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理論家的肉身抵抗——讀《睪固酮藥癮》——作家｜林新惠

《睪固酮藥癮》

《睪固酮藥癮》是西班牙哲學家、作家、策展人保羅・B・普雷西亞多的代表作。普雷西亞多是公開的跨性別男性，而《睪固酮藥癮》在形式上也呈現了「跨」在歸類之間的游移與探索——此書大致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哲學理論，其中探討西方藥理與科學如何物質地建構並規訓性主體（本文稍後詳述）；另一部分為私人散文，其中記述普雷西亞多使用睪固酮的經驗，並交織與法國作家暨製片人維吉妮‧德斯彭特（Virginie Despentes）的親密關係、以及對於法國男同志作家杜斯坦（Guillaume Dustan）因愛滋藥物過量致死的悼念。這兩部分在書中交替呈現，彷彿普雷西亞多以不同面貌、不同身份、不同位置的多聲道現身。

在哲學理論方面，普雷西亞多以「藥理色情主義」（pharmacopornisme）一詞指涉當代的主體性和性事（sexuality）如何緊密交織於藥物導致的分子層次的生理機能轉變。要理解藥理色情霸權，至少必須先從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政治以及主體性的概念開始。簡化而言，在傅柯的理論中，一個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是由多種權力機構定義而成的。例如，一位女性之所以「身為女性」，不只是因為她擁有生物學上的女性性徵，而更是來自諸如醫療機構對於生理女性的定義、戶政機構將她的身分標誌為「女」、家庭及學校機構以社會上普遍定義為女性的方式養育及稱呼她，她才被這種種機構「發明」為女性。上述這些機構用以發明、定義女性的方式（其中涉及許多專家的研究和協商），就是所謂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一種生產、規訓、控制生命的權力運作模式。根據傅柯，對於規訓與控制性事，是仰賴教會、醫院、戶口管理、學校、監獄等等機構的綿密權力結構而達成。例如，經由信徒和病人的「告解」，教會和醫院得以辨識關於性的問題，並根據當時的政治體制需求，界定並規訓何為「可被允許的性」（通常為異性與身心健全的），何為「不被允許的性」（通常為不具繁衍功能的性行為，包括同性戀與自慰）。

對普雷西亞多而言，在藥理色情資本主義時代下，傅柯的理論只描述了生命政治如何具體化為監獄、政府權力體制，卻沒有觸及生命政治如何隨著藥理科技的進展，微縮為穿透至我們身體內部的分子。隨著醫療相關技術對於人體的理解抵達基因、賀爾蒙、內分泌等分子尺度，關於「性別」或「正常的性」的界定也與前行時代有所不同。普雷西亞多舉例，體毛多的生物女性，在十九世紀的性學科體系中，被定義為「畸形」；但在藥理色情系統中，她會被定義為「多毛症」。這是因為科學已經觀察到體毛多寡與性賀爾蒙之間的關係——多毛症被認為與睪固酮生產過量有關，因而只需服用安得卡錠，中和睪固酮生產，多毛症的生物女性就能在賀爾蒙的層面上回歸到「標準」。更進一步說，性別的標準化，隨著科技進展而愈來愈微觀，也愈來愈滲透到身體內部。普雷西亞多指出，指定一個人的性別，過去只能透過攝影技術和論述來達成；但在分子化的時代，一個人是否符合某種性別標準，是透過外科手術、內分泌和遺傳學從體內分子結構的判定，讓這些標準成為生命體結構的一部分（例如前述透過藥物「修正」一個人的賀爾蒙生產）。

除了將傅柯的生命政治延續到藥理的範疇，普雷西亞多也將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操演擴展到藥理與生理的面向。美國哲學家巴特勒提出最著名的性別理論，就是性別如何透過日復一日的操演（performativity）而構成。如果延續前述「身為女性」的例子，傅柯的生命政治認為「女性」這個身分是透過各種權力機構界定而成，那麼巴特勒的性別操演則指出，「女性」是一個人時時刻刻按照既定的「女性腳本」表演而成。這份腳本內容可能包括但不限於：選擇服飾店中分類為「女性」的衣服、留長髮、化妝、採併腳的坐姿、使用輕柔的語調、服膺女性應該善解人意的性格等等。透過日復一日對這份腳本的服從與表演，一個個體將自己表演且被承認為女性。因而，就某種程度而言，在巴特勒的理論中，性別是抽象的符號——所有前述的「腳本內容」，本身都是不具特定意義的符號，是這個社會將這些符號和特定意義連結在一起（例如這些符號都代表程度不一的「女性化」），而我們共同身在這個承認這個「符號－意義」連結的社會中，這些符號才會對我們構成意義。

