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人物｜【​北流音樂故事沙龍 ╳ 金馬 61】臺灣電影音樂漫談：電影音樂如何譜出生活場景——聞天祥╳黃韻玲╳亂彈阿翔

【​北流音樂故事沙龍 ╳ 金馬 61】臺灣電影音樂漫談 活動影像／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編按：本次臺北流行音樂中心與第 61 屆金馬獎合作舉辦「臺灣電影音樂漫談」系列沙龍，此場次邀請樂壇資深代表人物黃韻玲、亂彈阿翔，與金馬執行委員會執行長聞天祥，以「電影音樂如何譜出生活場景」為主題，帶領觀眾走進時光隧道，重探台灣電影音樂歷史。

前言：走進台灣電影音樂歷史的時光隧道

「​忘了吧／混亂的事不再提／放了吧／把心思變唯一」
「──我會用盡所有力氣」
「原來我們都變了——變得不輕易笑了」
「不再為自由活著」／卻被生活綑綁著／擁有太多卻不夠深刻」

每次聽到「把心思變唯一」，彷彿遁入時光隧道，我們回到體育館，跟著阿信一起深吸一口氣，等著和亂彈阿翔一起唱出那一句，無論唱了多少次都還是會忍不住心神顫動的「我會用盡所有力氣」，接著想起阿信那麼用力地想要撐起自己。

當琴音在背景穩定地循環兩次的「Do──Si──Ra──So」，我們跟著下兩個小節用力敲擊的兩次四四拍，伴著吉他和鋼琴聲，回想起黃韻玲唱「牽著手／大步走／只可惜／這些夢」，我們就像是走進了電影裡，看阿良在夜色底下彎下腰來是因為被打，再和美寶一起站在窗前哭到妝都花了，最後想起阿仁拙劣地跳舞，說自己是 B 面第一首，再說不要怕──。

當代電影、音樂與文學，皆記錄下了在正史之外，更加鮮活的常民記憶。當台灣從日據時期開始邁向工業化，在 1950 年代末至 1970 年朝現代都市化發展，1980 年代因資本主義的興起而逐漸走向後現代，於 1990 年起因全球化浪潮而成為更加混雜的集合體，接著在千禧年後亦邁向新的失望與希望。

從《女朋友。男朋友》（GF*BF，2012）再現的 1990 年野百合學運回頭看，最早記錄下臺北都市場景的《王哥柳哥遊臺灣》（Brother Wang And Brother Liu Tour Taiwan，1958）電影啓幕，王哥、柳哥行經介壽路（今凱達格蘭大道），轉至重慶南路，行經中山北路等地；臺語片時代如邵羅輝的《舊情綿綿》（Love Never Ceases，1962）片中，臺北火車站成為場景地標，亦作為台灣鄉村與城市之間的連結；1960 年代國語片時期，李行拍《兩相好》（Good Neighbors，1962）記錄下在當時剛啟用的中華商場；1970 年白景瑞藉《家在臺北》（Home Sweet Home）以松山機場為符號，點出台北（台灣）已不再只是回家的中繼站，而是必須當作家的存在。

都市生活場景透過電影被記錄，電影、音樂作為大眾記憶的載體，一部好的電影、一首好的音樂，無論時間更迭，都能帶領影迷、歌迷遁入時光隧道。

自三廳文藝片時代回望音樂記憶

早在 1962 年金馬獎創立時，即設有「最佳音樂獎」。首屆得獎影片便是林黛主演的現代歌舞片《千嬌百媚》，第二屆則由黃梅調古裝片《梁山伯與祝英台》獲此殊榮。在 1970 年代左右，當聞天祥還是國小生時，他所經歷的「當代電影」，便是無歌不成片的三廳文藝片時代。聞天祥會陪著尚未嫁娶的阿姨與她的男朋友一起進戲院，去看由瓊瑤小說改編的愛情文藝電影，而瓊瑤電影中除了客廳、咖啡廳、餐廳／舞廳（三廳場景），「愛情」當然是另一重要元素，但除了營造想像的浪漫戀愛空間，瓊瑤電影中的臺北都市生活更是延續著前段所提到的白景瑞系列作品中，所形構出當代中產階級真實生活的場域。

