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閱讀了羅密歐，還沒閱讀茱麗葉！”

作為歷史系的老師，我參加了一次博士班錄取口試。一位考生的碩士論文是國共內戰末期國民政府的“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他考博士班的研究計畫仍然是劉峙，只是深入研究而已。其中一名口試委員問他：“作為徐州剿總，劉峙的共軍對手是誰？”他張口結舌、呆在那裡。

當我與某外系教授言及這則“徐州剿總”論文笑話，聽者以為論文是研究“腳腫”的。看來，博士論文題目多與日常生活無關，有那麼一份博士論文研究佛光山下的一個水果消費合作社的歷史。國共內戰理應屬於“國家記憶”層次，到頭來若淪為水果消費合作社等級的記憶，則逞兩種可能性: 一，這個國家已經沒有這份記憶了;二，這份記憶也沒有這個國家了(它索性變成另外一個國家算了)。

耐人尋味者: 即使已淪為冷僻的專史，研究徐州剿總劉峙的人該知道對手是解放軍的粟裕大將吧! 該生的荒誕彷如一則法國笑話。老師指定學生回家作業是閱讀《羅密歐與茱麗葉》，一週後老師問學生做了功課沒有，學生回答說：“我已讀完了羅密歐，還沒讀茱麗葉！”

粟裕指揮的淮海戰役將國軍的精銳全殲，此後國民政府只剩下長江一線的江防，也於一夕之間被突破。因此淮海戰役—國方稱為“徐蚌會戰”—對國府的淪亡是關鍵性的轉捩點。“粟裕大將”在大陸家傳戶喻，連電視劇都拍到爆，我的一些歷史系同仁卻沒聽過此人!不誇張地說: 海峽兩岸的“中國現代史”恍如兩個平行宇宙!

歷史能走到淮海戰役這一步，必須回溯到抗戰時期，方知其來龍去脈。至於抗戰史，國共雙方各執一詞，至改革開放後共方稍有調整，始承認國方的貢獻，但仍存很大的偏頗。問題在於國方遷台後以中國大陸為大敵，以日本為盟邦，堅稱自己是抗戰主力卻墮入語焉不詳，製造了全景式認知失調。時至今日仍需掃清雙方製造的歷史迷霧，方有較持平的觀點。的確，是到了現時代才有這個視野優勢，劣勢卻是離抗戰時代日遠，尤其在“去中國化”底下的台灣，對該時代在情感上已很遙遠、甚至無感，即使把它說清楚了又怎樣?它已經不是“國家記憶”的一部分。

抗戰之作為國共的生死交叉點，從地緣政治的位移看得最清楚。抗戰爆發前，在南京政府的圍剿下，中共在南方搞的蘇維埃運動走向敗亡，被迫從事“長征”，往華北轉移，待在陝北落腳，由江西中央蘇區出發的紅軍只剩下萬餘人，若全軍覆沒，縱使在南方仍有零落的散股，中共的武裝幾近歸零，只剩下蟄伏各地的地下黨。紅軍之火苗之得以保存，乃因華北是南京政府鞭長莫及之處，除了有山西系軍閥、西北軍和退入關內的東北軍，華北也是日本人正在蠶食的國土，正在把南京政府的勢力擠出。日本侵略的升高導致全國一致抗日，促成國共第二度合作，替中共在華北的命運打開了一扇窗戶。

反而，隨著抗戰的升級，國府卻有朝大西南位移的傾向。中國對日抗戰其實在1931年就開始了，從併吞東北的“九一八事變”起，日本都用戰而不宣、製造局部衝突，得逞後停戰的伎倆進行逐步蠶食。1933年又侵吞熱河和挑起長城作戰，至1935將冀東特殊化，並進窺察哈爾，1936則試圖侵入綏遠。1937年爆發盧溝橋事件，若南京政府仍照往常應對方式，日方得寸進尺，將變本加厲。華北原本就是中央力有不逮之處，打亂日本蠶食華北的戰略唯有將戰事吸引到中央直接控制的長江三角洲來。在民意沸騰下，南京的中央亦須押上嫡系部隊的籌碼，有別於1933年以來的抗戰主要依賴地方派系。如此表態方配領導全國。

