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重新學會與自然共治
談「自然正增長（Nature Positive）」時，技術與金融常成為主角：dMRV、TNFD、B-Credit、OECM…… 但真正能長久運作的解方，多半就藏在祖輩的日常。日本提出的「里山／里海（Satoyama/Satoumi）」不是復古情懷，而是以人—地—生態為核心的治理方法：把農林漁牧、聚落文化、公共水利與野生生物放回同一個景觀／海景尺度思考，讓人類生產與生態循環彼此增益，而非互相排擠。這正是 SEPLS（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 的精神，也是國際「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的實踐底座。
里山不是荒野，而是經長期管理維持的「二次自然」：灌溉渠道、梯田、雜木林、牧草地、菜圃與鎮守林交織成馬賽克地景；里海則是潮間帶、藻場、魚礁、牡蠣棚、紅樹林與小漁港構成的共同生活圈。日本環境省與聯合國大學推動的 IPSI（國際夥伴關係）正是為了在不同文化場域，復興這種社群主體、循環為本的共治模式。
更關鍵的是里海的定義：在有節制、可問責的人為介入下，沿岸的生物多樣性與生產力同步提升。其能量來自森林—河川—農田—海洋物質流與能量流的重新接通。換言之，當我們把「森—里—川—海」的循環與慣行，轉譯為可驗證、可結算、可監督的公共價值，文化就不再只是敘事——而是自然正增長的制度語法與經濟基礎。
一、為什麼里山/里海文化是「下一代自然治理」的鑰匙
1）它把自然從「被保護的對象」還原為「共同生產者」
傳統保護區邏輯把人排除在外，但大量的生物多樣性其實孕育於人與自然長期互動的地景中——柴薪採集維持了雜木林的光環境，季節性放牧抑制了灌木入侵，灌溉輪作創造了濕—乾交替的棲位。Satoyama 的重點不是「回到過去」，而是保存那些能驅動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共榮的管理脈絡。這也呼應 CBD 近年強調的 OECM（其他有效地域性保育措施）：很多非保護區、以文化或生計為主的地域，也能長期產生保育成效，值得被制度承認與計入國家目標。
2）它是 GBF「30×30」的在地語言
《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提出到 2030 年有效保護與修復至少 30% 陸域與海域的目標，但**「有效」**的含義，不只是畫線圈地，而是建立可持續治理。里山／里海提供的，正是一種把土地使用、社群權利、文化記憶與生態功能融合的治理體系，能讓 30×30 成為活的景觀，而非紙上數字。
3）它能把「信用」從抽象金融，拉回具體生活
當生物多樣性信用（B-Credit）進入制度設計時，最怕的，是把自然再一次變成遙遠的指標與帳本。里山文化讓信用有了可感的載體：一條水圳恢復了季節性濕地的蛙群；一座梯田重啟了稻鴨共作與水鳥的覓食空間；一片藻場使沿岸漁撈恢復。信用憑證連到具體管理行為，連到人——這才有永續。
二、從文化到制度：把里山/里海方法嵌入「自然信用 × 國家治理」
（一）治理：以社群為主體，OECM 作為法律橋樑
任何自然信用都必須立基於社會正義。以 FPIC（自由、事前、知情同意） 為底線，讓部落、社區、漁會與水利組織不是被動配合，而是共同治理者與利益分享者。在法律工具上，建議將具持續保育成效的里山地景登錄為 OECM，納入國家自然目標（GBF）與國土生態網架構，讓社區管理有法源與長期資源。
（二）經濟：把「文化管理」轉譯為可結算的公共價值
生物多樣性信用不只有碳的附庸，里山地景可以生成純生態信用（物種、棲地、連通性）與複合信用（生態＋社會），並與 PES（生態系服務給付）、永續連結貸款、地方債／社會投資結合。關鍵在於把管理行為—生態成效—社會共益清楚鏈結：