聞天祥記憶中看的第一部瓊瑤電影，是 1977 年由陳鴻烈執導的《我是一片雲》（Cloud of Romance）。當片中的兩男一女經歷苦戀的同時，坐在聞天祥身邊的阿姨與男朋友正濃情蜜意地談著戀愛，而鳳飛飛幾乎貫穿全片的歌聲，既是伴隨著片中哭喊而唱的電影音樂，也是應和著片外嬉笑的人生音樂。

《我是一片雲》是鳳飛飛的第 31 張個人專輯，這也是鳳飛飛第一次與瓊瑤合作，當時穿插在電影《我是一片雲》的同名主題曲是較為悠緩的小號版本，片中也用同樣的旋律，以電子琴為伴奏，重編入詞點，製作風格較為磅礴的變奏插曲；另一插曲〈如果你是一片雲〉以四四拍的電子琴音進行六次鋪墊，再以電吉他接續、小號破曲、引入比〈我是一片雲〉原曲版更加悠緩的歌聲作為主歌，又以比〈我是一片雲〉變奏版更加磅礴的行進方式連接副歌。電影《我是一片雲》以同樂器不同曲風、歌名到歌詞的對寫，與片中角色相互呼應。

在當時，電影音樂的概念是以「電影主題曲」作為襯底，鳳飛飛作為當代家喻戶曉的當紅歌星，聞天祥說在當時看電影，每一部片裡都有滿滿的歌曲，聽到最後，每一首歌都能琅琅上口。繼《我是一片雲》後，鳳飛飛也與瓊瑤陸續合作《月朦朧鳥朦朧》（Moon Fascinating, Bird Sweet，1978）、《一顆紅豆》（A Love Seed，1979）等愛情電影。

後來，同樣改編自瓊瑤小說，由宋存壽執導的電影《庭院深深》（You Can't Tell Him，1971）則由劉家昌寫同名電影主題曲，並由出演電影女主角的歸亞蕾演唱，書名取自歐陽修《蝶戀花》一詩，「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堙，簾幕無重數。」十分貼合女主角章含煙的心境，與劉家昌寫的詞亦彼此呼應。

聞天祥發現只要片中角色的情緒有所轉換，電影歌曲便會以變奏版本再次出現，而當曲調進行較為悲傷，他就會因為歌曲而被牽動心緒；不過同一首曲子出現太多次之後，他也依稀感覺到歌曲似乎太滿了，但在當時所有電影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在製作電影歌曲，其實聽久了也就習慣了。

聞天祥最早對「電影音樂」的想像，是由當時的鐵三角瓊瑤、鳳飛飛、劉家昌（或左宏元）所構成，其實起初的金馬獎「最佳音樂獎」亦未將「電影配樂」與「電影歌曲」細分，直到 1978 年才明確地將歌舞或歌劇類電影的配樂劃分出來，並於隔年進一步設立了「最佳電影歌曲獎」。1979 年，金馬獎首次頒發「最佳電影歌曲獎」，入圍名單包括鳳飛飛演唱的《春寒》主題曲〈沒有泥土哪有花〉、《成功嶺上》原創電影歌曲，最終由齊豫幕後代唱的〈歡顏〉奪得此殊榮。

自台灣新電影時代回望夢的記憶

不過在 1980 年代台灣新電影出現之後，新生代電影工作者製作電影的觀念與方式有所改變，台灣電影開始採用不同於傳統的創作風格，選用非明星／職業演員，建立了一套新的電影形式。如 1983 年改編自朱天文的同名小說，由陳坤厚執導的《小畢的故事》（Growing Up），與 1984 年改編自廖輝英的同名小說，由侯孝賢執導的《油麻菜籽》（Ah Fei）。

《小畢的故事》同名電影主題曲由黃韻玲作曲，出生自音樂家庭的小玲老師自小學鋼琴，15 歲那年，她與許景淳、黃珊珊、張瑞薰的「四小合唱團」在第三屆金韻獎獲得優勝，並在當時結識李宗盛。

當時的小玲老師尚就讀國立藝專，李宗盛也一直鼓勵她，即使還在讀書，也絕對不可以放棄寫歌。李宗盛接到《小畢的故事》的演出邀約之後（註 1），便找上她寫電影主題曲。

不過，小玲老師的電影音樂啟蒙，要回到在十歲那年和爸媽一起進戲院看了劉家昌的《雲飄飄》（Gone Ｗith the Cloud，1974）。

那年看完電影，回到家她一直和爸媽說「昨天的電影裡面，在男主角跑來跑去的時候，有一個音樂──我想要那個音樂！」不確定過了多久，媽媽便送了她一張劉家昌製作的黑膠專輯。裡面有〈天真活潑又美麗〉、〈我家在哪裡〉等歌曲，抱著這張唱片，小玲老師每天聽歌，每天做白日夢，夢想自己可以和劉家昌一樣，把心中的所思所想加上了音樂，變成電影的一部份。