1937年不同於1933年，國共已形成抗日統一戰線，內戰於焉結束，已沒有了“攘外必先安內”的考量，全國已形成一致對外的氣勢。德式裝備與訓練的中央軍稍具規模，中華民國的空軍也在1937成立獨立軍種。有了這些本錢，南京中央打算將日本侵略的主力吸引到淞滬一線，在這個舉世顯眼的地方打一場漂亮的仗，望能撼動國際社會，制止日本。中日雙方都沒正式宣戰，也未期待後面會打上八年。(這倒有點像今日世人始料不及沒完沒了的俄烏戰爭。)

南京政府將精銳都壓在淞滬會戰這場豪賭，結果讓誇下“三月亡華”海口的日本在淞滬就耗了三個月。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不如預期沒制止日本，南京政府卻無Plan B。上海淪陷後，日軍長驅直入，攻陷南京。走到這一步，中日雙方仍無長期作戰的心理準備(也乏資源)。發生了南京大屠殺後，中國公使竟然仍留在東京(即沒有斷交)，蓋中方仍期待中日的共同朋友德國居間調停。至於日方，至1938年3月徐州會戰打響後才恍然: 日軍在華並非應變“支那事變”，乃是陷入一個泥沼，方才公布《國家總動員法》，正式進入戰時經濟體制，遣傾國之師來犯，望迅速解決掉中國，以便抽身應付戰雲密佈的國際局勢。這輪猛攻導致國府戰時臨時指揮中心武漢陷落(1938年10月)，國府遷往陪都重慶，以“大西南”為靠背繼續抗戰。武漢陷落後，日方發出和平攻勢，中方唯有汪精衛派動搖。中日戰爭遂進入長期膠著狀態，日本只有待最後投降才能脫身了。

待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時，日方仍在處理“支那事變”，從無正式宣戰。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則在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向美國宣戰而美國應戰後，才正式對日宣戰。一旦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座落在重慶的國民政府的勢力重心就更“西南化”了。中國戰區被納入盟軍的“中緬印戰區”，蔣介石成為該戰區總司令，美軍的史迪威將軍出任他的參謀總長。這個“戰區”大致上只存在於美國人的想像裡。對下轄印度與緬甸的“英屬印度”來說，讓黃種中國人介入和被黃種日本人侵入，同等意味著亞洲的覺醒和白人殖民地主義的喪鐘，因此一味猜忌防範，但當英軍在緬甸受困於日軍，英方又向中方求援，由這個“戰區”的美軍光杆司令史迪威率領國軍解了英軍之圍，卻未能阻止緬甸的淪陷。

顯然，國軍是把仗打到境外去了，卻非完全當義工。一來，為防止日軍切斷中國獲得戰略物資的生命線滇緬公路。二來，也唯有參加盟軍的“中緬印戰區”才能獲得美國租借法案提供的戰略物資，並受美式裝備訓練。第一次入緬甸的中國遠征軍部分回不了國，由史迪威率領進入印度，並在該地受訓成為美式武裝。待從印度重新出發的國軍在1945年3月全面解放緬甸時，中共的八路軍已經在華北奠下打天下的基礎。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也加劇了與西南地方勢力的矛盾。這重矛盾在國軍藉追剿“長征”中的紅軍，進入這些省份時，已發生。1935年，紅軍進入貴州，中央令王家烈的黔軍協同“剿匪”，黔軍屢吃敗仗，勢力遭削弱，中央即罷掉他的省主席，貴州由中央接管。因此，當時就有中央軍“剿匪”是故意“放水”、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的流言。不能說南京政府沒有一石二鳥的構想，但將中央軍驅紅軍入川看成是高瞻遠矚，預備蜀地為後來八年抗戰的“大後方”，則是說得太神了。

