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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世代》：當全體社會邁向焦慮，該如何與不確定共存？｜書籍分享
閱讀時間約 17 分鐘
為什麼越來越多人有焦慮、憂鬱或恐慌症狀？瑞典社會學家保爾森的著作《焦慮世代》引經據典，爬梳比較歷史上不同文化風俗，指出當代的精神健康議題很大原因是由社會環境變遷導致。本文旨在介紹保爾森的觀點，探討影響現代人精神問題的觀念與思考模式。
礙於篇幅，本文僅概略介紹書中重點，無法細緻地納入更多耐人尋味的研究與思想。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原著。
經濟與科技成長有讓人類變幸福嗎？
世界有在變好嗎？截至今日（2022/05/31），新冠肺炎COVID-19奪走全球近六百三十萬人的性命，造成各國民生經濟動盪，至今仍餘波未平。
科技、醫療發展迅速，大幅改善人類生活。糧食生產不再受天氣宰制、糾纏人類數千年的天花也已經絕跡。過去無論貧富貴賤，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嬰幼兒會在出生幾年內夭折，現在嬰兒死亡率則降低五倍。［註1］翻開國際公衛學者寫的暢銷書《真確》，能看到更多實證數據顯示，全體人類確實朝著越來越好的方向進步。
不過，如果我們將焦點轉移到人的幸福感、意義感、生活滿意度，會發現另一套世界觀：只要經濟超過一定水平，幸福感就與經濟成長不再有顯著關聯，甚至可能不增反減；國民所得毛額越高的國家，人民在生活中體認到的重要意義就越少。［註2］
數據間未必有因果關係，但能發現一味地追求更大更多的經濟或「物質性」的成長，無法讓人們幸福。
「太過普遍」的精神健康議題
如果再進一步觀察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數，會發現患者大幅增長：十年間，全球罹患憂鬱症的人數增加近百分之二十。2019年，臺灣有二百八十萬人因精神疾患就醫。美國幾乎每兩位國民中就有一位在人生某個階段裡符合憂鬱症、焦慮症或其他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如果把疑病症、社交恐懼症、恐慌症結合起來，有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在人生某階段都患有焦慮症。
或許這與精神醫學診斷標準隨時間進展而改變有關（過去被視為正常的情緒或行為如今成為某種疾病），但無可抹滅的是，這些人都在精神上承受著痛苦。他們過得並不好，正在尋求協助。由此，患者人數便顯示社會上有多少人認為自己需要協助。
此外，也有針對生理不適的研究顯示，在瑞典每十位十五歲女孩，就有四人表達嚴重的睡眠障礙、緊張和沮喪。這些生理症狀並不會隨著精神診斷標準浮動而改變。［註3］
瑞典學者羅蘭．保爾森（Roland Paulsen）寫的《焦慮世代：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安的社會》，原文書名Tänk om意思為「要是⋯⋯怎麼辦？」。作者認為造成如今越來越多人精神壓力的焦慮，都源於相仿的思考模式：
- 要是頭痛是由腦膜炎引起，怎麼辦？
- 要是我現在死掉，該怎麼辦？
- 要是其他人沈默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我，怎麼辦？［註4］
這類著重臆測未來可能發生或根本不會發生的思維，一旦太過氾濫或執著，就使人們被驚恐或焦慮主導，開始心驚膽戰地規避各種潛在風險，而忽略現下眼前發生的事。
對未知未來的一連串憂慮，通常是由「要是⋯⋯怎麼辦？」的問題所引起。
忽略事實，著眼不存在事物的「反事實思維」