後來，還是國小生的她開始會在練琴時想像劇本，也在學校玩起「做音樂」的遊戲，午休時間，小玲老師會拉著心儀的男孩子演男主角，找聲音好聽的同學在她的指揮下唱出自己寫的主題曲。

同樣受鐵三角影響甚深的小玲老師，到了就讀藝專時期開始接觸國外電影──法國電影《戰火浮生錄》（Les Uns et les Autres，1981）便是她對電影音樂的另一道想像。電影的開場與結尾，皆選用拉威爾在 1928 年創作的帶有法國情調的西班牙舞曲，曲子以明亮的 C 大調作為基礎和弦不斷反覆，曲調幾乎不曾變化，唯有聲音強弱作鋪墊。

小玲老師認為這首貫穿全片的〈波麗露〉舞曲所意指的，是在人類的大歷史下，戰後法國所需面對的創傷經驗，乃至全人類該何以在苦難中持續面對藝術、政治、生命。有了她的一道解說，即使沒有歌詞，可一眾影迷聽著覆反旋律的同時，我們仍能從音樂的「持續性」中察覺，無論是電影還是真實世界，所有人需要面對的，便是在失望中持續尋找繼續向上的力量。

而這樣的發現，正如小玲老師所言：「在一部電影裡面，音樂看似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但是當它共同構成了一部電影，將一切藝術形式匯聚在一起時，就會產生足以撼動人心的力量。」

同時期的台灣，正在經歷經濟快速起飛，1982 年至 1986 年的新電影運動，正是台灣電影史上的重要發展歷程。而《小畢的故事》的出現，深深地影響了台灣新電影往後三十年的路徑。

在當時強調結合電影之嚴肅性與學術性的藝術電影，也開始成為新生代電影導演如陳坤厚、侯孝賢、楊德昌、萬仁、王童等人的創作目標。

台灣電影從三廳文藝片路線，逐漸走向社會寫實電影，關注從現代邁向後現代社會之下，所產生的城鄉問題、認同問題，以及一眾導演所生長的土地之上，銘刻於城市中的歷史。

台灣電影音樂的狂飆一夢

聞天祥觀察到，當代台灣電影對「電影音樂」開始有了不同的音樂想像，不再以一曲、多曲反覆吟唱、貫穿全片，而是以主題曲、插曲的概念製作電影音樂，並且出現了純樂器演奏。如 1986 年改編自吳念真的自身經歷，由侯孝賢執導、陳明章配樂的《戀戀風塵》（Dust In The Wind）；1987 年改編自蕭麗紅的同名小說，由陳坤厚執導、陳揚配樂的《桂花巷》（Osmanthus Alley）；台灣影史上第一部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同樣由侯孝賢執導，於解嚴後第二年（1989 年）上映的《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

聞天祥還記得《戀戀風塵》的一顆空景畫面，侯孝賢拍著遠山、樹林，隨著鏡頭緩慢晃動，陳明章以合成器鍵盤模擬笛子在密林中的悠遠樂音，音樂的出現作為配樂家對角色心境的理解，更是取用台灣傳統歌仔戲音樂的無樂句、無節拍方式，以簡單的樂器配置和編曲概念，將留白後的填補交到觀眾手上。

電影音樂在這時候開始，走向更深層的一面。

當台灣新電影熱熱鬧鬧地翻過時代的一頁，作為「台灣新音樂運動」的一份子，小玲老師簽約滾石唱片成為儲備歌手。1986 年，小玲老師推出首張錄音室專輯《憂傷男孩》（ROCK GHOST）；1980 年代，黃韻玲成為第一個唱作俱佳的女歌手，以一年一張專輯的頻率，於滾石唱片陸續推出多張專輯，直到 1991 年以滾石唱片旗下的獨立音樂製作公司「友善的狗（Friendly Dog Entertainment）」獨立門戶。九〇年代起，開始在友善的狗發表個人專輯，同時也將更多的力氣放在為其他歌手作詞、作曲（多為作曲）上。