其實，當時對紅軍“放水”的是粵軍、桂軍和滇軍，都是敷衍一下、向空開幾槍，送瘟神趕快過境，最出力的是遭重創被中央收編的黔軍。最不想見中央紅軍入川的反而是蔣委員長，一旦發生，中央紅軍將會與盤據在川北的強大的張國燾部紅軍會師。是在長征途中重掌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誤導了蔣介石，他牽著追剿軍的鼻子不斷在貴州境內來回兜圈子，佯裝試圖渡赤水河入川，遇阻後製造中央紅軍將回竄湘西與賀龍部紅軍會師的假象，待坐鎮貴陽督師的蔣介石將部隊調往該方向，紅軍卻劍指擺空城計的貴陽，蔣大驚失色，急令雲南部隊前來救駕，被調虎離山的雲南變成防務空虛，紅軍遂大踏步躍入雲南境內，渡過金沙江揚長而去四川。

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慶幸遁入四川的中央紅軍殘餘，與比它強大得多的張國燾部會師，後者思取而代之。毛澤東與周恩來等人風聞張將用武力解決，倉皇間不辭而別，把朱德落在張國燾那裡，只率領一個軍團和中央機構，繼續北上。另一方面，軍閥派系林立無法統一的四川省面臨兩股紅軍的會師，唯有邀請中央派軍事委員會參謀團進駐，方才奠下後來抗戰“大後方”的基礎。

總的來說，“剿匪”和抗戰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尤其是抗戰期間，蔣介石派親信張群出任四川省主席，遭地方勢力杯葛，無奈唯有親自兼任，地方勢力兩害衡其輕，方允由張群接手。中央之移駕“大西南”，加強了地方勢力反彈的力道。戰時的國府為了團結全國，試驗“民主化”，在1938年在重慶召開包括國、共、各界無黨派人士的“國民參政會”，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從延安親赴重慶會晤蔣介石，協商戰後結束國家分裂、建立民主政權事宜，簽訂《雙十協定》，具體事務則由後續的“政治協商會議”商討落實。有了這些“民主”渠道，地方勢力“反獨裁”、對抗中央遂有了合法性，並在“倒蔣”這一點上成為中共的同路人。

在這裡，“中國民主同盟”扮演了一個樞紐性角色。它於1941年成立於戰時重慶，網羅了各地的賢達，他們多避戰難於大西南(主要在重慶和昆明)，其主席則是張瀾。戰時的中央遷至大西南，剛好與這位“川北聖人”扛上了。張瀾是清末的地方立憲派，在川省釀成“保路風潮”，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他亦似乎從此養成對抗中央的慣性。民國成立後張瀾出任川北宣慰使，其下屬的武官後多成為四川軍閥，終生尊他為“老上司”。後北洋政府任命他為四川省主席，卻常駐北京，支持“新文化運動”、幫助川籍學生留法勤工儉學，他接管的《晨報》變成中國宣揚馬克思主義最早的陣地之一。張瀾回川後從事教育，退出政壇，在地方勢力間卻有廣泛的人脈，除了四川之外，還包括雲南軍閥龍雲，後者甚至成為民盟的會員。

民盟如今是中國大陸境內第三大黨，在民國時代末期則是第二大反對黨，表面上不如第一大反對黨的中共般擁有武裝，卻非市民社會選舉政治底下的反對黨那麼單純。它是民主理想家、左傾份子、社會賢達、地方勢力的一個奇異組合，共同點是“反獨裁”與“倒蔣”。國共內戰末期南京與上海失守，國民政府預備台灣與大西南為兩個生存基地。然而，大西南的政治勢力除了廣西的桂系和四川的楊森等人外，悉數倒向共方，未經歷大戰役就變色了。當時由民盟帶頭的“民主人士”，除了青年黨和民社黨，亦倒向了中共。在推倒國民黨政權上，等於是華北與大西南兩票對南京一票。

戰時國府的“西南化”無疑激化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國府還都南京後，這股矛盾已養成慣性。從南方轉進至華北的中共反而絕處逢生，並在抗戰中壯大成為戰後奪取天下的政權。但這個地緣的位移並非是決定論的。前述中央蘇區的紅軍成功地逃脫國軍的圍剿，進入四川後反而迎來了殺機。如果當時張國燾把主張北上的中共中央滅了，取而代之，而他的路線卻是南進的，歷史的走向就不會走到今天這個樣子。

