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中華民國高中國文的感想

桐城派、陽湖派陸續興起到胡適、陳獨秀等人發動白話文運動，這段時間出現在中國本土的文學派別與文學現象，基本上不受外力影響，自生自長、自我改革，與西方文學、日本文學沒有什麼關係。中國社會儘管被列強的政治、經濟力量侵襲，變了樣，但文學、語言不受衝擊。

我們如果單憑「古文三十」、參考書、教科書，及國文老師課堂上的講解，去了解中國文學，腦中浮出這樣的圖像，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因為當初(戒嚴時代)為我們一手打造國文教育的學者們，不是輕忽這些事物的重要，就是出於某種原因，刻意將這些事物排除在外。

他們將某些事物排除在外？是的，沒錯！

舉個例子來說，民國以後的重要文學家，像是徐志摩、魯迅、朱自清、胡適等人，大多數曾到國外留學，沒去國外留學而卓然成家的學者、作家不多。

這些人從日本、蘇聯、歐美各國學成歸國以後，除了寫作，有的專事翻譯，為中國引進許多外來詞彙與知識；有的則運用外國語文知識反省中國語文問題，思考如何解決漢字筆劃繁多難於書寫、是否該採用教會已開發出來的漢語羅馬字書寫系統、如何融入外來詞彙、該不該推行「世界語」、如何解決文言文與中國白話文與民眾日常用語存在的巨大隔閡……諸如此類的問題。

可以說，魯迅、朱自清、胡適、林語堂等人在寫作時，幾乎面臨上述問題，不少人曾思考並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可是我們的國高中國文課本，甚至是教師手冊，不是輕輕帶過，就是隻字不提，這些事、這些文學現象、這些人當年的困境與努力──好像都無關緊要。

另一個更能說明我們的教科書編輯者，尤其是當初那些決定中華民國境內國語文教育的學者們，刻意排除某些東西的例子是：我們使用的現代中文，大部分是和製漢語、以及一些意思已被置換的既有詞彙，前者有報紙、民主、自由、議會、憲法、衛生等等，後者則有「經濟」、「文學」之類的詞語。上述的詞彙，不少在清末引進，曾經引起張之洞等士大夫的不滿，試圖以官方的力量遏阻，並以比較古雅的自製詞彙取代。

然而，這些精彩有趣的事，戒嚴時代的國文課不提，我唸的國立編譯館國文課本也沒有，直到民間出版社接手編輯的國文科課本，這才出現。光是最靠近我們、使用度最高的和製漢詞相關知識，就這樣被刻意排除，音譯與義譯的英文、法文、德文……之類的外來詞彙，自然也難逃長期被冷落的命運，至於年代更久遠的外來詞彙──那些隨著佛教、景教，以及國際貿易活動而進入古中國的外來詞就更不用說了。

此外，基督教、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傳教所推行的語文改革活動──不論是研發羅馬白話文拼寫中國各地語言，還是鼓舞自己與中國信眾以淺近文言文、融入大量當地詞彙的白話文書寫──這些長久以來，也被學者漠視。儘管已有學者孜孜矻矻投入上述的相關研究，其研究成果仍然不為廣大民眾所知，更別說是成為教科書的內容！以中國、香港、澳門目前日漸嚴酷的大環境，以及台灣國文教育圈對此的陌生程度來看，恐怕這樣的事十年後仍不見天日，不像台灣長老教會針對台灣各族群語言開發書寫系統的成就那樣──已經得到一些學者及其聲援民眾的珍視。

如果只靠課本、參考課及老師上課所講的話來了解中國文學，而不是透過課外閱讀來認識中國文學，我們真的會誤以為民國時代是個「黃金時代」，北洋政府、北伐後的國民政府、中共統治的解放區、滿洲國全境，以及各個親日政權的統治區，作家、學者、藝術家、思想家……統統沒人管」；如果只靠課本、參考課及老師上課所講的話來了解中國文學，而不是透過課外閱讀來認識中國文學，我們還真的以為朝廷很佛心，不會主動禁書、毀壞書院，或是因詩文內容不當而關押、囚禁、殺害作者、刻印者、販售者、傳唱者等，以為蘇東坡的烏臺詩案只是偶發事件，大興文字獄、箝制文士思想只是滿人治下的惡政，想不到其他朝代也有上述負面事跡。