到 1999 年，張艾嘉執導電影《心動》（Tempting Heart）並找黃韻玲製作電影音樂。

那是她初次製作電影配樂。小玲老師說在當時看著電影片段採集音樂靈感，每天就像是在和金城武談戀愛似的，但其實從同名電影配樂〈心動〉的初版完成後，一直到錄唱當天，檔案竟然全部消失；小玲老師說，當時聽過初版編曲的沈光遠聽聞此事時，便說這是「天意」，現在回想，她認為當時的自己其實還沒有製作電影配樂的概念，也是因為要重新來過，她才有機會重新理解電影（導演意念）的核心。

再讀一次劇本，小玲老師發現留白是很重要的，其實用不著將電影的每一個段落都填滿，她不一定要透過音樂把主角想說的話全部講完，適時地留白讓電影裡的環境音能夠乾淨地被呈現；或是以抽象的方式，將主角沒有說出來、留在空氣中的潛台詞製作成氛圍音樂，反而更能襯托出角色的情緒。

台灣電影音樂的留白凝定

從做自己的音樂，到跨域製作電影音樂，其中留白的藝術以及影像與音樂之間該如何取得平衡？阿翔也跟著分享了他第一次製作電影音樂的記憶。

2002 年，導演王明台找他製作《鹹豆漿》（BRAVE 20）的電影音樂，在這之前，阿翔一路以來都以團體／個人身分於台灣地下音樂場域活動。

八〇年代末，水晶唱片（水晶有聲出版社）誕生，隨著解嚴後社會風氣逐漸變得開放，戒嚴時期不能言說的思想成為一股新的力量，欲衝破社會瀰漫著的恐怖，音樂創作人亦開始轉身看向腳下的這塊土地。而由水晶唱片成立、推廣新音樂的品牌「Wax Club」，旨在發覺台灣的本土音樂創作者，如陳明章、伍佰、阿電與阿草（即黑名單工作室前身）等樂手，都是在當時紛紛出線。

來到百家爭鳴的九〇年代，當時正值台灣民主運動狂飆的年代，政治如何影響社會，亦展現在音樂文化裡。水晶唱片對台灣的搖滾音樂、獨立音樂史上，留下了極其重要的一頁。當時曾於水晶唱片發表專輯的創作者／創作樂團，還有流氓阿德、雷光夏、濁水溪公社、閃靈樂團、1976、甜梅號、回聲樂團等，至今都仍持續活躍於台灣的音樂場域之中。

阿翔與朋友在就讀宜蘭復興工專（現蘭陽技術學院）時組成搖滾樂團亂彈，於 1997 年發表首張專輯《希望》（HOPE）、1999 年發表第二張專輯《亂彈》（Luantan），皆獲金曲獎最佳演唱團體。

起初只是與朋友開心地玩著音樂，後來阿翔也陸續開始以個人名義發表專輯，一直到王明台找上他時，他才真正與電影相遇。他記得當時看了許多北野武的作品，如北野武初次與久石讓合作電影配樂的《那年夏天，寧靜的海》（A Scene at the Sea，1991），與持續延續電影音樂美學的《奏鳴曲》（Sonatine，1993）。

一直到看見了《花火》（HANA-BI，1997），阿翔碰見了電影與音樂之間交會的靈動火光。

久石讓在《花火》中做的音樂，只用了簡單的三段旋律，便構成了串接全片的快樂與悲傷，如此簡單的音樂所凝練出的極大力量，讓他為之震撼。接下《鹹豆漿》的電影主題曲工作之後，阿翔老師發現在創作電影音樂時，比起文字、影像能被敘述，音樂只能透過「包圍」嘗試揣摩導演的意識與精神，他也只能把所有的思考都做成各式各樣不同的版本，交付導演選定。

而音樂無法百分之百與電影結合，只有一次比一次還要接近，但永遠不可能真正地一致──這正是創作音樂的樂趣之一，因為每一次的創作，都會隨著當下的心緒，造就指尖不同的演繹。

電影作為包含文字、影像、戲劇、音樂等一切藝術形式的載體，其中音樂是可以最快讓人共鳴，卻又無法清晰地觸碰到，更會因為每個人各異的生命經驗，而劃出不同的共鳴。

因此透過自身生命經驗的積累，在每一次創作的過程中，判斷音樂要如何放進去電影裡、又是何以決定留下空白，全都仰賴於音樂工作者自身的領悟，他們必須清楚地理解影像的節奏、調性，並將其延伸至音樂裡。

