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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世代：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安的社會

📖文獻筆記

第一部　當代的焦慮

我們過得好嗎？

■ 不快樂作為一種普遍現象

一九九○年，憂鬱症成為全球第四大常見病因，僅次於呼吸道疾病、腹瀉和產前併發症。二○○○年，憂鬱症已經排到第三位，並在二○一○年來到第二位。最後，在二○一七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報告，指出全球最常見的病因不再是生理疾病，而是憂鬱症。他們早就針對發出警告，而且當時還初估這會在二○三○年左右發生。短短十年間，全球罹患憂鬱症的人數增加了近百分之二十。

看一看最常見的精神醫學臨床表現，以及在特定年份中有多少人符合診斷標準，就會發現全球最富裕國家的數字特別顯眼。現今，至少有一種最常見的診斷適用於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英國與澳洲也不遑多讓，而法國與加拿大的比例依然是五分之一。

有鑑於此統計數據，我想再次提問：到底什麼才是「正常」？如果四分之一的人口有某種形式的精神疾病，我們大概得推斷說不健康是相對正常的。

假如我們問，有多少人在某個人生階段的狀態，符合最常見的憂鬱症和焦慮症之診斷標準，那「什麼才是正常？」的問題就更加迫切。在此，調查結果也各有不同：從奈及利亞的百分之十二到美國的百分之四十七。幾乎每兩位國民就有一位符合診斷標準。

即使世界衛生組織注意到某些臨床表現的普及率快速增長（包含與憂鬱和焦慮相關的疾病），我們也不能忽略以下事實：當前數據不足以說明全世界時間區段較長的發展。不過在某些國家，尤其是美國，歷史趨勢則特別顯著。早在一九八五年，兩項流行病學研究就發現，在短短兩代人的時間內，美國人罹患憂鬱症的風險增為十倍。

什麼是焦慮與擔憂？

■ 對於不存在之事物的思緒

談論焦慮時，我們一般都將其定義為「對未知未來的一連串憂慮，通常是由『要是⋯⋯怎麼辦？』的問題所引起。」

不過我們還能將定義修得更精確。

以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待思維，也就是說觀察思緒如何呈現在我們面前，會發現思緒是一段漸進、連續的過程。所以，「我有一個想法」其實是種簡化說法。我們將思緒從動態過程中抽離，把思緒化約成單一念頭。

每每提到「一個焦慮或擔憂的念頭」，或「要是……怎麼辦？」的問題，這種概念化的說法就會反覆出現（我在書中也犯了這種錯）。實際上，這些思緒是一段動態思考過程。雖然我們能指出這段過程的組成部分，但這種作法會讓我們忘記思緒其實是一段連續動作。

感到擔憂時，思考的動態過程非常明顯。擔憂本身就是一段過程。這段過程有時動得快，有時走得慢，但總是來回打轉，總是帶著明確的目標，企圖透過思想運動來確知未來。在此，擔憂與焦慮的關鍵區別變得更顯著：擔憂的目標永遠是自我消解。

第三部　當代應對措施：我們（能）做什麼？

控制擔憂

■ 依然存在的憂慮

將注意力從意念轉移到其他事物上，這不盡然是件壞事。在許多情況中，轉移注意力可能比反芻永遠不變的憂慮還好。不過，即便是最偉大的啟示，也無法改變以下事實：在我們生活的社會中，我們不得不面對充滿風險及選擇的未來。無論我們飄得多遠，憂慮仍然是無法撼動的根基。

與憂慮共處

■ 接納

在向患者傳達接納這個態度的過程中，海耶斯一開始就強調痛苦的經歷是無法避免的，而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由於這種經歷無可避免，接納是唯一適當的行為。

但接納是什麼意思？我們必得接納所有自己面臨的痛苦嗎？

我們能將接納的概念，解釋成一種激進的社會適應練習。海耶斯批評導致群眾過得不快樂的社會因素（尤其是他本人從事的精神醫學工作），但他對社會的分析並沒有特別深入。不過，這種對接納的理解，目的通常是讓人不要表達內心的不滿。有份研究就清楚顯示，在一場替英國健保體制員工舉辦的ＡＣＴ研討會中，ＡＣＴ幾乎可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練習活動，試圖讓這些員工接納令人無法接受的工作條件。