抗戰的時代要求將國府“西南化”，也可以是化腐朽為神奇。國府在華北力不從心，在西南則作戰到境外去了，卻贏得了美國這位盟友，在戰後的內戰中、在退守台灣後，這個盟友關係一直維持。如果抽掉戰後中共在華北崛起這個因素，國府領導全國抗戰勝利，威望如日中天，戰時的“西南化”正是進一步統一國家的天賜良機。

在“長征”結束後的清晨，紅軍命是保下來了，卻步入絕境。它集中在最後的一個蘇維埃所在地陝北。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而陝北則是它最貧窮的地方，一位在華北從事救災的老外曾形容陝北為“一個在路邊垂死的乞丐”。該地無“地主老財”可打，缺乏開發農民武裝的資源，中共中央打算另尋出路，親率紅軍在1936年2月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受阻於閻錫山，且引來了陳誠與胡宗南等中央軍。4月紅軍回師時，陝北蘇維埃創立人劉志丹陣亡。

東進吃癟，同年10月，在陝北的中共中央組成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佔當時紅軍的實力五分之二，從河套的另一端西渡黃河，試圖控制河西走廊，打通連接蘇聯援助的生命線。在一望無際的黃沙中，紅軍懸軍深入，既發揮不了運動戰，亦無法發展群眾基礎，屢遭回族馬家軍襲擊，幾乎全軍覆沒。

“西安事變”爆發於1936年12月，正值西路軍生死掙扎之際。若掌握上述困境為時代背景，中共雖與奉命剿討的東北軍和西北軍暗通款曲，對他們捉蔣反該是忐忑不安。南京有人不在乎蔣的死活，絕不與叛軍妥協，已經調動大部隊合圍，萬一叛軍把蔣殺了，激起全國公憤，中央大軍將他們敉平，陝北的最後一個紅軍根據地也連帶灰飛煙滅。

張學良等人基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對蔣進行兵諫，實質上為中共製造長征結束以來最大危機。“西安事變”的完滿解決，卻將危機變成最大的轉機。張學良親陪蔣委員長回南京面對軍法審判，蔣則答應“停止內戰”，而“一致對外”則促使中共奉蔣委員長為全國最高領袖，待蘆溝橋爆發衝突，紅軍即被編為國軍的第八路軍，投入華北的敵後抗戰。華北是毛澤東說的“大塊假我以文章”之“大塊”，寫出了一統天下的鴻文。

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坐鎮在“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卻是後方而非戰區，戰區則在山西省西北、東北、東南三個角落，形成晉綏、晉察冀以及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仍採省際邊區模式)，分別由八路軍的120師、115師、129師建立。這些是母雞，生下的小雞隨後撒到其他地方去，例如和當地游擊隊合作建立的山東根據地，以及後來和江淮的新四軍合作建立的蘇北根據地。至於日滿統治底下的東北，在征服者鐵蹄下，任何武裝反抗—包括中共的—皆絕跡，更不可能成立根據地。東北與華北搭配成為中共在戰後勝利的基礎，是由二戰末期蘇軍進入東北才促成的。

另一方面，也有留在南方未參與長征的紅軍殘餘，國府允許中共將南方8省14處的散股合成“新四軍”，至皖南與皖西集結，仍有留在原地的，也有地方派。他們在湘、鄂、皖、贛、蘇、浙、閩、桂、珠江三角洲甚至海南島活動，不同於華北的根據地是規模過小，未能建立像樣的地方政權，只能算游擊基地。總的來說，若將所有的根據地製作成敵後抗戰圖，則與日佔和日控區(除了東北外)覆疊。南方的零星小股不足為患，華北與後來加上去的東北這一“大塊”與“西南化”的國民黨政權剛好形成了斜對角線。

由後果推前因，會得出敵後的抗戰都是中共在打、或至少他們是主力的歷史錯覺—大陸拍的電視劇尤其強化這個錯覺。其實，在1938年底武漢保衛戰結束後，國軍有30個師陷在敵後，國府始強調“敵後作戰”的重要性，後來又陸續增加到60個師。比起來，八路軍的3個師是一個零頭，費解的是為何國軍敵後作戰少見成效?更令人困惑者是在強勢的日本佔領軍底下，共軍的兵力和地盤怎麼都不斷增大?

