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旅行，我就不會成為這樣的大人：即使沒有讀〈廉恥〉，你還是可以這樣認識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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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恥〉不是顧炎武人生的全部

就讀台北市後段班高中的那些年，總以為國文課本裡的那篇〈廉恥〉，和歷史課本裡，以兩三行段落，描述的明清易代之際，經世實學的代表人物，應該是與顧炎武最後的交集。接著，處理完博論之後，也曾就此以為不用跟顧炎武再見面了。

果然，事情沒這麼容易結束，跟風蹭了近期課綱選文的話題，投給《人間福報》一篇小文章，小聊了顧炎武的旅行史，刊出之後自己重讀，幾百字的篇幅，很多脈絡談不進去，於是又擴寫成這篇。

先別管〈廉恥〉了，你知道顧炎武的治學，無法與旅行脫鉤嗎？

小確幸的爽玩、秘境尋奇、田野調查，明代中晚期甚麼旅遊都有

明代中晚期是旅遊風氣興盛的時代，交通改善、消費文化、與休旅性質的「爽玩」，不再被汙名化等背景條件，都是促成遊風盛行的動因，而在滿足某些客觀條件下，不分士庶商或性別，每個群體都有機會，從事短中長程不一的旅遊活動。前述的旅遊議題，在明清研究學界早已累積了汗牛充棟的成果。

比起受公務案牘所侷限的士大夫，部分文人除了追求享樂與舒適的旅遊體驗之外，也更有閒情、興趣與機會，挑戰險阻與不便，造訪山川奇嶽等「秘境」。而遊記的書寫，則是呈顯自己曾在險奇地域「打卡」的方式。「犯險」、「尋奇」的經驗，往往可以為自己的作品賺來流量，也能形構世人眼中「遊道」不落俗套的人設。

例如「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宏道就曾言，遊山無須戀棧性命，這種說法跟現在的YTR為了吸引觀眾點閱影片所下的聳動標題有八七像。如果難以細數袁氏寫過哪些遊記篇章，那麼以歷時30年從事涉險田調旅行的徐宏祖，留給後世的《徐霞客遊記》，就算沒讀過，但書名也很難沒聽過，如果語文素養沒還給老師的話。

袁、徐這樣的知識人，走上陡峭的旅路，以身犯險的行旅經驗，很難說沒有受到當時文人涉足或憧憬的奇險之旅所濡染。而顧炎武早年也有在山水遊覽間賦詩飲酒的喜好，這樣的經驗也難以自外於明中葉以降的遊覽風尚。

長途遠距、探窮涉險，或學術、知識考察性質的遊歷，在平世為一種選修的經驗值，沒有遠遊歷覽的條件，或一步一腳印追求實學的雅興，那麼跟風蹭蹭江南地區遊人如織的熱門景點，也算參與了蔚為風氣的旅遊文化。

政權交替的時代，懷念明朝的遺民群體，不得不選擇遊走與播遷

不過呢，明清鼎革，這種天崩裂解的年代，特別是對顧炎武這種眷眷前朝清明與重陽、不出仕新朝，以遺民自居的文士群體來說，過往可選也可不選的移動體驗，則有了更多「不得不」的氛圍。

韃子都打到家門口了，誰還有空看你為了蹭流量與人設，所寫的那些險奇秘境放歌縱酒的體驗？塊陶阿！而家亡國破，為了躲避戰禍與保存恢復的火苗，留得青山在，也沒辦法不跑路；當然還有避免被新朝禮遇(ㄑㄧㄤˊㄆㄛˋ)而出仕，這樣會顯得自己沒有廉恥，那選擇行蹤飄泊不定，或宅進窮山秘境閉戶不出，才不容易被當局尋獲收編。所以「遊走與播遷」，成為易代之際的遺民群體，常見的移動與遊歷樣貌。

老家在崑山的顧炎武，在江南投入武裝反清運動失敗，絕食而死的老母生前，留下希望他不要當清官(清朝官員)的遺願，而來自仇家的敵意與迫害，更使他毫無在南方安身立命的前景。外在的形勢推著人走，就算不願意，但也沒有留下的理由，1645年起，中年的顧炎武開始了南北奔波，行旅天下的生涯，直至50年代後半葉短暫返鄉，賣完祖產之後就不再涉足江南，持續在北方各地遊歷。