接納的倡導者都強調，我們絕不能將接納理解為對世界本質的屈從。接納的重點在於不去干涉思想、感覺以及印象，讓它們保持原本的樣貌，而不將其抵銷或淡化。佛教的基本論點就說，我們既不是自己的思想，也不是自己的感覺；我們的精神與心智，會根據我們無法掌控的印象與經驗來運行。我們只能控制自己的行為。所以，根據「基於價值的目標」來採取行動的能力（做我們想做的事），仍然是最重要的。

「每天殺死自己。」這就是海耶斯的極端建議。我們很容易將內心的聲音與自我混為一談，但經過充分練習，這些聲音就會放棄。根據理論，如果我們停止與擔憂對抗拉扯，擔憂就會止息。所以說，這種療法的倡導者主要是希望，接納情緒狀態的能力能讓我們擺脫不快樂的感覺。

■ 不確定的智慧

在肯定並接納不確定性的宗教與哲學中，接納的首要目的既非減輕焦慮也不是醫治我們。接納是為了讓我們看見世界的本質：世界基本上是不確定的。

在憂慮與焦慮的當下，我們會接觸到人類存在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不僅是指無窮無盡的風險以及事情出錯走偏的可能。不確定性觸及人類存在的最底層，它是我們對自己與環境根深柢固的想法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說，接納不確定性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為我們在不確定中更接近真理。

在佛家思想中，這份根本態度非常顯而易見。佛教不僅肯定接納不確定性的態度，還主張要去接納普世、一般的痛苦。從佛教的角度來看，接納是認知與體悟的實踐。佛陀就在第一次布道中描述這份體悟：「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亦是苦。」簡言之，苦是生命的一部分。

藉由肯定、接納不確定性，我們能發現每份擔憂都包含一粒真理，使我們更接近神祕，體悟到我們知道的是如此地少。接納不確定，我們就有機會去了解，原來認為自己能掌控一切是多麼瘋狂的想法。

■ 與擔憂共處時，我們該做些什麼？或者，為何行動問題依然存在？

據說，史上第一位將疼痛與折磨區分開來的人是佛陀，他用圖像描述兩者的差異：我們被箭射中並感到疼痛時，往往會用我們對疼痛的反事實拒絕向自己射出另一支箭。而這第二支箭帶來折磨。

面對迫在眉睫的災難，知道擔憂有助我們理解人類存在的不確定性，這可說是個小小的安慰。接納能保護我們免受第二支箭的傷害，但並無法改變我們已經中箭的事實。

這份差異相當重要。去接納我們的感覺、思考與經歷，不代表我們必須接納自己所處的境況。我們可以接納「生命」，也就是我們此時此刻正在經歷的事情，但不必接受我們的「生活狀況」，也就是外在生存條件。發現船快要沉的時候，我們可以接納那非常合理的死亡恐懼，但不必完全接納自己的處境：我們能接納自己感到恐懼焦慮的事實，同時依然試著去搭上救生艇。

這項區別經常遭到忽視。目標是完全接納：無論什麼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都必須接納。這個概念清楚體現在佛教的新自由主義變體中：讓失業者或雇員練習正念，藉此直接將剝削、混亂與羞辱「從體內呼出」。這種練習長期以來受到佛教徒的質疑，這些佛教徒都將社會批評的概念理解為道德實踐。他們認為將社會發展簡化成冥想與正面的問題是不適切的。在越戰期間，甚至有僧侶表示佛教修行與現實社會太疏離。禪宗僧人釋一行在當時建立一種「社會參與」的佛教，結果也被譴責為太過守舊。一個關照社會的佛教究竟該是什麼模樣，相關討論至今仍未止息。

超越治療

風險領域的不確定性，其實也來自我們對理性與確定性的追求。儘管不可能理性理解我們面對的諸多人生選擇，我們都期望自己和其他人能做到這點。

與不確定性共存的意思，並不是要我們放下戒備。這個概念指的是承擔遭逢災難的風險，並且面對可能會被他人指責為「思慮不周」的事實。

焦慮是如此矛盾不一致：在內心引發無邊波瀾的同時，卻沒在表面留下多少痕跡；在反事實的思想世界中稱霸，在符合事實的行動世界裡卻是消極被動；願意作出犧牲，但犧牲的目的是自我圖利；雖然理性，但又極其荒謬。