國與共的“游擊戰”其實是兩個十分不同的概念。國軍傾向把正面戰場的大會戰以外、凡在敵後作戰都統稱“游擊戰”，抗戰早期的“游擊戰”大多符合此標準，即作為正面作戰的側翼，在敵後破壞鐵路、伏擊運輸，作戰單位的自主活動性不大，反輕易暴露，招致慘重損失。八路軍初試啼聲的平型關伏擊戰(1937/9/25)就是國軍山西保衛戰的側翼作戰，雖名滿天下，卻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國軍的敵後“游擊隊”是陷在敵後的正規軍、雜牌軍、地方勢力、甚至獲授予番號的土匪的籠統稱呼。他們缺乏協調，不易協同作戰。地方勢力各有自身打算，土匪只是打著政府的旗號，形勢不利時，這些不穩份子往往投降日軍，成為漢奸武裝。

即使在敵後，國軍的正規軍仍習慣打陣地戰，例如1941年上葉的中條山戰役，是衛立煌將軍把敵後根據地打造成高壁深塹，等候日軍來攻打，受日軍長期圍困，苦戰了一個多月後仍陷落，僅少數人突圍。這場慘敗是一個分水嶺，國軍的華北敵後抗戰從此一蹶不振。

中條山戰役其實喪失了“游擊戰”的意義。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是強調運動戰，前題是保存己方實力，故有“人在城在:人在城不在，人城俱存;城在人不在，人城俱亡”的指導思想:只要留得青山在，地丟了遲早可以奪回來，地縱使守住了，部隊卻打得沒有了，那麼地也終將失去。這個淺顯的道理無需軍事專家都聽得懂。國軍的認知障不限於“守土有責”的心理負擔，而是缺乏八路軍游擊戰的配套。

在敵後作戰的國軍與八路軍其實是兩個迥異的生態系統。國軍歸屬軍政系統，如果駐紮地仍有中國的地方政府，則軍政民政互不相屬。國軍在敵後的“游擊隊”仍需中央補給，補給不及則難免會擾民。八路軍則走軍民合一路線，根紮在地方，兵源來自農村，不同於中央調度的國軍多由其他省份運來，有些還是拉夫的；如果是打著抗戰旗號的地方軍閥、地主武裝、土匪，則甚至與老百姓對立。

對共方來說，黨和軍是一體兩面，而黨是走“群眾路線”的。在八路軍控制的鄉鎮市，有黨支部、群眾組織、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甚至還建立政府。雖仍掛著國民政府的招牌，卻在實驗一種新式地方政府，那就是“三三制”參議會，作為地方領導機構，成員是共產黨員、黨外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皆由各自選出代表，落實包容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中共擱置了江西蘇維埃時期的“階級鬥爭”，只鎮壓漢奸並沒收他們的地產，根據地的政府成員包含“愛國地主”，經濟政策上停止土改，改採“減租減息”，政府徵稅採累進、制，收入多者多繳，沒錢者出力。它做到行政經費、糧食、軍需與兵源皆自足。因此，日軍在華北遇到的就不是土包子的“土八路”，而是涉足“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後來，第二次國共戰爭期間國軍也陷入同一類泥沼。這種沒有前線後方的“人民戰爭”亦讓美軍在越戰中無法取勝，黯然撤出。

時至今日，仍有人在爭論八年抗戰是誰打的! 有人指出:八路軍的總人數不及國軍在淞滬一場戰役投入的兵員，傷亡人數更不成比例；正面戰場的大會戰(據說有22場)，共方如有參戰也頂多是側翼。近期訪問大陸的馬英九曾在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時提供一個數據: 國府列冊的抗日殉國將領有268位，其中只有左權將軍是八路軍的。再深究一層的話:即使在打“游擊戰”的敵後戰場，國軍將領級的殉國者也不只一位。