保爾森指出，這類對不存在事物的想像，在認知科學中被稱為反事實思維，關心的不是世界當下發生的事實，而是過去有可能發生的狀況，與未來有可能發生的事。［註5］他舉出一項反事實思維的極端實例：奧地利邏輯學家與數學家庫爾特．哥爾德（Kurt Godel）。
哥爾德在數學史上留下難以忽視的傑出貢獻，一九三一年發表的不完備定理，徹底顛覆過去對數學邏輯的假設。然而，哥爾德卻被「要是⋯⋯怎麼辦？」的焦慮糾纏一輩子。他的傳記作者發現，哥爾德經常從圖書館借《一氧化碳中毒》這本和他的研究毫無關聯的書。
他在維也納的住處採用煤和焦炭加熱保暖，因此確實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風險，但他對「氣體」有超乎尋常的偏執，以至於將會排放氣體的暖氣跟冰箱拆除，或把散發木頭和清漆味道的床丟掉。此外，他還擔心醫生沒有誠實開藥，會刻意傷害他，或憂心有入侵者會趁他睡覺時把東西注射到他體內。
尤有甚者，是對食物中毒的焦慮。他將妻子當作試毒官，只有她試過的菜，哥爾德才能確保食物沒有危險，否則就任憑自己飽受飢餓，體重滑落到有生命危險。他最終在醫院死去，體重僅二十九點五公斤，死亡證明上寫：「營養不良與疲憊」。［註6］
在邏輯推理上，人們確實都有發生氣體中毒、食物中毒的潛在風險，但類似哥爾德的極端案例彰顯反事實思維可能扭曲對現實的認知，忽略迫在眉睫的危機。
但如果謹慎控制這種未雨綢繆的思維模式難道不好嗎？能先推敲未來並制定相關計畫，避免災禍或促使成功，不正是個人職涯、企業發展、國家政策，乃至於現在面對疫情，人人都該具備的能力？只要不像哥爾德那樣偏執，不就好了？
這就牽涉到「當我們思考時，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通常都在想什麼？
要怎麼調查「人在想什麼」？人的所思所想無法從外在觀察，也因此難以測量判斷，研究方法爭論不休。但保爾森引述一種研究方法是，研究人員每天會隨機在不同時間點向受試者發訊息，要求受試者寫下收到訊息當下的想法。這種研究方法可以縮小受試者覺得自己在想什麼和想法實際內容的差異。
相關的研究結果有三大重點：
- 人們主要想的是過去或未來，只有極少數想法涉及當下。
- 人們想的主要都是和自己有關，限縮在個人責任與選擇，包含兒女、朋友、寵物與父母等人際關係，或與財務和工作有關。
- 人們經常進行反事實思考，頻率高到造成負面影響。
最後一個研究重點來自二〇一〇年一項大規模研究，發現百分之五十的受試者，腦中所想的都與當下事物無關，陷入心不在焉的狀態。而無論當下做什麼，對受試者快樂程度影響甚少，真正影響最劇烈的是精神專注與否。越專注當下的受試者越快樂。
對此，科學家的結論是：「人的意念遊蕩飄忽，但分心走神的思緒是不快樂的。思考不存在的事情是種認知功能的成就，但人也為此付出情緒代價。」［註7］
其實，我們可能也可以在生活中察覺類似的經驗，比如有時候在工作、運動、閱讀、彈奏樂器等，會進入一種「心流」的狀態，極度專注當下正在做的事，而忽略周遭環境或時間，而這種狀態結束後，內心會有無比充實的幸福愉悅。反之，如果正在做的事不斷被打斷，就會感到煩躁。
北極熊實驗：「別想太多」只會讓人想更多
至此，我們知道人的所思所想其實經常飄蕩到無關現實的地方，導致焦慮與不快樂。許多人會建議你「不要想太多」、「不要再焦慮那些不存在的事」，偏偏研究也指出，越是想壓抑某個想法，就越會想到這件事。
相關實驗在一九八〇年代出現，研究者要求一組受試者不要去想北極熊，另一組受試者則積極想北極熊。隨後，兩組受試者都要在五分鐘內描述腦中的想法，如果想到北極熊時，就搖鈴。
可想而知，積極想北極熊的那組搖鈴次數更多。但當實驗進入第二階段，研究人員對調各組的要求，發現第一階段被要求想北極熊的受試者，在第二階段比較能壓抑北極熊的想法，而原先不要想北極熊的受試者，在第二階段滿腦子都是北極熊。
「迄今，這可說是心理學界重複頻率最高的實驗，但每次實驗結果都絲毫未變。壓抑不想要的意念不僅困難，而且根本辦不到；試圖去壓抑這些意念甚至會讓意念更強烈。」［註8］