先前為了準備教甄，我翻閱台師大教育學者周愚文先生所寫的《中國教育史》，赫然發現：明代朝廷竟然四次下令毀壞書院，而且自南宋至清末，歷代朝廷試圖就人事、財源、學規製訂各方面，以便嚴加控管書院的教學活動及內容。光是學術、思想就如此，何況文學？

歷代的朝廷沒有禁書或大規模處決作者嗎？只因絕大多數苦主的詩文沒被選入國文課本成為範文，因此諸如此類的悲慘事件，就不會出現在作者的背景知識、題解介紹，以及相關語文常識。

此外，也沒有編寫教科書的人追問，所謂的設立官署「熱心採集」民間歌謠，這樣的措施會不會也是官府變相控制文學的一種手段？會不會他們已經透過這個手段，對中國文學造成實質的傷害呢？我們之所以沒看見，不了解，並不是真的沒發生過，而是因為那些當官的文人，其一面之詞幾乎壟斷我們對中國文學與歷史的認知？每每看見教師手冊上對「樂府」詩及官署的說明，我總是忍不住想：

那些樂府官吏難道只會採集民間歌謠，不會去主動偵查那些具有諷刺時政、君主、貴族意涵的詩歌作者？

不會將資料提供給其他負責偵辦的官署，讓他們追查原作者、改編者、潤飾者、傳唱者等等，然後將上述人等予以治罪，甚至處以極刑？

中唐的元稹、白居易及其他朝代的詩人模仿樂府詩的形式寫詩，諷刺時政或是表露對君王、人民的關懷之情，中國文學史、國文課本、教師手冊、坊間相關讀物的作者都不會遺漏他們的事跡及文學成就；那些被學者、教師公認的美麗詩句、精妙譬喻，也已經成為跨越不同世代的國文課教學內容，但那些樂府詩最初的原作者、傳唱者呢？他們會不會為了這些感人的詩作得到官府無情的迫害，被免職、被關押、被毒打、被殺害，或是遭受酷刑落得身心俱殘，屈辱無名地過完一生，並徹底遭到埋沒呢？──遺憾！當前的教師手冊、參考書、課本、中國文學史，我找不到答案，也預感無人能解。

即使最終得到答案，恐怕也不重要了吧？一來，人都死了，無法復生，所有知道的老師、學生，也無法幫他們平反，給予他們應得的評價。二來，會讓學生對中國文學多少產生一些負面印象，進而影響他們對中國、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觀感，還是少說為妙……

回到正題，歷代朝廷與辛亥革命以後的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人民政府，對中國文學的控管、傷害的事跡，長期在國語文教育缺席，不只中國本土如此，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國語文教學、海外的華語文學校也是如此。

一個明顯的後果是，接受這套國文教育成長的我、其他台灣人、眾多中國人/香港人/澳門人，甚至是海外的華僑與華裔人士，對於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文學該與政府維持什麼樣的關係、政府嚴管或是看似民主自由卻不甚寬容的社會環境，會對文學產生什麼不利的發展……諸如此類的議題，長期漠不關心，甚至拋諸九霄雲外，卻將「年輕人的國語文水準一代不一代」、「罄竹難書這個成語被一堆人誤用」、「3C產品會讓大家的錯字越來越多，怎麼辦？」、「誰誰誰的文筆好，還是爛」……當成天大的問題，好像後者不處理好，古代詩文、現代中文、中國文學、華文文學……未來都會消亡，反觀，對於前者呢？

──說來慚愧！我們「大人們」至今仍然任憑港版國安法、中國與中華民國政府、中華傳統文化、儒家宗法制度……等等有形、無形的力量，去傷害、阻礙文學的發展，同時箝制或是限縮(比箝制輕)人們的創作、言論、思想空間，不但做的有限，而且讓有文學天分與學習興趣的學生無視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