數據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爭議在如何“擺事實”。抗戰年間的主戰場，如果是中方輸了，就丟失大半個或整個省，遑論省會，甚至國都。淞滬會戰(1937/8/13-11/26)結束後，國府並無Plan B，日軍長驅直入，直搗南京。淞滬會戰期間，中日在華北亦在進行太原會戰(1937/9/11-11/8)。太原失守後，山西省就丟掉大半，省政府逃亡，此時八路軍的115師從陝北躍進至敵後晉東北的恆山和五台山，129師則躍進至晉東南的太行山，120師則沿呂梁山北展至綏遠省界建立延安的護欄，等於打下三個樁，使日軍不只不能有效佔領山西，連河北、河南、山東以及熱河-察哈爾-綏遠（內蒙）的佔領也始終不得安寧。

日軍誇下“三月亡華”的海口，是沒將中方敵後抗戰的因素計算在內。武漢淪陷後，國府的第二把手汪精衛與日軍一般思考，認為中日戰爭已結束，遂萌生響應日方和平倡議的念頭。也是在武漢和岳陽失守後，蔣委員長在1938年11月召開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作為抗戰第二時期的出發點，提出“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後方為前方”的綱領，開始調兵遣將落實。換而言之，若無敵後戰場，抗戰該在當時就結束了，汪精衛避免生靈塗炭的倡議也就證明是對的。

抗戰期間主戰場和敵後戰場的關係當作如是觀: 敵後戰場讓日方無法有效佔領，且牽制日軍不能把充足兵力投入主戰場;當後方鬧得太兇，日軍又必須從主戰場抽調兵力鎮壓，敵後即遭焦土式的掃蕩;一旦主戰場壓力減輕，國軍即開始佔上風，日軍得再度將兵力調回主戰場，來回奔波，師老無功。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把精銳部隊都調到太平洋戰場，中日雙方主戰場的大會戰急遽減少，而且中方多挺得住，呈現長期膠著狀態，有長足進展的反而是華北的敵後根據地，主要是八路軍的地盤。

中國戰場的膠著狀態至1944年方被日軍的“一號作戰”計畫打破，關東軍南下增援支那派遣軍，勢如破竹，國軍兵敗如山倒，日軍從北方直下，陷洛陽、長沙、衡陽、桂林、柳州、南寧。國府戰時的西南大後方震動、陪都重慶岌岌可危。此時法西斯義大利已滅亡、盟軍已登陸諾曼第、同月在太平洋戰場上打贏“菲律賓海戰役”，戰局扭轉效應堪稱“太平洋上的諾曼地戰役”。國府聲望大幅度下墜，一掃盟國對抗戰前四年中國孤軍奮戰的肯定。

國府主戰場失利，那麼大力經營的敵後戰場又如何呢?事後歷史見證:國府有60個師之眾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到1943前後基本上都喪失，近百萬敵後“游擊”武裝，到抗戰結束也煙消雲散；共方的小本經營卻大樹成蔭。當這個主客易勢漸明朗化，國府遂以認知戰應對，從1943年就開始宣傳中共執行“七二一方針”: 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幹的是避日軍之鋒芒、侵吞友軍地盤、撿现成便宜的勾當，據說所本是從中共洛川會議洩露的密件。

問題在洛川會議是從1937年8月22日至8月25日，保衛山西的太原會戰還未開打，淞滬會戰雖然已開打，但中日雙方都沒預期此後兵禍連結八年。戰局之變質待進入1938年才有人恍然大悟，毛澤東在3月份發表《論持久戰》，同月，日本亦改變思維，始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其意向卻與毛澤東主張慢慢消磨侵略者相反，試圖以萬鈞之力及早結束“支那事變”，免曠日持久。待攻佔武漢後，中方的汪精衛派認為勝負已判，主戰的主流派只認之前的抗戰告一段落，新階段來臨，感來日方長，才重視敵後作戰，蔣委員長在將“敵後作戰”與“游擊戰”混為一談下，甚至有“游擊戰重於正規戰”的口號。因此，曰中共預期洛川會議之“七二一方針”有充足時間鋪開、在八年後得逞，大概有印度預言神童列席吧!