回頭爬梳近二十年的電影主題曲、電影音樂，自 1997 年起，金馬獎對音樂原創性的要求日益嚴謹，便將獎項分為「最佳原創電影音樂」與「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如歌曲為使用傳統樂曲或已存在的旋律進行改編，則需經過層層審核。如《黃飛鴻》系列的電影歌曲〈男兒當自強〉改編自傳統曲調《將軍令》，其是否符合原創標準，便需評審團深入討論。

而這正是金馬獎對創作規則的逐步完善，隨著電影製作流程的複雜化，金馬獎會要求創作者提供證明，確保歌曲為電影專屬創作。金馬獎的規則演變，反映了華語電影產業的不斷進步，從無入圍名單到注重創作背景，金馬獎一路見證了華語電影與音樂的融合與繁榮。

結語：藝術的一道領悟為記憶共鳴

鑽研電影多年的聞天祥說，在電影製作中，音樂所負責的角色便是說出電影的核心，並且要在劇情上作為畫龍點睛的最後一擊。

如阿翔的代表作之一〈完美落地〉，為 2011 年，由導演林育賢改編自親哥哥林育信經歷的《翻滾吧！阿信》（Jump Ashin!，2011）主題曲，當年〈完美落地〉奪得第 48 屆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擊敗同樣傳唱度極高的《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2011）電影主題曲〈那些年〉，便是因為阿翔在和弦的配置、歌詞的換氣之處，與阿信在體育場前的吸吐同步，歌曲便成了角色、觀眾之間的共同語言，更是扶持阿信一路堅持下去的力量。

如 2001 年，關景鵬所執導的《藍宇》（Lan Yu）選用黃品源的〈你怎麼捨得我難過〉，歌詞緊扣劇情，每當樂音響起，總能勾起記憶深處那一夜的措手不及，與黎明到來後發覺一切再也無法追回的自由；2014 年，改編自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由張藝謀執導的中國劇情片《歸來》（Coming Home），郎朗的演奏同樣讓觀眾在聽見琴音時，再次憶起大雪紛飛的冷冽，而樂器之間配置的拉扯，也讓觀眾想起鞏俐所飾演的馮婉瑜（陸焉識之妻）向著先生說：「你走吧。」的悽楚。

2018 年由徐譽庭執導的《誰先愛上他的》（Dear EX.），經常出現在片中的主題曲〈峇里島〉，在片中所代表的積極意義，同樣具有代表性；2019 年由徐漢強執導的《返校》（Detention），盧律銘作曲、雷光夏演唱的電影主題曲〈光明之日〉便是在電影最末總結其精神，並傳遞出生命的救贖。

即使人們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理性方式重建記憶，但是真正擁有意義、使人類得以長存的記憶，都是透過發動不自主的追憶，才能由此尋回本以失去的時間──我們透過當前的感覺與曾經的記憶相互指涉，如普魯斯特的瑪德蓮（Madeleine de Proust）那般，我們依靠湧現的記憶找回時間的，將屬於過去的時間同時也化成是現在，留下其永恆的一抹切面，藝術也在此刻被真正領悟。

當音樂創作人得以稍微掙脫電影原有的框架，找到恰如其分的空間舒展創意，並與電影相互完整，每當我們再次聽見熟悉的聲音，都會一次又一次地發現──音樂不只作為觀影過程中的第二種觀看（聆聽）方式，還會召喚出曾經被電影給安放、解放的人類心靈，同時為我們建構出電影裡的聲音地景，描摹出通往角色內心深處的地圖，亦是從虛構通向真實的橋樑，與曾經被攝影機記錄下來的城市地景、自然地景，共同作為喚起我們心中的生命場景。

註 1：起初《小畢的故事》男主角為當時還沒有人認識的李宗盛，陳坤厚導演於第 50 屆金馬影展、《小畢的故事》上映三十週年時，出席數位修復版的放映場次提及，當時因為想拍點自己想要的東西，才決定要將自身關注的環保議題拍成電影。而在當時因為前一部片已經幫老闆賺到了不少錢，老闆也就不太管他們要拍什麼。於是他們找李宗盛當男主角，直到開拍後一個禮拜，被老闆發現男主角是李宗盛，陳坤厚才沒有『得逞』。

影像提供／臺北流行音樂中心
文字整理、撰文／黃曦
責任編輯／張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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