我們怎麼步入焦慮世代？
焦慮於各種推測、反事實思維的當代人，似乎會訝異實際上人並非與生俱來就會抽象思考。研究指出，在某些尚未現代化、沒有受教育也不識字的偏遠村落，居民不會運用邏輯推理思考一件不存在，或自己並未親身經驗過的事物。
比如，研究人員告訴農民，棉花只在溫暖乾燥的地方生長，再問，英國又濕又冷，棉花在哪裡長得出來嗎？農民卻回答「不知道⋯⋯必須知道那裡的春天大概怎麼樣，還有晚上的天氣怎麼樣，才有辦法回答。」［註9］
保爾森想強調，人類在歷史上並非一直都受困於這種焦慮，更不會像現在的我們那麼關注未來的問題與風險。這些「個人症狀」一點也不個人，而與整體社會環境變遷有關。他以「時間感知、除魅、工作」三點說明：
時間感知
二〇一九年，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發表一項針對納米比亞桑人（San）的研究顯示，他們「對時間的認知跟我們不一樣。」桑族純粹以狩獵與採集維生，過去與未來對他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因為對食物無法儲存、要經常四處遷徙的社群來說，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現在」。
保爾森指出，「我們總是擔憂、想控制未來，但未來是科技與社會的產物」，「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人類史上有大約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約二十萬年），人類一直生活在沒有精確計時器、時鐘或所謂禮拜幾的情況下。」
有些族群的文化甚至沒有與「時間」相對應的說法，依靠外在變化決定生活，如太陽一出來或看得見手腕上的靜脈時，就該起床。如今經過農業化、工業化的現代「文明」國家的人，未來視野被放大，開始思索幾年後甚至數十年後的事，諸如「讓孩子贏在起跑線」、「個人職涯規劃」便反映現代人對時間的焦慮。「在日益依賴計算評估與專業化的社會，狩獵採集者不必承擔的責任，逐漸成為這個社會的副作用。」
保爾森引述榮格的說法：「（我們）不再生活在今日的光明裡，而是活在未來的黑暗中，在那裡期待真正的日出。」［註10］
除魅
十九世紀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名列三大古典社會學家，他致力解釋社會發生的事，並像科學般理性地精密計算、歸納因果。
不僅在學術，他也「精打細算」地控制著自己的生活。比如，他認為白天任何形式的刺激都會影響睡眠：「到森林散個步會干擾他四分之三的睡眠時間；在妹妹的婚禮上敬酒會讓他失去三個晚上的睡眠（所以他謝絕妹妹的邀約）。」
韋伯看待生活的方式，呼應他在學術上想達成的「除魅」，亦即「只要我們想知道，隨時都能知道，所以原則上沒有任何神秘、不可估量的力量在其中干擾；原則上，我們能透過計算來掌控一切⋯⋯除魅是源自以下信念：世界是可計算的、是由因果律控制的，是由決定一切的機械法則所主導。」
除魅消去過往的神秘主義，從西方角度來看，讓國家從宗教至上走向現代化。而人們也在科技蓬勃發展下，逐漸傾向將因果關係解釋一切，認為所有事都能以某種機械的角度來理解，甚至人的身體也可以視為一座工廠，而意識或思想僅僅是大腦這個機器運作的副作用。
保爾森追溯除魅的歷史並非為了反駁它（實際上我們確實從除魅獲取諸多助益，比如醫學、科技的進展），而是想強調，當我們越來越習慣將這種因果、可隨時掌控計算的關係套用到所有事物上，「將自己當成生物機器人來感知世界」，將影響我們對自身及世界的認識及作為。
誤以為能掌握一切的機械世界觀，僅能用來解釋成因，卻無能探討關於道德倫理、生命意義等攸關人類幸福感的議題。人們或許能用因果來解釋生活中發生的事，卻無法從中得知該怎麼活與為什麼而活。