- 例：里海藻場復育 → 幼魚棲地面積增加 → 沿岸漁獲多樣性回升 → 小漁港經濟改善；此一連鎖被量化為年度信用與社區分潤合約。Satoumi 的政策文獻與學術研究，已累積相當證據基礎可供方法學參照。
（三）技術：dMRV 不是炫技，而是共管
用衛星、無人機、環境 DNA、聲景監測建立分層指標：
- 棲地完整度（林相、灌叢、裸地比、連通度）
- 物種指標（指標鳥類／兩棲類／昆蟲群落季節性）
- 生態服務（授粉、保水、藻場覆蓋、潮間帶碳庫）
里山的價值之一，是社區參與式監測（公民科學），把地方知識轉成可審計的資料；IPSI 長年個案庫，也證實此路徑可在不同文化情境中落地。
三、三個把「里山/里海 × 信用」做實的設計原則
1）以景觀為單位，而非地塊為單位
信用邏輯應以流域—梯田—聚落—神社林／風水林—藻場的整體循環來設計，避免片段化、點狀綠化。Satoyama 一直強調的是「馬賽克地景」與物質循環。
2）先避害，後增益；先治理，後信用
里山不是買「赦罪券」。先透過土地規劃與農漁作調整避免破壞，再把額外的正增益轉為信用。若有新開發，應嵌入「不淨損（No Net Loss）→ 淨增益（Net Gain）」階梯，並把里山管理列為優先補償方式。
3）備抵與保險——為不確定性預留空間
火災、病蟲害、極端氣候與外來種都會衝擊信用永久性。備抵池＋商業保險的雙層機制應當標配；治理上，建立「退化—回補」的自動觸發條款，讓風險可被承擔而不是被轉嫁。
四、台灣如何把里山/里海文化接上 COP30 的語言（行動藍圖）
一步：認定里山／里海 OECM 範圍
以國土生態綠網與保育優先區為底圖，開放社區提案申請 OECM 登錄，成為 GBF 30×30 的活化單位而非被動區塊。
二步：建立「里山—里海」信用方法學
以「棲地品質＋連通度＋指標種＋社會共益」為四大類指標，設定保守基線與折減率，優先納入梯田水域、神社林／風水林、里海藻場與潮間帶農漁業。
三步：社區為主體的收益分配與共同治理
以合作社／部落公司／社區信託持有信用與合約，政府只扮演擔保與早期採購角色，金融機構提供以「自然績效」為條件的貸款或 SLB（永續連結債）
四步：dMRV 公共化
建置開放資料平台，讓「社區監測＋學研複核＋遙測自動化」共同維護數據品質；不同來源數據相互校驗，避免模型黑箱。
五步：與國際接軌，講對外語言
把 OECM 與里山信用結果納入國家 GBF 報告與 TNFD/ISSB 企業揭露指引，並在區域層級推動互認（MRA）。這使台灣的「文化治理」可以被國際制度與市場理解與採信。
五、里山/里海不是懷舊，它是現代化的另一條路
在全球化的語境裡，里山容易被誤讀為返古。但仔細看它的治理元素：公眾參與、法源認可、風險分擔、資料公開、成果採購、社會投資、跨尺度協作——這些全是現代治理的關鍵詞。里山文化提供的是一套可被複製的治理語法，讓自然信用不再只是金融工程，而是社會工程與文化工程的結晶。
COP30 將把 GBF 的「30×30」推進到落地層次。若我們只談保護區面積與數位監測，將錯過真正能夠持續的力量——生活在地景裡的人。把里山寫回自然經濟，不是為了販賣浪漫，而是要在糧食、氣候、文化與生計的十字路口，走出一條可長可久的路：以文化為根、以社群為綱、以自然為本、以信用為器。
當我們願意承認：祖輩的生活裡有著現代治理找不到的答案，里山，便不再只是地名或記憶，而是面向未來的制度創新。讓一條水圳的潺潺聲，重新成為國家報表裡可以被計量、被投資、被分享的公共價值；讓一片藻場的季節變化，重新被企業年報與社區分紅共同記錄。那一天，里山不再只是文化，它會是一個經濟名詞，也是我們共同的生活方式。
六、但要「怎麼做」才算合乎。里山（Satoyama）與里海（Satoumi）
本質上是一種人與自然共治的地景／海景治理方式；在妥善管理下，確實能提升或維持生物多樣性，並與《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目標相容。
為什麼說「合乎」？