荒謬至極者:至2023年仍有人信有“七二一方針”這回事。沉溺於此考古題者無疑是活化石，已失當年國共雙方互爭抗戰之功的時代意義，乃近日反中派、港獨之流信手拈來充實武庫，卻非但毫無長進而是比當年更蠢。1943年國共已撕破臉，但仍大敵當前，共方則處於劣勢。今日的視野已多了戰後共方戰勝國方，又在朝鮮半島打敗“聯合國軍”這重歷史透視，抗戰期間共方“一分抗日”的說詞就等於說它沒多少實戰經驗，閃躲與日本人交鋒，地盤卻奇蹟地不斷擴張，在1940年重慶中央正式切斷共軍的補給後，靠蛀小米和高粱(多半只有土豆)把自己從三萬餘人養肥至一百萬人，終於日本投降後，輕易擊敗美國支持的國民政府。若不要這樣侮辱國軍無能，該提中共在國土仍未統一，竟然敢出境作戰，在無海軍空軍的限制下，挫敗了美國名將之星麥克亞瑟—換作這個思維，國軍雖敗，卻非我們想像那般無能。

這裡，我們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不只是一方造假了另一方，而是造假了另一方也造假了自己。莎劇《羅密歐與茱麗葉》不容刪成獨白台詞。

進一步發揮上週三“我閱讀了羅密歐，還沒閱讀茱麗葉！”討論會上的一個命題:抗戰年間“國民政府勢力基礎的西南化”與中共在華北形成斜對角線，牽引出自西元10世紀以來，中國改朝換代的動力皆出自東北方的命題。這裡進一步發揮:該趨勢的端倪或許已見於“安史之亂”，但至10世紀的遼朝則浮現一個歷史的“長時段”穩定結構，它至金、元成為主框架。繼起的明朝貌似唯一例外，事實上以北伐建朝的南京明朝不旋踵被燕王朱棣的北京明朝給滅了，明朝等於被重新奠立一次。清朝則毫無懸念是從東北關外入主的。中共對國府的勝利亦始自“遼瀋戰役”。

這裡並非中共的勝利乃長時段結構命定論，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介入，這次改朝換代也可能是日本在亞洲大陸建立一個新的金朝、新的元朝，甚至另一個清朝。因此，如果一千年後的世界史教科書只允許一段的篇幅蓋括中國的公元第二個千年史，只能談這個“長時段”穩定的歷史結構，根本不會出現毛澤東、蔣介石，遑論孫立人的名字。(孫立人是在台灣這個井底看到的國共內戰期間唯一的名將。林彪呢?劉伯誠呢?彭德懷呢?尤其是粟裕呢?)

未來的世界史教科書這個只給一段的篇幅也將指出:在帝制最後一千年內，中國的首都也一直在北京。這個“長時段”趨勢也韌始自不太起眼的遼朝，它有東南西北中5個首都，今日的北京是它的南都，也是北京唯一的一次稱作“南京”。遼之“南京”後成為金的“中都”、元的“大都”。明太祖驅逐元朝，定都南京，將這個北方都城削為“北平”。燕王朱棣篡位後遷都於此，正式定名為“北京”，滿清入關後，沿用之，一直沿用至民初以至北洋政府，待國民黨從廣東出發北伐，奠都南京，又把“北京”貶為“北平”。南京國民政府卻比南京明朝更夭壽，才22年又被中共將“北平”恢復為“北京”。

現在的問題是:能否預言一千年後的全球史簡明教程裡說公元第三個千年的中國國都仍在北京?至少在1949年以後可見的這一個世紀裡，地方割據武裝奪取全國政權而又定都於龍興之地的可能性已等於零。在帝制的後一千年歷史裡，能奪取全國政權的勢力也多被吸到有“千年國都”光環的北京。至于未來，可能有環境學的因素迫使遷都，例如戈壁沙漠東移之類。至於外力分解中國的可能性呢?李登輝的大卸七塊論只是一個願景，有能力去執行的美國即使有此意願，也在上個世紀已經喪失了這份能力。往後的千年則變數太多，地球不再適合人類居住都說不定。