就韋伯的例子來看，除魅並未拯救他脫離精神重擔，反倒讓個人生活變得更複雜。保爾森引述他批判西方人的話，認為同樣適用於韋伯自己：「沒有靈魂的專家、無心的享樂者，這種虛無之人竟自以為是萬物的霸主。」［註11］
工作
從脫離學生身份到退休前，工作佔了人們每天三分之一甚至更長的時間。有人熱愛工作、有人痛恨工作，有人可以為工作犧牲奉獻、有人工作完精疲力竭、空虛無比。
但如果我們細究，探問為什麼當人們工作後產生的剩餘已經多到難以想像，卻只讓世界最富裕的百分之五人口，擁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財富時，會發現社會正在形塑一套工作倫理：「個人做什麼工作已經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有在工作。」
事實上，「任何形式的勞動，都將我們從做什麼及為什麼做的問題中解放出來。」只要有一份工作，就能讓我們從思考、意義、批判等可能產生焦慮的層次上解脫，「如果我不工作，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整個人會陷入一片茫然，所以我最好處於工作狀態。」
然而，有在工作雖然保障了我們遠離財務與地位的焦慮，「但它同時也創造一個受保護的空間，讓人在這個空間中失去自由選擇的必要。」在職場上我們多半可以預期會碰到的事，有個問題需要解決、有個目標等著我們完成。但脫離有明確準則、規範的職場後，我們就變得不知道怎麼面對不確定、不能立即得到解答的事。
一沒了工作，就變得不知道要怎麼消磨時間，這種現象在退休男性身上尤為普遍。男性長期在職場上佔主導地位，一旦退休，生活就頓失重心與支柱。研究顯示，男性越晚退休，罹患憂鬱症的風險就越低。
保爾森點出，「這就說明為什麼很少有人用『複雜』來描述工作，但人際關係卻常被冠上複雜這個形容詞。」這反映在一項發人深省的研究。
社會學家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針對一家美國公司的員工進行三年追蹤研究。公司鼓勵員工善用休假，預期會受到平均每週工時為四十七小時的員工熱烈歡迎。
出乎意料的是，多數人都沒有選擇休假，「在兩萬一千名僱員中，只有五十三人減少工時，目的是為了多花時間陪孩子（都是女性員工）。」霍希爾德深入採訪，發現員工並不是因為擔心收入減少或怕被解僱，真正的原因是與家庭有關。
多數受訪者坦言，工作比家庭生活更有趣。一位受訪老闆說，比起照顧親生子女，照顧員工更有價值。對於研究結果，霍希爾德的解釋是，「職場上的社交生活是有規範的⋯⋯但家庭生活卻充滿壓力、混亂，還有各種醞釀中的衝突與罪惡感。」［註12］
從個人或社會出發，正視「焦慮世代」
從瑜伽放鬆、正念練習到身心靈工作坊，乃至於書市出版越來越多強調自我人格、精神分析的心靈療癒書，在在顯示越來越多人正在尋求精神心理方面的協助，也期待在龐雜紛亂的思緒中得到舒緩。
然而，在自我、個體意識越來越突出的現代，焦慮、憂鬱似乎都被簡化為個人問題。《焦慮世代》強調這些宛如傳染病在人群中迅速散播的精神問題，與整體社會環境變遷脫不了關係。我們為什麼擔心未來十年二十年更甚於現在、為什麼認為能像機器人般控制所有事、為什麼自願加班工作、為什麼難以和不確定（或某種「混亂」）和諧共存，追溯這些潛在影響我們的觀點有助於更全面地認識自身焦慮。
該怎麼面對現代潛伏環伺的焦慮呢？保爾森的說明可以從個人與整體社會兩個角度切入。
個人
個人可以怎麼面對焦慮？保爾森除了提到迷幻劑（死藤水、迷幻蘑菇）潛在效用與更多有待觀察的研究實驗，也談到「接納」。
如今使用頻率過於氾濫的「接納」，是許多哲學流派、宗教、心理治療的核心，亦即看見一項事實：世界是不確定的。我們不可能控制所有事，時時刻刻都處於無常與不確定裡。當痛苦發生了，我們無法改變或避免，僅能嘗試接納。
當然，這樣的接納也可能被視為成要無條件接受所有事，不論老闆對你的剝削、壓榨，或其他失職失能的人禍悲劇。但保爾森強調，「去接納我們的感覺、思考與經歷，不代表我們必須接納自己所處的境況。」