遺民自居的顧炎武，特殊視線天下行旅，是經世治學的基礎

鼎革之際，顧炎武展開南北涉歷二十年幾乎沒有僕從，長年以旅宿為家的獨旅生涯。有時候在一個地方待久了，官方就又找上門，想邀請(ㄑㄧㄤˊㄆㄛˋ)他去報名博學鴻儒科，或幫忙修明史，為新朝效力。即使千百個不想出門，官方刻意的攏絡實在使他不勝其擾，那他也只能出門了。

南來北往，特別是山東、山西、河北、河南與關中地帶，是其頻繁活動的地區，往來曲折總計兩三萬里。家亡國破的大環境，不得不然的出走，加以顧炎武的身分認同，使其長年在游走與播遷的路上，都帶著特殊的行旅視線。

當大明已成往事，遺民涉歷天下，去了哪裡，看到甚麼，都很難脫卻「殘山剩水」的意象。遊歷到山東，顧炎武登上五嶽之一的泰山，並到孔聖故鄉曲阜，瞻仰孔廟與孔林；前明諸帝陵也是他刻意造訪的對象，他數次拜謁南京明孝陵，與北京昌平縣的十三陵，詳細考察陵制、建築、地理。造訪先聖故鄉與帝陵跡地，無疑寄寓的是儒家教化的澤被與故國的追思。

為了追憶而造訪政教符號鮮明的景點之外，奇峰絕壑、軍事關口也是必去的田野現場。像是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土木堡等邊防要塞，親歷沿途山川形勝、兵防水利與金石音韻之實況。現今以3C設備隨行，在世界各地從事數位游牧，邊旅行邊工作，蔚為風氣，顧炎武則是用騾馬把書載著走，遇到有實際見聞與行文記載之間的差異，則立即翻書對照，了解其延續與變遷。而與當地人群的互動亦不可少，顧炎武不忘訪問耆宿或退役兵士，詢問山水與人事之沿革。

為什麼正統朝和崇禎朝的國安破口，會發生在土木堡或山海關呢？如果是地不利，那該如何補強陸戰？而如果是人不和，例如廉恥淪喪所致，那又該如何強化空戰，匡正人心呢？如果再來一次太陽花，欸不是，如果反清復明的大旗再次舉起，如何從中汲取經驗，致用於恢復大業呢？行旅的足跡與見聞，成了顧炎武在恢復的想像中，反省晚明空談心性的學思流弊，並架構其經世治學著述的鋪墊。

顧炎武以十三陵的田調成果，產出了《昌平山水記》；遊歷期間留下題咏山川關口、陵園古蹟的紀遊詩作；行路萬里同時也覽書萬卷，漂泊奔走間，完成了《肇域志》與《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初稿，並於日後定居山西時整理增潤成書。

沒有網路社群的年代，抱團取暖也不可少

走上天下行旅之路，在田野見聞中思索如何經世，怎樣致用於恢復，或鞏固不出仕的決心，光靠自己單幹可是不行的，沒有網路社群的年代，遊走的遺民群體，在旅途間相互交遊、問學，換句話說就是同溫層間的聯絡，藉以確信天下之大，自己並不孤單，還是有人跟我同一個鼻孔(？)，做同一種學問，呼吸同樣品牌的空氣。

顧炎武與歸有光的曾孫歸莊，被後世稱為「歸奇顧怪」，兩人曾參加詩社，抒發家國遭變的隱痛。隨著時勢推移，滿清的統治逐漸穩定，武裝抗清活動不再復起的形勢已成定局，遺民群體遂將恢復的激情投注於經世之學問。遊歷北方的顧炎武，在途中廣泛結識不願為官的隱逸、學者，通過相互討論實學，磨礪彼此的認同。

明清鼎革之際，四處漂泊的遺民群體，以艱困的遊歷經驗，在遊走、互訪來交流學問與情誼，這是一種回應生存危機，作為拒絕與反抗清政權的方式，所刻意選擇的姿態。遊歷，原為顧炎武早年的志趣，中年以後，則成為他治學，追索恢復與經世實學之道，不得不然的選擇，但也開啟了他行旅與學術緊密相連的人生。可以說如果沒有旅行，他就不會成為這樣的大人。

有國文老師只想要課本裡有〈廉恥〉，卻不談旅行，就別說你懂顧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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