- 里山＝SEPLS 的典型：Satoyama Initiative 明確把里山定位為「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EPLS）」的實踐，目的就是在生產利用下維繫／增進生物多樣性與人類福祉，不是把人排除在外的禁入保護。
- 里海的官方定義：日本環境省把里海定義為「因人為適度介入而提升生物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的沿岸區域」；多篇學術研究也沿用這一定義。
- 與 GBF 的銜接：GBF 2030 目標（含 30×30）要求建立「具代表性、連通且公平治理」的保護區與其他有效地域性保育措施（OECM）；里山／里海這類長期有保育成效的地域，可以作為 OECM 被計入。
但必須符合的「最低條件」
要讓里山／里海真正合乎生物多樣性而非口號，至少要做到：
- 明確邊界與治理：地區界線清楚、主體（社區／漁會／部落等）有法源與管理權責，符合 OECM「地理界定、治理與管理能帶來正面的保育結果」的要求。
- 可量測的生物多樣性成果：以指標追蹤棲地品質、指標種族群、景觀／海景連通性與生態服務（授粉、保水、藻場覆蓋等），而不是只報投入。可結合遙測、無人機、環境 DNA、聲景等 dMRV 與在地監測框架（SEPLS 韌性指標）。
- 長期性與風險管理：有維護計畫、備抵與（或）保險機制，面對火災、外來種、極端氣候等衝擊仍能維持淨正效益。這也是 OECM 與 30×30 強調的「有效管理」。
- 公平治理：遵守在地社群與原住民族的參與與權利（FPIC）、利益分享與申訴機制；GBF 對 30×30 的實施指引亦強調「公平」與「在地治理」。
- 避免「先破壞、後補綴」：任何新開發不可把里山／里海當作補救藉口；必須先避害、後增益，才能談信用或計入 OECM。
七、結語｜把山與海，寫回我們的共好與共益
里山與里海不是懷舊的風景，而是可被制度化的治理方法。共好，是我們對人—社群—自然長期共存共榮的價值承諾；共益，是這份承諾經由治理與監測轉化後，得以可衡量、可分配、可再投資的成果。當我們把「森—里—川—海」的循環與慣行，轉譯為可結算、可監督的公共價值，文化就不再只是一段敘事，而是生物多樣性與地方經濟共同增長的引擎。
通往這個目標的路徑已清晰：以 OECM 作為法律橋樑，承認並登錄具有持續保育成效的在地治理；以 FPIC、在地主體與利益分享，確保社會正義成為治理底座；以 dMRV＋公民科學建立可重現的證據鏈，將棲地品質、指標種、連通度與生態服務變成長期序列；以單一註冊／唯一序號與保守基線、備抵池＋保險，防止雙重計算與永久性風險的外溢。先避害、後增益；先治理、後信用——這是把共好落成共益的必要次序。
角色分工同樣明確：政府負責規則、登錄與早期採購，將里山／里海成果納入 GBF 30×30 與國家報告；企業把自然績效寫進 TNFD／ISSB 披露與融資條件，用真實成果而非敘事換取資本成本下降；金融機構提供以自然績效為條件的貸款與債券，支持社群治理與 dMRV 能力建設；學研單位與公民社群擔任方法學守門人與第三方複核。當公共治理、在地文化與市場機制彼此銜接，生物多樣性信用（B-Credit） 才會成為公共價值的誠實度量，而非新的投機場域.
COP30 之前與之後，我們要完成的，是把山與海「寫回帳本」——讓一條水圳恢復的季節性濕地、一片藻場帶回的幼魚與海鳥、一次祭儀重申的公地慣行，成為看得見、分得到、守得住的公共資產。共好定向，共益定量；當這套語法在國土上被一再複寫，里山與里海就不只是地方名詞，而是新自然經濟的文法，也是我們交給下一代最務實的保證。
延伸閱讀／權威參考：Satoyama Initiative & IPSI 定義與案例庫、GBF 的 23 項目標與 30×30 指引、OECM 的 CBD 與 IUCN 說明、Satoumi 的日本環境省政策與學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