他舉例，當船要沈的時候，我們可以接納那份恐懼，但同時嘗試搭上救生艇。「接納是與思考保持距離，並去了解印象、感覺與意念的洪流跟我們本身是誰並無關聯。」［註13］
整體社會
儘管《焦慮世代》最終並未給出明確的解答或操作型手法，但也拋出重建想法的觀點：如果放棄心靈時時刻刻要保持平和寧靜的追求，會有什麼改變？嘗試改變對時間的認知呢？如果採取改善、要變得更好的心態來取代恐懼情況變得更糟的避險心態呢（亦即勇於承擔部分風險而朝更好的方向邁進）？
保爾森指出：「我腦中所想的不是一個確定、安穩的世界。」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但必須儘早正視現代社會面臨的精神困境。既然災難已經發生，保爾森呼籲，我們必須採取實際行動。［註14］
他批判了現今奉風險為圭臬的政治，著重放大未來的風險，而閃躲現有體制的問題。比如，當越來越多人使用抗精神病藥物，有研究顯示被人體排放出來的藥物會影響魚類生存，破壞生態。對此，政治人物立即作出反應，裝設過濾器將殘餘化合物消除，卻無視真正該解決的是越來越多人尋求藥物協助的現況。［註15］
這種將風險當作不採取行動作為的思考方式，持續加速把我們推向災難。實情是，不論我們行動與否，風險、不確定性、潛在危機都永遠存在，而我們是否能抱持向上改善的心態勇於踏出改變的下一步？
說到底，《焦慮世代》並非提供教學步驟的工具書，而是從社會學角度分析趨勢、變化，提供更多思考啟發的書。唯有在審慎挖掘起源，開始意識到問題所在，才有可能做出相對應的改變。
回顧本文重點：
1.越來越多人有精神困擾，而單純追求經濟與科技成長無法停止這股趨勢。
2.忽略事實，著眼不存在事物的「反事實思維」使人焦慮。
3.人們想的事經常與現在無關，影響了幸福感。「別想太多」只會讓人想更多。
4.時間、除魅、工作等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使整體社會走向焦慮。
5.不論個人心態上的接納，或社會觀念的重建，唯有行動才能促使改變。
2.忽略事實，著眼不存在事物的「反事實思維」使人焦慮。
3.人們想的事經常與現在無關，影響了幸福感。「別想太多」只會讓人想更多。
4.時間、除魅、工作等認知與觀念的改變，使整體社會走向焦慮。
5.不論個人心態上的接納，或社會觀念的重建，唯有行動才能促使改變。
註解：
1 羅蘭．保爾森（Roland Paulsen）（2022）。焦慮世代：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安的社會（溫澤元譯）。頁43-44。臺北市：大塊文化。（原著出版年：2020）。
2 同前註，頁45-48。
3 同前註，頁35、50-54。
4 同前註，頁35。
5 同前註，頁73。
6 同前註，頁94-98。
7 同前註，頁80-82。
8 同前註，頁85-86。
9 同前註，頁78。
10 同前註，頁116-121、123、127-128。
11 同前註，頁143-146、157-158。
12 同前註，頁162-167、173、177-181。
13 同前註，頁325-330。
14 同前註，頁341-348。
15 同前註，頁205-206。
2 同前註，頁45-48。
3 同前註，頁35、50-54。
4 同前註，頁35。
5 同前註，頁73。
6 同前註，頁94-98。
7 同前註，頁80-82。
8 同前註，頁85-86。
9 同前註，頁78。
10 同前註，頁116-121、123、127-128。
11 同前註，頁143-146、157-158。
12 同前註，頁162-167、173、177-181。
13 同前註，頁325-330。
14 同前註，頁341-348。
15 同前註，頁2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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