被認為是翻譯的〈譯蕃歌二曲〉詮釋為「新詩創作」。如此,這首「賴和取徑於(想像中的)原住民的新詩」也就成為了台灣新詩的開端。
回到「完美開端」,〈譯蕃歌二曲〉這首詩的「完美」也許就在於以廖偉棠極為重視的「語言」掙脫了過往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的收編──追風與張耀堂以日文寫詩;而本名劉國定的各丁是湖南人,為上海南方大學文科學員(見《台灣新詩史》)。賴和〈譯蕃歌二曲〉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是一首「組詩」,第一組附上了原住民歌曲的日文平假名記音,其他部分的「漢字」實質上是以「台語文」來書寫的(見《新編賴和全集.新詩卷》)。也因此,對重視「語言」的廖偉棠來說,這個「完美開端」、這個「合法性」的意義在於:終於以這塊土地的語言來書寫,而不是單純在多元主義的凝視下而被收編。
回顧詩題「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廖偉棠站在的位置為何?除了「應和」,私以為他更站在「語言」的位置,甚至整本《劫後書》都站在語言的位置。無可否認的是,若不站在「語言」而站在「民族」的位置,賴和筆下的原住民就是一種被日本政府建構的「原住民」,而「應和」賴和的廖偉棠其筆下的原住民,則是一種被日本政府、漢人(賴和)所建構的「原住民」。如此的現象,也許正是馬翊航所謂的「二度消聲」,以及陳柏煜「正企圖混淆創作倫理的問題」、「文化敏感度,極低,低到底線」如此嚴厲指控的源頭。
台灣文學之父賴和在〈譯蕃歌二曲〉翻譯的代言行為,可能真如陳柏煜痛斥的「對原住民文化如此粗暴」、是一種「近乎調戲的浪漫凝視」。但廖偉棠在〈1922年,賴和譯蕃人歌〉是否繼承這樣的姿態?節錄詩作:
永遠都有治者嗎?
永遠都有怨念,這島這山這湖
當我選擇站在怨念這一邊
這些陌生的鬼魂
竟然割開了漢字的結界
我以為,廖偉棠正是意識到賴和的「代言」並不正確,所以將這首「翻譯」視為漢人(漢字)本位的「詩創作」,而這便不難看出當中反思的意味。儘管我認為《拓孤之地》的詩作沒有代言問題,但我想:身為一個寫作者,只要筆下有觸及他者歷史傷痛的部分,永遠需要保持更加、更加謙卑的姿態。
另一方面,在「還原歷史」的寫作策略與「創作倫理」的社會責任之間,我們是否只能選擇後者、只能呈現當代的立場而必須全然否決歷史的立場?也許在「倫理」之餘,我們可以留給「創作」更多說話的空間。
原文刊於《中華日報》副刊「文學院手記」專欄(2023.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