在佛陀開朗歡快的笑容中，在週末報紙迷人的影像裡，在雜誌暖心的家庭故事中，我們總是讀到相同訊息：你必須感覺幸福快樂！

針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轟炸，接納實際狀況確實是有效的解藥。但是，如果擔憂和其他「負面情緒」要靠接納才會消失，那接納也只是虛有其表罷了。看著永恆心靈平和的承諾在空中飄浮，坦白說接納只是試圖藉著思想來擺脫思想的賭注。接納的超然體驗，並不是來自那份矛盾的回報：當我們不再期待回報，回報就有可能降臨在我們身上。接納的超然感受在於放下情感、選擇真理。

📝閱讀心得

作者提到：

在二○一七年，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報告，指出全球最常見的病因不再是生理疾病，而是憂鬱症。他們早就針對發出警告，而且當時還初估這會在二○三○年左右發生。短短十年間，全球罹患憂鬱症的人數增加了近百分之二十。

有鑑於此統計數據，我想再次提問：到底什麼才是「正常」？如果四分之一的人口有某種形式的精神疾病，我們大概得推斷說不健康是相對正常的。

換句話說，憂鬱與焦慮可能是社會性的問題，這可能跟資訊快速迭代有關，或者常聽到的：

• VUCA：volatility（易變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complexity（複雜性）、ambiguity（模糊性）。
• FOMO：Fear of missing out，錯失恐懼症。

不過改變外在是困難的，或許最根本的還是得學習與憂慮共處，畢竟憂慮是生物的本能，而作者提到的「接納」在以前文章〈放下執念的層次〉中曾寫過不贅述，作者接著寫道：

目標是完全接納：無論什麼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都必須接納。這個概念清楚體現在佛教的新自由主義變體中：讓失業者或雇員練習正念，藉此直接將剝削、混亂與羞辱「從體內呼出」。這種練習長期以來受到佛教徒的質疑，這些佛教徒都將社會批評的概念理解為道德實踐。他們認為將社會發展簡化成冥想與正面的問題是不適切的。

新自由主義在《失控的熱情》亦提及：

具體來說，我認為熱情原則與兩個強大且已有大量文獻記載的信念緊密交織：也就是賢能制意識形態與新自由主義的個人責任說法。前者相信勞動市場從根本上是公平的，並平等獎勵那些夠勤勞又有天賦的人。新自由主義則是一種政治與經濟的意識形態，主張激進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該主義假設，透過縮減社會方案，並抵制任何可能限制自由市場的集體或再分配過程，便能達到最大程度的經濟與社會福祉。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強調個人應該對自己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負責，政府援助與社會福利供給不但不必要，還會讓人變得消極。—《失控的熱情》

換句話說，憂慮的增長與新自由主義可能密切相關。

在佛陀開朗歡快的笑容中，在週末報紙迷人的影像裡，在雜誌暖心的家庭故事中，我們總是讀到相同訊息：你必須感覺幸福快樂！針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轟炸，接納實際狀況確實是有效的解藥。但是，如果擔憂和其他「負面情緒」要靠接納才會消失，那接納也只是虛有其表罷了。

不論此書的「你必須感覺幸福快樂！」，或《失控的熱情》一書提及的「熱情」，到「你們要自立自強啊！」，這些曲解「自我決定論」的意識形態實則掩蓋了社會的問題。

尤有甚者，例如企業引進冥想、接納取向的課程來提高生產力，本身其實與冥想、接納的最初目的背道而馳，我覺得冥想、接納取向部分已成為「習得性無助」之幫兇，就如同「老闆要員工心懷感恩」一般，以前我對這種假正向思維覺得噁心，不過現在只會拿來調侃：

• 貧富差距？你要心懷感恩啊，想想世界上的難民，你跟難民也是貧富差距啊！
• 工作被剝削？你要自立自強啊！不爽不要做啊，你有離職的自主權阿！
• 物價上漲？沒人逼你買啊，你除了接受物價上漲的事實還能怎麼樣？要正向思考阿！
• 沒錢？景氣黃紅燈、大盤指數又創新高，沒賺的盆滿缽滿是你的問題吧！
• 工作壓力大？你要冥想啊！要感恩啊！要接納啊！要有抗壓力啊！拿出熱情來啊！

這種「想想好像也對」的假積極思維，應是新自由主義的變體，「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強調個人應該對自己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負責，政府援助與社會福利供給不但不必要，還會讓人變得消極。」，而這種啞巴吃黃蓮的狀態（相信一切問題都出在自己身上），可能是現代普遍憂慮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