然而，如同前述，隨著科技進展，特定性別會被解釋為特定染色體組成、特定賀爾蒙量。因而，對普雷西亞多而言，「操演」不再只是符號，而是物質的：前述的性別腳本會被藥理色情霸權「推進到進入身體，直至體液，深入到細胞當中」。以避孕藥的開發與實驗為例，普雷西亞多指出，一九五一年版本的避孕藥被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禁止上市，因為它會讓女性完全沒有月經，而讓FDA的科學委員會認為有違「美國女性的陰柔特質」。為了符合此「女性陰柔特質」的標準，一九五九年上市的第二代避孕藥，可以透過技術誘導出血以「模仿正常的生理週期」。就此層面而言，符合「女性」的表演，則不只是前段論及的符號表演，而更是透過藥物改變身體內部物質（如賀爾蒙）的新陳代謝，來讓自己表演出「擁有正常生理週期」的性別腳本——普雷西亞多稱此為「生物變裝」（biodrag），指涉諸如避孕藥及其他模仿生物性別特質的藥理技術。

如果說本書在論述部分展現了普雷西亞多如何以知識剖析藥理色情主義，那麼在散文部分，則呈現了普雷西亞多如何以肉身抵抗並質疑此霸權。普雷西亞多大約於2010開始使用睪固酮作為性別轉換的用藥，但是《睪固酮藥癮》出版於2008年，其中早已記載普雷西亞多使用睪固酮凝膠所經歷的身心及情動轉變。這並不意味普雷西亞多早在2008年就開始轉換性別，相反地，普雷西亞多以當時為女性的肉身及自我認同，不依照變性協議使用睪固酮，此舉便彰顯了藥理色情主義內的「醫學虛構」。在閱讀過標示「女性不應使用睪固酮」的藥劑說明後，普雷西亞多便提出質疑：睪固酮顯然被預設給異性戀男性，但是這個男性是根據什麼定義的（是染色體、生殖器、或是身分證上的標示）？另外，何種狀態是需要睪固酮介入的「異常」？如果說普雷西亞多在回應傅柯與巴特勒時提出了生命政治與操演的物質性面向，那麼在普雷西亞多的親身經驗中，我們仍能看見藥理色情主義的符號性面向。意即，如同普雷西亞多自言，如果沒有事先先將睪固酮導致的生理變化定義為男性化，那麼她體內的睪固酮新陳代謝就不會有效——因為當她使用睪固酮的身體改變並沒有任何附加其上的政治及社會意義，無論她長出鬍鬚或陰蒂變長，都不會被承認為「男性化」。

因而，「睪固酮藥癮」這個書名清晰點出她使用睪固酮的性別政治意圖——睪固酮本身為O-H3 C-H3 C-OH碳鏈的分子結構，本身並無任何性別意義；然而，隨著藥理學、性學、生理學等各式西方科學的發展，O-H3 C-H3 C-OH碳鏈被指涉為「雄性賀爾蒙」，並且用於治療男性的性功能問題，以及生物性別為女性而「性別不安者」。在2008年，女性身分的普雷西亞多使用睪固酮，就揭露了一種醫療身分上的兩難：要不，她必須承認自己是「性別不安者」，並且在所有醫學定義與機構面前「告解」她如何厭惡自己的女性身體；要不，她必須承認自己是藥癮者，因為她違反藥物使用說明——「女性不應使用」——讓體內有過量的睪固酮。

普雷多西亞提到，他與幾位跨性別朋友非法買賣和使用賀爾蒙，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性別不安」，而稱自己是「性別駭客」。他們認為性賀爾蒙是一種生物編碼，應該公開給人自由使用而不該受國家監管或企業私有。因而，這本書可說是普雷西亞多作為性別駭客駭進藥理色情主義取得的程式編碼：當我們知道藥理色情主義的運作，我們才有抵抗它的可能。在使用最後一劑睪固酮時，普雷西亞多也指出，以一具睪固酮被重新編碼過的身體來書寫這本書，也是在抵抗西方哲學歷史中，以生物男性、理性、博學、普遍性為尊的姿態。這正是普雷西亞多稱此書為「身體論文」（body-essay）的原因：書中的論述文字偏離了西方哲學與學術論文式的書寫，而散文文字則充滿無限擴展的身體意象與符號。這不只是一本關於睪固酮的書，也是一本由睪固酮寫成的書；當我們的生命已經無法與醫療產業的賀爾蒙管理區分，普雷西亞多以理論與實踐拆解並展示我們「對性、血液與睪固酮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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