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死刑拔河》先不說死不死刑了，你看得懂死刑判決書嗎？你認為法官的理由充分嗎？

目前台灣刑法還存有死刑，但是要判死刑需要具備哪些必要條件呢？律師又該如何為其辯護呢？這本《與死刑拔河─死刑的辯護經驗與建議》是上個月在台北公共冊所書店，NGO團體舉辦的公民書展時買的，除了因為是廢死聯盟出版的、又剛好有特價之外，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法官到底需要依據哪些條件、證據，最後有「理由」的來執行剝奪他人生命權的死刑呢？

台灣還沒有廢除死刑，對於每次有重大殺人事件發生時，廢死聯盟就成為砲口目標，這點我感到很不以為然，我想台灣民眾(反廢死者)想要的不是有沒有死刑，而是有沒有能夠當機立斷、快速執行的死刑。因為明明加害人罪證確鑿，他自己也承認是他殺的，為什麼不能「快速」的執行死刑？

先撇開廢死有一部分是在談冤案的問題，假設不是冤案，的確證據充足、罪證確鑿，「快速」也許解決了民眾一時的情緒宣洩，但是它沒有解決的是，行兇問題的根本─「是『什麼』讓加害者產生此行為的動機。」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夠知道、解決，不止殺人犯罪，更重要的是，其他罪不致死的犯罪問題(吸毒、偷拐搶騙等)、監獄擁擠的問題、再犯率的問題。不真的找出病因，只是單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的社會永遠會活在恐懼之中，因為你完全不知道下一次病發會是何時。

有一個數據是說，美國執行一位死刑犯需要300美金，而判無期徒刑，

只需要120美金，因為通常要判一個人死行必須經過長時間的上訴過程，

更有甚者是還沒執行死刑便在監獄老死的情形。曾經有位美國的死刑犯受訪時說：「如果當初政府將300美金花在改善他的教育、家庭等成長環境，他今天不會是這個他。」我們都知道行為背後動機的產生是累積的、漸進的。反廢死者有一個信條是：「今天如果你是被害人家屬，你還會支持廢死嗎？」但這個問題的另一面是，「今天如果你是加害人，你為什麼會痛下毒手呢？」我想回答這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那是加害者之所以成為加害者的原因。

我們都知道社會邊緣人、弱勢，更容易犯罪，試者去了解他們的成長背景之後，問題也許從小就開始了，從小一路被霸凌、父母離異、被學校老師放棄、成績不好、長得不好看、經濟有問題、社會關係不佳等，導致人格產生扭曲。我想可以試者想一下，什麼是自己人生至今碰過最大的失敗呢？對比一個失敗的人生，沒考上建築師、失戀、被留級，這些根本不算是失敗，因為那些「拉」住了我的東西，從來沒有消失與改變，我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親戚朋友、以及過去型塑我成為現在的我的所有經驗與感知。但是，當一個人過者被放棄的人生，在他最後痛下毒手時，沒有任何東西拉住他了。如果今天沒有任何東西拉住自己時，法律、道德什麼的，並沒有辦法讓行兇當下已經失敗的人生不再失敗呀。

如果制度只是選擇眼不見為淨，而非治標治本的方法，這個社會的犯罪問題永遠沒辦法得到改善，我想死刑跟一般其他犯罪最大的差異在於，剝奪了他人的「生命權」。除此之外，任何犯罪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如果將犯罪看成一種行為，而此一行為導致犯罪的物理事實發生，之所以稱為「罪」，是因為「違法」。而任何行為的動機，都有外在的原因與內在的原因，光有動機，無法判斷違不違法，還必須有「行為」產生。人的行為，某部分有動物本能的部分，例如：自私、自衛等，這種反應比較直接、比較類似；某部分有身為人獨有的部分，例如：經過思考，預先設想事情的各種因素，做為判斷的依據，這部分是需要培養的、教育的、長時間累積的。關於生命權剝奪與否的行為(死刑)，國家的行為應該選擇站在後者。

一方面建全程序正義的同時，可以設想會有一種矛盾，當程序走完三級三審，又有足夠證據顯示被告有再教化之可能時，如果被告一直想求死呢？台灣目前的制度，沒有辦法合法自殺，想安樂死的人，求死不能，如果國家真的這麼重視生命權，非常珍視人民授予國家執行剝奪生命權的權力時，為什麼個人，不能夠選擇自己的生命權與否呢？對於被逼上絕境，想死又沒有勇氣自殺，最後只好痛下毒手去求死的人而言，我認為，即便他有教化之可能，對於一個沒有求生意志、沒有希望的人而言，就讓他去吧，讓他自己決定吧，也許這輩子他無法選擇家庭、無法選擇這個社會環境，至少到最後，他是自己有尊嚴的選擇離開。然後我們應該回頭想想，是什麼，讓我們眼睜睜的殺了一個人。

制度永遠有漏洞，必須持續不斷改革，如果快速執行死刑是教導這個社會以怨報怨、以眼還眼、速食、不經死考的做出判斷，那麼也許沒有死刑，或者說執行死刑的困難，是幫助、提醒這個社會檢視自身的契機，提供了社會再一次討論的空間。而這是個人與社會成長的過程。

2016/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